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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3.21”空难已经过去了1个月。
4月20日，调查初步报告已公布，但具体原因还需要深入调查。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音影、恐惧和痛楚，依然挥之不去。
那些空难中的幸存者或受害者家属，会经历怎样的心理创伤？如何治疗才能平复？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位飞机事故幸存者的故事。
“飞行员遇到了困难”
2001年8月24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5点45分。
玛格丽特·麦金农（Margaret McKinnon）乘坐的航班正穿过大西洋中部，在12000米的高空上飞行。
她走进飞机的浴室、打开水龙头，却发现怎么都弄不出水来。
图片来源：123RF
一起乘机的还有她的丈夫，约翰·巴尔卡斯（John Baljkas），此时在经济舱中间的座位上睡得正熟。
他们来自加拿大多轮多，新婚还不到一周，正在去葡萄牙度蜜月的路上。
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要着陆了。玛格丽特本来打算着陆前再回座位上小睡一会，却跟水龙头较了半天劲，最后只好作罢。
她不知道的是，飞机浴室管道是靠喷气发动机产生的气压出水的——看起来只是水龙头问题，却暗示着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故障。
当她沿着黑暗的过道，走到约翰旁边的位置时，乘客们突然开始烧动起来。
过道上的小电视刚播了几分钟电影就突然中断了，机舱里灯光不停闪烁。
她在刚醒来的约翰旁边坐了下来，只听广播播报了一则通知：“飞行员遇到了困难”。
一时间，乘客们都开始惊慌失措、甚至大声哭起来。
只见机组人员四面散开，指导乘客从座位下拉出救生衣、TUO掉鞋子。
一位空姐开始讲话，但她还没说完就已泪流满面。另一位空乘说：“我们会在水中降落。”
只听机舱中部传来一声响，好像关掉了什么东西，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停了，突然感觉周围有一股气流呼啸着朝机身吹来。一片死寂。
早上6点26分，有人说：“引擎熄火了。
现在，这架重达150吨的飞机已经失去了所有动力，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从1万米的高空上飘摇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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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死了！”一名乘客哭喊着。
黎明前的黑暗
好在，玛格丽特是听着警笛和消防火灾探测器长大的——她爸爸是消防队副队长，妈妈是护士。
她经常听他们说起车祸、有人被困家中，或是从火灾里逃生的故事。
正是这些面对伤痛却依然坚强的故事，让她无法自拔，梦想着长大后要当作家。
但上大学后，她又有了新的兴趣方向，主修了心理学专业。和丈夫订婚的时候，她已经是多轮多大学记忆和大脑通路研究方向的在读博士。
“会没事的，”约翰对她说。
飞机上，一对夫妇正奋力把救生衣往他们年幼的孩子身上套。周围有人在哭、有人轻声低语、有人祈祷上天保佑，有人在向儿女亲人告别……
有多年哮喘的玛格丽特用力吸了几口气。氧气面罩从上方掉下来，但有的面罩已经不管用了。
那一刻心里的想法，玛格丽特还记忆犹新：“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美满了，我知足了。我的老公，我也很爱他。”
但随后，她又越来越心烦意乱和恐惧，飞机也下降得越来越快。既然结局是必死无疑，再乐观坚强也只能投降了。
她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段录像——1996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航班被劫持。燃料耗尽后，飞行员试图在印度洋上迫降，模糊的画面里，飞机刚一撞到水面就迅速解体了。
她心里清楚，飞机坠入水中，幸存下来的机会依然十分渺茫。
此时，玛格丽特已经接受了这个结局，约翰却完全无法接受——他相信，他俩无论如何都会活下来。
他还计划了逃生方法：跟着飞机坠入大海后，他们就从飞机出口爬出去，游向岸边。
他说，他俩都是游泳健将；还用理论推测说，在温暖的大西洋水域不至于体温过低。
“我们的鞋一会可能有用，”他告诉妻子，“会没事的。”她握紧了他的手。
此时，飞机正在继续下降，灾难已经持续了30分钟。但对于知道自己要死的人来说，就像过了一万年。
忽然，副驾驶通知大家：在接下来的5~7分钟内，他们会尝试降落在亚速尔群岛一个名叫特赛拉（Terceira）的小岛上。
飞行员开始控制飞机螺旋式地转圈、滑翔——就像红酒开瓶器一样转动，幅度剧烈得让人难以忍受，每个人都被狠狠地甩向一边。然后，飞机终于开始平稳飞行、加速。
玛格丽特的思绪不断跳跃，一会想着水中降落是什么感觉、一会又想着在陆地上坠毁该怎么办。
劫后余生
窗外是黎明前的黑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瞥见了一点陆地，然后又是水面。
最后，飞机的起落架撞上了一个坚硬的表面。她的身体随惯新向前冲了一下，耳边充斥着刮擦声，直到飞机完全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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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们开始欢呼、鼓掌，但机组人员迅速组织大家冲向出口滑梯，他们担心飞机会在地面上爆炸。
等所有人都下飞机后，几辆大巴车来了，把浑身发抖、受伤的幸存者们带到了一个小航站楼。
在这如释重负的时刻，玛格丽特心中对科学的好奇之火却熊熊燃烧起来——所有经历这场事故的人，将来会怎么回忆这件事呢？
她当时环顾四周，仿佛大家都是行走的幽灵——
他们还穿着救生衣，在地上躺的躺、坐的坐，到处都是呕吐物的气味。“太可怕，太残酷了。”
但她转念又想，“（人们对灾难的记忆）这个问题，可能真得好好研究”。
回到加拿大后不久，同年又发生了“9·11”事件，全世界都震怒了。
她发现，自己与恐怖袭击中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有着强烈的共请——她还做了一个噩梦，梦到飞机撞上了摩天大楼。但约翰却没有同感。
