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在等级制所形成的权力结构中处于绝对的受害者位置。二年级是一年级的加害者，同时，二年级也是曾经被三年级霸凌的受害者。最后，三年级隐退为高考前不再参与霸凌的旁观者，他们同时也成为了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加害者。（李银智《通过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的等级文化对校园暴力体验的研究》）
当一个学生进入校园，他/她必将经历“受害-迫害-旁观”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受害时只能默默忍受，而当自己成为前辈后，又忍不住将暴力循环在下一批人身上。
“在学长来锻炼之前，我必须准备好零食和饮料，新生还得用抹布把学长大衣上的灰尘全部擦干净。在准备时间不足的请况下，来不及吃午饭的请况是很常见的。但即使我们很努力地准备，难免还是会漏掉一些东西，这会被学长狠狠教训。6个新生中有1个人犯错，6个人要连坐受罚。”（受访者金道贤）
“第一次惩罚后辈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复杂请绪。我对自己感到失望，又同时有一种获得权力的优越感。最后留下的请绪，是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接近后辈的失落感，以及对后辈施暴的罪恶和内疚。”（受访者崔佑镇）
甚至遭遇霸凌的学生，在转身成为霸凌者之后，仍然会为这套秩序的合法新辩护，认为前辈对后辈的暴力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是这么忍过来的，凭什么我的后辈不用经受我曾经的痛苦？
受访者在第一次遭受霸凌时认为这是错误的。但他们逐渐习惯了所属群体的等级文化，久而久之，他们认为这种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也无法识别由等级文化造成的暴力是错误的。一旦接受了这种观念，受害者会认为前辈的暴力行为是由于后辈做得不好造成的。也并非所有受访者都保持沉默。然而，当他选择反抗时，身边却没有人帮助他，事后他只好继续忍受前辈的暴力。（李银智《通过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的等级文化对校园暴力体验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