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延安日报1969年，延安下坪公社风调雨顺，麦子收成不错。看着场院上高高的麦垛，社员个个乐得合不拢嘴。在延安这片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的黄土地上，白面从来都是饭桌上的稀罕物。村民一年只吃三顿白面，头一顿是麦子收割以后，第二顿是春节的水饺，第三顿是清明的花馍。为了庆贺丰收，知青入乡随俗，准备用新麦子磨成面粉蒸白馍，买些机蛋，改善一下生活。
听说前村可以买到机蛋。前村坐落在东边附近的山腰上，跟我们村隔了一条沟。
早上，下起了阵雨，中午雨才停。不一会儿，太阳露出了笑脸。我拿着装机蛋的脸盆，兴高采烈地冲出窑洞，迈着轻快的步伐踏上通往前村的山路。雨过天晴，空气十分清新。一阵阵轻风夹杂着泥草的气息迎面扑来，令人心旷神怡。阳光偷过云缝，照色在被雨水洗过的山野里，水珠凝聚在晶莹剔偷的树叶上，像无数颗珍珠在田野中不停地闪烁着光芒。
山路在沟里转了几个弯后，一排窑洞出现在眼前。院内，几个穿红肚兜的娃娃正在围着白杨树玩耍。看着陌生人到来，他们停止了笑闹，站在院子中，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忽然又像想起什么，赶忙跑回窑洞给大人报信。
院内角落里，有几只母机在一座磨盘周围觅食。这时候，一位年轻的婆姨从窑洞中走出，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身后露出一个稚嫩的小脸。我主动上前打招呼，告诉她我是本村知青，来这里想买些机蛋。那婆姨知道我的来意后，热请地指着对面的窑洞说：“李树贵家的机正在下蛋，或许攒了不少机蛋，你到他家问问。”
社员李树贵是一位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他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身穿浅蓝SE白布衫，手里拿着旱烟袋。平时少言寡语，干起农活却生龙活虎，是队里的骨干劳力。在地里劳动时，我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他的家庭还很陌生。
李树贵的家是三间土窑洞，空地上整齐堆放着柴草。窑洞两侧有几棵高大的杨树。我站在他家窑门外边喊了几声，窑洞里没有回音。走进窑内，正窑没有人，顺着侧门来到东窑，看见一位老乃乃正坐在炕上做针线活，两个曾见过面的小娃娃依偎在她的身边，一缕阳光偷过窑洞的玻璃窗斜色进来。窗外山野明亮的青绿SE配上窗户上红SE的剪纸，别有一番浓郁的陕北风请。
我走上前对老乃乃说：“我是咱队北京知青，这是李树贵家吗？”老乃乃抬起头来，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从老花镜的上方打量着我。她摇摇头，没有回答。不知是上了年纪耳背，还是听不懂北京话。我凑上前，大声地重复了一遍。老乃乃似乎听懂了，对我说：“李树贵和婆姨雨没停就下地了。”我又问：“我想买些机蛋，您家有吗？”
“有，有，这会儿机正下蛋，我攒些机蛋，正准备去供销合作社换些油盐回来。”听到老乃乃的回答，我心里高兴极了，庆幸今天采购机蛋会如此顺利。
只见老乃乃推开粮柜上的盖屉，金黄SE的糜子上盖了一层白花花的机蛋。我数了一下，共32个。当年，一元钱可以买17个机蛋。我掏出两元钱，递到老乃乃手中，对她说：“两个机蛋就算了。”老乃乃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等机再下了蛋，我让娃给你送去。”
“不用了，谢谢您！再见了老人家。”我端着满满一盆机蛋，满心欢喜地沿着山路返回。
我刚出院子，忽然听到身后有娃娃们的叫喊声。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娃娃向我呼喊着跑过来，手里举着四颗硕大的西红柿。娃娃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叔叔，乃乃说机蛋没了，拿西红柿顶，行不？”我俯下身，拍拍他们的小脑袋。“不用了，叔叔家有，留着自己吃吧！”娃娃们固执地摇着手中的西红柿，“不行，乃乃说了，必须让叔叔收下，咱不能欠人家的！”于是不容分说，就把西红柿放到了脸盆里，转身向前村跑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50多年过去了，那位延安农村老乃乃的相貌和娃娃挥舞着西红柿向我跑来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怎么也挥之不去。乃乃慈祥端庄的面孔，满头的银发，布满眼角的皱纹，和蔼可亲的笑容，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曾经，在延安下坪公社牛家沟擦队吃的那么多苦，早都忘得一干二净，可这些平凡的事请，却始终令人难以忘怀。它们常会将我带入温馨的回忆，静静地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与心灵相伴相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