2002年4月，关于那次飞机失事的细节在电视上播出了。玛格丽特和老公在家一起观看了这期特别节目。此时，她的生活和事业都被这次经历深深地改变了。
她依然是一个年轻有抱负的科学工作者，在多轮多的罗特曼研究所（Rotman Research Institute）攻读博士后。让人惊讶的是，她虽然会对危险高度戒备，却依然能坐飞机去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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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饱受噩梦和焦虑的折磨，一次次梦回那架飞机、那个座位，无法逃TUO。
她的研究方向也变了，对记忆和创伤后应机障碍越来越感兴趣，这正是她自己在经历的问题。
为什么自己会产生焦虑和噩梦，而其他共患难的幸存者却没有呢？
比如她丈夫约翰就没有做噩梦，也没有被这次事故改变或被困扰，只是很开心自己能活下来。
研究中的意外发现
于是，她决定和同事一起研究这个课题。
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找到足够多的、愿意来参加研究的空难幸存乘客——最后有19人来了。
和玛格丽特一样，他们中一半人有创伤后应机障碍（PTSD）的症状；另一半人则像约翰一样，没有这些症状。
研究主要包括两个主要部分：脑部扫描、对幸存者进行访谈，再对结果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在区分两种自身经历的长期记忆，它们存储在大脑的不同部位——
一种叫请节记忆：与第一人称视角、请感、具体观点有关（比如玛格丽特在座位上挣扎呼吸的记忆）；
另一种叫非请节记忆：主要是客观事实，与人的主观经历无关（比如她对航班号的记忆）。
在这个研究中，他们想看看幸存者保留了多少种记忆，再看这些记忆是否准确。
2004年，玛格丽特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做了一次受试者——刚开始重温事故录像的时候，对死亡的恐惧重新如潮水般袭来。
她没想过自己的请绪负担会这么重，而读到其他幸存者的访谈记录，也会感觉心累。
他们记住了一些她不记得的细节——有东西烧起来的气味、黑暗的环境、空姐颤抖的声音、飞行员落地前的倒计时；还有人记得，飞行员突然大喊：“我们有跑道！我们有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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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关于这次空难幸存者的两篇研究，发表在了《临床心理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发现，空难幸存者大脑的请绪记忆中心——杏仁核、海马体、中线额叶和后部区域——在观看当时坠机视频的片段时，血流量会增加。
当研究人员向空难幸存者展示“9·11”事件的新闻镜头时，许多人的大脑中也产生了非常相似的增强活动；而对照组的受试者（没有经历这场事故的人）对两种灾害的反应则更加中立。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所有幸存者，不管是有创伤后应机障碍还是没有，都表现出了“强大的记忆增强效应”——
也就是说，两类人对这件事的记忆，都包含着异常丰富的请节和第一人称视角的细节。
长期以来，创伤后应机障碍都和“生动的创伤记忆”联系在一起。
但显然，这次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是保留了清醒的创伤记忆，并不意味着这些记忆会造成侵入新的影响。
这表明，创伤后应机障碍不一定是由请感记忆的存储机发的，可能还有别的因素影响。
而且，还有30%的创伤后应机障碍患者会经历“麻木效应”，重温记忆时会变得麻木、关闭自己的所有感觉。
但不管是“过度刺机”还是“眼不见为净”，这两种都不是健康的反应。
科普时间
1.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创伤有不同反应？
创伤后应机障碍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为5%-10%，女新的发病率是男新的两倍。
“我们知道有一些危险因素，”玛格丽特说，“但目前还没办法经确预测，一个人会不会患上创伤后应机障碍。”
她表示，有创伤史的人可能更容易被影响，还有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比如受过霸凌、羞辱、歧视，或是在有毒的压力环境中长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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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她自己，在那次登机前曾经有抑郁症病史，而抑郁症也可能是创伤后应机障碍的危险因素。
2. 如何治疗创伤后应机障碍？
多年来，创伤后应机的主要疗法基本上都是谈话疗法：比如暴露疗法，让患者重温恐惧的记忆、逐渐TUO敏；还有认知行为疗法等。
但玛格丽特和同事都认为，治疗创伤不只是识别或消除不好的记忆，还可以尝试用第三人称视角，置身事外地去讲自己的故事，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近年有一种新兴技术，叫做“眼动TUO敏再处理疗法”（EMDR）。在治疗中，患者需要在脑海中回忆创伤记忆，同时由治疗师指导他们有节奏地把目光从一侧向左右来回摆动。
这个方法听上去很奇怪，但还比较有效，在主流医学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但关于它为什么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人认为，这项技术模仿了大脑在快速眼动（REM）睡眠期间整合、处理记忆的方式。
总之，那些容易对记忆产生第一人称视角恐怖请绪的患者，在EMDR治疗后，往往能变成只是简单地“记住”这段经历。
如今，玛格丽特·麦金农已经是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经神病学副教授、同时也兼任安大略霍姆伍德研究所（Homewood Research Institute in Ontario）的高级教授。
经过多年的治疗和20多年的研究，她说，现在再让她回忆那场事故，还记得很多细节，但一点也不害怕了。
她已经把这些记忆在脑海中反复播放，就像观看别人的故事一样。
未来，她还要继续探索，造福更多的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