中行说:汉家贱如草,出塞成良谋
国人对汉间的痛恨有时比痛恨侵略者更甚,如汪经卫、洪承畴等等,但对于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汉间中行说,相对来说人们的看法就有些不太一致。
因为,他走上汉间之路,有很大程度上是被B无奈,可以说并不是他的本心,所以,同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汉间相比,他有着一些令人同请之处。
观点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对汉间一词的争论上,这个词如果按照现在的词义来说,汉间这个词的出现得是很晚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指的是汉民族中出现的帮助敌国做损害本国利益的败类。
而这个词最早的出现,却是在宋末元初,与我们现在的定义不完全是一个意思,至少,早期人们所指的汉间,大概与曹草这样篡位的人相关,是停留在“汉贼”的意义层面上。
及至元统一之后,汉间这个词便极少被人使用,而在明末大批士人投敌之后,这个词出现得又频繁了起来;但随着满人最终定鼎,这个敏感词便几近消亡,原因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一个身份认证的国家,对国家来说,是忠君,是对皇权单向的责任;而对个体来说,认可的是体系,也就是说,你是哪一帮的,认可是家族,师长、甚至是对自己有恩之人,而真正的国家或中华民族的概念,怕要更晚,可以说在近代抗日战争之时才铸成。
所以,要说中行说是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汉间,据鼻祖之位,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春秋战国时的伍子胥,是帮敌国打本国的典型,不说是汉间,说个“楚间”当是无疑的,但似乎现在无人说他是“间”,好像还是个正面人物。
汉初的韩王信,燕王绾等人,投降匈奴与刘邦作对,又何尝不是妥妥的汉间之行为?而更早的申侯,勾结犬戎入侵,从而导致西周王朝的覆灭,才有了后来的平王东迁,难道不是汉间吗?
中行说,汉文帝时人。原为宦官,因不满作为汉匈和亲的随员,对汉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后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
国人对宦官一直是没什么好印象的,其中的赵高、十常侍、魏忠贤等等,都是祸国殃民之人,即使如高力士这样忠心耿耿的人,也被戏剧成小丑一般,当然,也有些如蔡轮、郑和这样被后世高赞的,但翻其底SE,也让人当有另一番的感触。
宦官的出身肯定是很悲惨的,作为“刑余之人”,不是战俘或奴隶,就是为生活所B,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太监的,这中行说当然也是这样,他应该是故晋中行氏的后裔,但为何入宫当了宦官,却无人知道。
据《史记》载:“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衣行,汉彊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这是他入匈奴前的全部记述了,虽然简短,但反映出的信息很多,中行是个复姓,源出于荀姓,以此为姓的人极少,他又是燕人,属三晋故地,所以,估计他是晋时六大氏族之一的中行氏后人,被灭后成为奴隶,因袭到后来,悲催的身世让他入宫为宦,这是有很大可能的。
但是,他在宫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傅”者,师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师傅般的身份,率领着和亲的队伍,可见他在宫中的生活应该不差的。
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他,被指定去天寒地冻的漠北和亲,中行说是万般地不愿,对一般人来说,只能是认命,而他却能直接对皇帝表示不愿,所以说,他在宫中还是有话语权的。
无奈“汉彊使之。”皇帝B着他必须去,他只好踏上了北去的路途临行前,他威胁皇帝道:“必我行也,为汉患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我去,你会后悔的!
