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关麟
2019 年，发改委印发的《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宣布，到 2022 年底，要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规划布局，力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覆盖全国所有省份。
随后，89 家堪称国内专科实力最强的医院纷纷进入了向外输出的行列里，携带人员、物资奔赴各地。
这是医院们的「上山下乡」之路。
永恒的命题
首先，我们需要引入一个熟悉的老词：「看病难、看病贵」。
1995 年，「看病难」与「看病贵」开始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随后关注度不断增长，并在 2006 年，这个新医改的前夜达到顶峰。
图片来源：「看病难、看病贵」的话语变迁（1978—2012）
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进行拆解，就会得到两个核心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新，考核医疗资源总量是否充足、分配是否公平公正、能否覆盖到足够多的人群，而这些复杂的条件后来被抽象成了一句简答易懂的目标——「大病不出省」。
医疗资源的不均衡与再分配是医改的永恒命题，其中，根据政治地位、经济请况、地理条件决定的城市之间不均衡尤为显著。
北京、上海为医疗资源的第一梯队，被定义为「辐色全国」国家医学中心；而第二梯队的武汉、长沙、广州、成都、西安等地，也属于「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覆盖华东、华北等大区；省会城市则需成为省内患者的大病就医首选；地方城市与基层卫生机构，则应当做好本地患者的基础医疗服务需求。
而从全国的角度上来看，梯队的建设并未完成，从第三梯队以下，城市就医的「分级诊疗」亟待完善，全国患者仍习惯于「看病上北京」。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曾在「关于 2018 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请况」的通报中表示：住院患者跨省异地就医问题仍然存在，患者流入最多的省份前 5 位分别为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广东省和浙江省，共占全国异地就医患者的 53.6%；流出患者数量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安徽省、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和河南省。足见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明显。
另一方面，可以用以衡量的则是个人卫生支出与间接卫生费用，其中，间接费用可以理解为在进行医疗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路费、住宿、误工等费用。
图片来源：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个人卫生支出+间接卫生费用的算法，能够部分反映出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值得注意的是，这组算式中，存在几个能够下调的变量 x：
从个人卫生支出方面来说2021 年《「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印发，将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作为约束新指标纳入发展主要指标体系，提出从 2020 年的 27.7% 降到 2025 年 27% 的预期目标；从间接费用角度来说，好医院的远近、医生医术的高低、信息的普及程度——即患者就医的效率、质量，都能直接影响「看病贵」。
兜兜转转一大圈，事请再次回到起点。
对于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人而言，好医生太少、好医院太远，看病太难太贵，而资源继续流向头部，同时从全国角度来看，仍未能减轻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
而 2017 年，一份文件让这场无尽的循环出现了裂缝。
一家医院的使命
2017 年，当时的国家卫计委印发了《「十三五」国家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指出要按照每个省遴选在医、教、研、防、管理上均具有领先水平的综合医院，设置建设 1 个综合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原则上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 6 区均遴选医院，按儿童、肿瘤、心血管、妇产、传染、口腔、经神等专科设置。
而就 2018 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数据，异地就医中，省外患者人次最多的前 5 个科室正是外科（24.24％）、内科（22.61％）、肿瘤科（11.01％）、妇产科（9.91％）和儿科（7.23％）。
2019 年 10 月，《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印发，正式启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而相比过往对口帮扶的下基层，这一轮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设置区位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是输入地区的不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第一批试点时选取了福建、河南、云南等 8 个省份，而这 8 个省份并非传统上需要接受医疗资源援助或输入的地区，河南人数虽多，却有郑大一附院坐镇，而以福建为例，其作为沿海省份经济相对发达、交通便利，医疗资源也不算薄弱，2021 年的复旦百强榜中有两家医院在榜，甚至长期承担对口支援的任务。
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显然并不满足于此。《试点工作方案》显示，试点地区的选取上，主要有人口基数大、转外就医多、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等特征，而作为输入的医院，也必须是「国家队」水准的一流医院（主要位于北京、上海，小部分为武汉、长沙等），目的是通过中心建设，缩小当地重点病种治疗水平与全国先进水平的差距。
换而言之，就是要让国家队「上山下乡」，孵化出当地自己的国家水准医疗机构。
但如果只到这一步，除了帮扶对象基础更扎实，中心的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要解决大量患者异地就医的问题，提高医院的辐色范围与能力，还需要改变的一个思路，即「补长板」。
《「十三五」国家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指出，要遴选管理水平高、基础设施好、医疗技术先进，服务能力强的医院，择优设置。
以首批试点中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安徽医院为例，由安徽省政府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依托安徽省儿童医院合作共建。输出医院 2020 年复旦榜上儿内儿外分列第一与第二名，而儿科-儿科的对口支援，显然是为了继续加高原本专科医院的「长板」，在安徽打造一家儿科实力足以辐色全省、甚至影响周边城市的医院。
同时，从建设与架构上来看，比起「挂牌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更像一个独立灵活的第三方「新机构」。由于规划要求优先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设备和人才队伍，往往依托在当地树大根深的知名医院进行共建，内部的架构也需要重新梳理。
但从各国家医疗中心领导班子构成来看，两所医院往往会保持相对平衡，在建设上，输出医院往往派出较多高级别专家常驻，而输入医院甚至会单独将科室拆出进行共建。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工作人员告诉丁香园：「我们的优先程度是：先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发挥辐色周边职能，再是共建医院。」
大病真的能不出省吗？
大病真的能不出省吗？
这个问题如今被赋予了许多「指标」的抽象意义，但从根本上看，不过取决于省内医疗在「重病治疗」这块长板上的高低，而对于医疗这门综合学科而言，长板的「长」，往往也意味着其他实力的均衡发展。
而从 2017 年的国家区域医院中心规划，到 2019 年的 89 家最强医院「上山下乡」，全国顶尖医疗水平的看齐，或许还需要一些时日。
据发改委，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开业后，河南省 2020 年前往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住院患儿分别比 2016 年减少 8.26 万人次、2542 人次，降幅达到 63.1%、51.3%。
当家门口就能看上北京专家的时候，患者自然会用脚投票。（策划：L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