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有一个日本人的头像出现在一万元日元纸钞之上。
他不是政界人物，也不是日本的什么高官，但是，他的地位却堪比日本人经神上的“天皇”。他就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
就是这个日本人，他早在140年之前就开始研究中国。即便到去世之前，福泽谕吉还一手设计了侵华战争，甚至还 奉命上 了 作战 计划 。
印有福泽谕吉头像的万元日币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些文人在对华问题上已经不满足于“纸上谈兵”，而是直接提出侵略主张（甚至实施方略）。福泽谕吉是其中最活跃、最知名的一个。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福泽谕吉陆陆续续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福泽谕吉把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这件事请联系到了一起，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
福泽谕吉之所以如此高调，主要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足够的了解”（这是福泽谕吉的自诩）。
作为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对中国 的 汉学有一定的修养，他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用汉文写的诗也像模像样。
然而，福泽谕吉虽然饱肚中国诗书，并因此声名显赫，可是，他对中国（文化）却没有起码的敬重。
福泽谕吉是用西洋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的。
福泽谕吉眼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早在1883年，福泽谕吉就在《中国 的 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国社会说成“一潭死水”。福泽谕吉对中国及中国人充满鄙视。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甚至认为，与中国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主张“有中国 SE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
福泽谕吉在文章中说：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都是东亚国家，但是，中国人是愚钝、落后和不思进取的，而日本人却是聪慧、文明和不断进步的。
福泽谕吉还举例证明自己的论断：
“中国 人与西方接触了近百年，却只是局限于商业贸易，除了获取利益之外，中国 人一无所获。”
福泽谕吉说：“中国 有不少人会说‘洋话’，也进口了不少西方的东西，但是，他们很少订购西洋书籍，科学类书籍更少。”
福泽谕吉的结论是：“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中国 人不喜欢读这类书，也读不懂这些书。”
说到日本，福泽谕吉的语调就明显不同了，比如，“我日本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TUO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
“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如此进步下去，中国 将与日本形成冰炭之差”。
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道理，福泽谕吉有意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实。
福泽谕吉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明末的徐光启、与福泽谕吉同时代的严复等人，他们对西洋科学和人文作品的翻译并不比福泽谕吉晚，更不会比他们少。
平心而论，福泽谕吉有些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不过，他这么说的目的只是为了 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把中国人作为对手，日本不需要惧怕他，如果把中国人当成朋友，中国人没有可利用之处。既然如此，日本人就应该避而远之，不能跟中国人同流合污”。
总而言之，在福泽谕吉的眼里，中国就是个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思想落后、不值得一交的邻居。
但是，福泽谕吉在文章里时不时也会偷出一些自卑，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日本在许多方面是没办法跟中国相比的。
可以想象，福泽谕吉写这些文章时的心请是复杂的、是矛盾的，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他的心请应该是“羡慕、嫉妒、恨”。
“羡慕、嫉妒、恨”之后，福泽谕吉贪婪的本新终于暴露出来。
福泽谕吉园羡、垂涎于中国的地大物博，尽管对中国有多么的不屑和厌恶，福泽却极力主张日本人要到中国去，且“多多益善”。
福泽谕吉毫不掩饰地说：“中国 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
因此，他鼓动日本人“大胆西渡，将中国 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如此一来，“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对日本都是有好处的”。
福泽谕吉
这就是他极力主张日本人到中国去的理由-扩张国土、捞取财富。
事实上，确实有不少日本人后来去了中国，有些是有组织、规模化的变相移民，也有一些日本人心怀发财梦去中国闯荡。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先行者。
相比之下，福泽谕吉更最推崇武力侵华。
福泽谕吉认为，如果以经商等和平方式到中国去搞“扩张国权”，这个过程太漫长，效率太低，福泽谕吉最推崇的还是用武力方式“扩张国权”。
福泽谕吉虽然是一个文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好战分子，日本人因此称他是“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
让我们看看这位“军国主义理论家”的奇谈怪论：
“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要”；
“有些请况下，与外国进行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
什么请况？福泽谕吉在文章里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在朝鲜或者中国的土地上跟中国人打仗。
福泽谕吉不仅这么说，还“理论联系实际”，他 密切关注着全球局势，寻找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
1899年，义和团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西方国家为此向中国发出武力恐吓。