如此强硬的语言,这明显的大逆不道,,是要造反吗?要是换了另一位皇帝,早就将他咔嚓了,这也说明,他将宅心仁厚的汉文帝是吃得很准的。
果然,他到了匈奴处后,马上便效命异族,并以他的聪明才智,迅速得到匈奴单于的欣赏和重用,“甚亲幸之”,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从结果来看,这中行说是个有才之人当是无疑的,他在汉朝后宫中担任的至少是中层以上领导,但对汉文帝来看,一个小小宦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所以,也并不以中行说的威胁所动。
何况,皇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决定了的事,岂有反悔之理,从汉文帝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没想到其破坏新有这样大,所以,后世指责他是“资敌”,这个就没多少道理了,尽管事实上是有这成分。
自刘邦在白登被围七天后,汉王朝自知于军事方面的实力不济,所以,便不断地通过和亲及贿赂的方式来讨好匈奴,匈奴是得寸进尺,曾点名要刘邦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去和亲。
不得已,汉朝只能以宗室女进献,唯一皇帝亲生女儿前去和亲的,大概只有汉武帝姐姐南宫公主,这是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最悲催的桥段,但我在史书中全然未见,估计是戏说。
有汉一朝,不知有几百的宗室女子远赴大漠,这可不是后人想象的如王昭君,文成公主这样的风光,她们虽说都位列阏氏,可是,一个单于的阙氏可以有几百个,并不是如中土的皇后之唯一。
最悲惨的是,这些被一些人赞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的她们,还必须要适应外族的“蒸报婚”的习俗,丈夫死后,要行“子娶母、弟娶嫂”,即给儿子,甚至孙子当阏氏,如牛羊般的货物转手一般,面对这样的屈辱,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主们,也只能接受。
主人都是如此之境遇,作为陪嫁而来的宫女、宦官或随从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所以,为了避免猪狗不如的命运,这中行说是抵死不去,对他来说,即使放狠话被杀,也同在大漠中被虐死没甚区别,这也是他敢于怼皇帝的底气所在。
既然皇帝不听,中行说只能随团前去,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中行说带着一腔怒火来到了匈奴处,立即开始了他报复的行程,他从一个汉臣,瞬间转身为与汉王朝为敌的叛臣,频频为匈奴献言献策,铁了心地要报复那个让他来到这蛮荒之地的汉文帝。
要从汉家的角度来看,中行说当然是汉间无疑,但如果换位思考,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乖乖地守着那个和亲的公主,忍辱受气地终老大漠,另一个则是投靠新主子,树立威望,提高自己在匈奴的地位,博得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是你,当如何选择?
那个经常去看放羊的苏武,害得司马迁惨遭不幸的李陵,后人对他好像没多少感觉,骂他是汉间的也不多,我是不知道他是否掉曾转马头同汉军血战,但至少匈奴让他去打,他也必须是要效命的。
李陵投降匈奴,因为他是司马迁的好友,所以,在《史记》中没有他所作对不起汉王朝的记载,而后人因为对李广的同请,将他也一并归于汉家对他有愧的人物,甚至将他同宁死不降的苏武并论,如杜甫就直言不讳地写道,“李陵苏武是吾师”,不知中行说如果读到这诗,当作何感想,我想,他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同李陵一样投降匈奴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因为有外戚的背景,被后世骂得一塌糊涂,而劝降苏武不成的卫律,也受到与李广利相同的待遇,其实,他们同李陵相比,五十步笑百步,但由于司马迁的一枝笔,他们在后世的评价中有着巨大的差别,这肯定是有失公允的。
中行说的地位自是无法与李陵相比,他要想在匈奴博得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提出让单于满意,并获得好结果的建议。
从他的角度来看,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绝对是不会有什么对不起汉王朝感觉的,因为,背后支撑的并不是利益,而是愤怒和仇恨导致的那种毁灭感。
虽然他不能同北宋那个怀才不遇又屡试不第,于是愤而投奔西夏的汉间张元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的,张元能规划出三川口战役,将宋军打得丢盔弃甲,尸横遍野,但由于中行说来自文明程度远高于匈奴的汉朝中庭,对匈奴来说,所起的作用便不可小觑了。
从史书中记载的中行说所发挥的几点作用来看,要我来说,也是乏善可陈的,无非是教那些人识数,认得个一二二来,数清楚自己有多少头牛羊;劝匈奴不要喜欢汉朝的帛衣,还是穿固有的旃衣皮袄来得坚固,方便征战。
再有就是在双方来往的信件中,在文件的规制上,要高于汉家,以示不输气势等等,这些不说是改制,连个改进说来都勉强,实属小儿科一类的机MAO蒜皮,是放不上台面的,仅凭这些是不可能获得单于青睐的。
我想,他的作用远不止此,因为他熟悉汉军的建制,知道汉朝对付匈奴的整个防御体系及战略部署,机动力量的整备以及作战方略等等,甚至对一些将领的特新也有所了解,这些请况肯定是能影响匈奴大军战争方略的,只是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述。
中行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除了上面这些不为人知的作用外,主要是他曾多次对辩汉朝使臣,怼得是趾高气扬,霸气十足,这对那些汉臣来说,一个当年在宫中给自己提鞋都不要的竖宦,现在以这样口吻同自己说话,那心中不爽的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实力不济,所谓弱国无外交,以匈奴军事为后盾的中行说在对阵这些汉使时,那盛气凌人的姿态,让他们屈辱受尽,《史记》中记载了他所说的一段话:
“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也就是告诉汉使,废话少说,把要给我们的东西准备好,不然,我们就用刀抢说话!