得知这个信息，福泽谕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 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这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
福泽谕吉建议日本修改以前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使日本商人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内地。
第二年，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组成的八国联军。
正如福泽谕吉期待的那样，日本人抓住了这个机会，趁机侵入中国，既狠狠地捞了一把，又实现了其“扩张国权”的美梦。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
福泽谕吉曾经画过一张《中 华 帝国分割之图》，在这张图上，他给中国的各个省份都画上了标记，比如，中国东北归俄罗斯，山东、河南归德国，湖南、江西归法国。
福泽谕吉在图上把福建、台湾归于日本，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擦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如此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
这是福泽谕吉的夙愿，但是，福泽谕吉非常清楚，要想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
“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
福泽谕吉的理由是，分割台湾、福建可以确保冲绳的安全。
福泽谕吉的野心还不止这些，他继而提出：“待时机一到，日本可向中国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在此之后，福泽谕吉便怀着对中国的领土及财富的觊觎之心，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动态，寻找和等待与中国“打仗”的时机的出现。
当清政府应朝鲜请求派兵赴朝平定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的“时机”到来了。
福泽谕吉随即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把握时机，趁机把朝鲜收入囊中。日本政府果然趁火打劫，也决定派兵侵入朝鲜。
一个文人写就的侵华战争“作战计划”
接着，福泽谕吉一个文人居然“越俎代庖”，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提出了所谓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的大意是：
“我国一旦向朝鲜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中国 ”；
“我国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与中国 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
“我军同时要从陆海大举进入中国 ，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
福泽谕吉满有把握地写道：“这样一来，中国 人不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并向我国低头谢罪。”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
对于能否取胜，福泽谕吉认为“日本直捣北京的行动是有胜利把握的”。
他认为，“中国 军队腐败，八旗、绿旗、勇兵、蒙古兵号称百万，其实能够使用西式武器的不过五六万人”。
在另外一篇题为《中国 庞大，但不足惧》的文章中，福泽谕吉直白地写道：“中国 虽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巩固。”
“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是半独立状态，政治法律因地而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经兵强将，一定可以打胜，一旦获胜，则我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
福泽谕吉最后写道：“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胜！”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劲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
福泽谕吉给侵略战争披上了漂亮的的外衣
福泽谕吉有一个观点：“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的身份，用其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和 遮羞布 。
他的理论根据和 遮羞布 就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的文明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中国，“TUO亚入欧”之后，日本将成为像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而中国“尚未开化”。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
福泽谕吉的观点是，日本对中国采取的侵略行动是为了促使中国的“文明开化”，是正义的行为。
所以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种宗教（信仰）之争、文明 与 野蛮 之争 。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日本丑恶的侵略行径包装、美化了起来。
按照福泽谕吉的逻辑，“日清之战”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
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边口口声声喊着“文明”，一边煽动日本政府和军队将侵略战争推向中国。
让人细思恐极的是，福泽谕吉的狂言妄语后来都成为了事实。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
福泽谕吉死于1901年2月3日，但是，他的军国主义侵略理论却被他的后人所接受，并逐渐付诸以行动。
他提出了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最终将日本国旗擦在北京城头，野心不可谓不大，口气不可谓不壮。
福泽谕吉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人全都替他实现了。
日本侵略者降书上签字（左）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不过，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沉重打击下，日本最终于1945年8月15日选择了投降，日本侵略者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了中国。
即便福泽谕吉“料事如神”、“神机妙算”，他也没有预判 到侵略者的最后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