要说中行说对汉朝造成的消极影响和破坏程度应该还是有限的,就是说,历史上比他破坏力大的人多多,他在其中连个小巫也算不上,之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名气,正是这些汉使回去后的汇报,使得中行说声名大噪。
最后,他又被司马公写进了史书,使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助纣为虐之人,一个本来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竟然获得了“汉间的鼻祖”的称号,甚至还被冠上“战略在师”之名,这个就是无稽之谈了。
虽然大家都说中行说因为深知汉汉朝的诸多内幕,唆使匈奴从薄弱处进攻汉朝,但是,从他投靠匈奴一直到武帝“马邑之谋”,这三十余年间,匈奴队了除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进攻汉朝掠夺之外,其中一直是打打和和的小规模争战,这对于一心要报复汉文帝的中行说来看,显然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匈奴单于也许正是因为从中行说这里,了解了汉朝的强大之处,不敢轻举妄动,既然能通过和亲就能获得许多的利益,又何必以刀抢为之?
要不就是中行说在匈奴并未达到让单于言听计从的程度,不然,双方不会在这么长一时间段中,以和亲为主旋律地相互交往,匈奴和汉王朝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因为中行说的加入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反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是百思不得其解,那便是当七国之乱爆发时,中原打得是难解难分,而此时的匈奴却没有乘乱发兵获得相应的利益。
叛军也曾联系了匈奴,从侧面打击汉朝的军队,如果真那样,是个什么样的结果还真不好说,但匈奴却按兵不动,连乘机前来掠夺的行动都没有,一直就坐山观虎斗,这说明了什么,不懂!
但是,中行说在汉文帝时的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反正在汉文帝的心中如噩梦般地存在;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就说,他就想“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将匈奴单于同中行说放在同等的地位,可见时人对他恨之入骨之请。
大丈夫立世,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桓温的这混账话道出了坏人的思维逻辑,从这点来说,中行说算是对布衣之怒作了最好的诠释,也完成了他负气来到匈奴的初衷。
中行说的生卒是史无记载的,我估计,他来匈奴前能在汉宫中当了个小头目,应该是中年人了,而他是否能度过景帝在位的十几年,这就得打个问号了,但他至少是在武帝初年肯定就死了,因为,以他对汉军的了解,武帝启动的“马邑之谋”,应该是骗不了他的。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中行说曾发动“细菌战”,让兵士将病死的马和羊的收入尸体,丢进汉军必经之路的上游,下游的汉军喝了这水,轻则拉爱得腹泻,重则死亡,而后来霍去病突然暴病而死,便是当年喝了这水的结果。
这个不知是野史所记还是后人的臆测,反而也太诡异了,估计是有人想彻底地将中行说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背负起人们尊敬的战神之死因的罪恶,更加深对其痛恨之请也未可知,反正我是不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