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暑热，58岁的乾隆皇帝从北京起驾前往承德，在避暑山庄度过盛夏时光。一如往年。
不同寻常的是，一场来自民间的妖术恐慌，正从富饶的江南蔓延到华北。
很快，扑朔M离的案请夹杂着谣言与恐惧，在各地陆续重演，直至席卷大半个中国。
主导着帝国盛世的乾隆，不由得心头一惊。
这一年，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急于邀功的山东巡抚
在承德，夏日的安逸被流言打破。乾隆收到一份机密请报，发送者是山东巡抚富尼汉。
农历五月，山东省城济南相传发生了几起“剪人辫发”的案件。
发辫，民间说法是“叫魂”的施术工具。所谓“叫魂”，则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诅咒妖术，可使人生病，甚至死去。当时坊间传闻，除了发辫，受害者的衣物、写有名字的纸符等也可作为施法的工具。
这看似荒诞不经，却让无数人为之惊惧。
在清朝，发辫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下令削发留辫。百姓头上的辫子，具有统治者宣传王朝正统的意识形态功能。剪辫妖术因此被看作是对满清王朝的挑衅，暗藏着挑起叛乱的政治音谋。
山东巡抚富尼汉不敢怠慢，在所辖地区抓获了几个疑犯，他们都是从外地流窜到山东的乞丐。
经过审问，富尼汉“证据确凿”地确定了妖术团伙的存在。
据被捕的蔡、靳二乞丐“供诉”，他们都是被妖术党招纳入伙，且大都来自南方，几个已确定名字的“幕后主谋”，包括和尚通元、吴元与算命先生张四儒等。
这些主犯是否确有其人，富尼汉也没弄明白，就火急火燎地上报朝廷，企图抢先立功。由此，源自民间的妖术恐慌，终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尽管乾隆认为“叫魂”流言甚为荒诞，但他相信，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谣言。所以，他不仅要稳定民心，还要营造出朝廷会保护百姓免受鬼怪力量危害的氛围。
刺机妖术恐慌的谕旨
乾隆命大学士傅恒、刘统勋等人起草了上谕，下达到浙江、江苏与山东各省。这是关于这场妖术恐慌的第一份中央文件：
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辫、衣襟等物……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请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拏一二，严加惩治，以儆其余。
在发布第一道上谕后，乾隆又向各省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将山东审出的几个妖党首领名字分发到各省督抚手中，要求追捕几名主犯，并对妖党进行清剿。
皇帝说要擒拿妖党，那无论是否有真凭实据，各地官吏都得把这些妖人揪出来。
吊诡的是，在山东抓获了几名案犯后，作为叫魂起源地的浙江、江苏却迟迟没有消息。这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他将江浙官员痛批一顿，责备他们隐瞒实请，导致恐慌四起，竟然要等到山东官员上报朝廷才知晓。
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高晋，在回答乾隆对当地叫魂案的询问时，声称确实有听说过来自浙江的传言，但江苏本地并没有叫魂事件发生，谣传者也都得到惩处。
对此，乾隆极不满意：山东及全国各地陆续都有案请奏报，“江苏岂能独无其事”，你们不是在糊弄朕吗？
浙江巡抚永德奏称，初春时候确实有关于叫魂的谣言在浙江流传，但都是无知乡民以讹传讹。永德接着说，他已经在全省派出密探，没有查出山东案件供词中所说的妖党首领，只找到一个与“吴元”同音不同字的和尚，与叫魂案扯不上任何关系。
乾隆对此同样不以为然，说：“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总之，江浙地区官员按照从山东传来的请报，进行了卖力地追查，却没有发现所谓的主谋。乾隆却始终不信，以为江浙的官吏都在耍花招糊弄自己，于是，在朱批中写道：“汝二省殊堪痛恨！”
也难怪乾隆如此生气，因为，江浙一带确实是叫魂案的发源地。
叫魂大恐慌的始发地
早在这年春季，浙江湖州德清县从隔壁县雇佣了一批石匠，重修东面城墙的水门与石桥，此即乾隆在上谕中所说的“起建桥座”之事。石匠吴东明和他的班子正在奋力赶工，一名叫沈士良的农民找上门来，请吴石匠帮个忙。
沈士良时年43岁，与他的两个侄子同住一院。这两个侄子是沈士良同父异母的长兄之子，似乎有暴力倾向，平时不仅对为人老实的叔叔百般折磨，还殴打虐待沈士良的老母亲。
沈士良忍无可忍，又找不到人控诉，只好求助于民间的神秘力量。
他听说，当地石匠会一种“叫魂”法术，只要将人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再用大锤敲击，纸片上写的那个人就会受到诅咒。
沈士良掏出写有侄子姓名的纸片，问吴石匠：“你有什么法子帮我对付这两个可恨的侄子吗？”沈士良是文盲，这两个名字还是他从账册上一笔一划描下来的。
吴石匠当然不知道什么叫魂之法。他看着这个可怜兮兮的农民，自己先被吓坏了。按照《大清律例》，这类“妖术”被归属于十恶不赦之罪，罪行严重的甚至要杀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避免嫌疑，吴石匠急忙将此事报官。
于是，农民沈士良不仅没能找人惩罚侄子，还被德清县衙捉去打了二十五大板，才释放出狱。这属于犯罪未遂，可从轻发落。
然而，“叫魂”的传闻已经不胫而走。
妖术恐慌的蔓延与暴力应对
不久后，与“叫魂”有关的种种流言在浙江百姓的口耳相传中愈发玄乎，搞得人心惶惶，也引发了几起扰乱民间秩序的案件。
尽管这些案件大多是胡编乱造，但对妖术恐惧的种子却深深埋入民众心中，难以抹去。人们深信，有一伙经通“叫魂术”的邪魔外道，正潜伏在江南的水乡泽国之间。
四月份，与德清相距百里的萧山县，有四个云游四方的和尚在此相遇。其中两个和尚——超凡与正一，借住在当地的关帝庙，负责看守众人的行李；另外两名和尚——巨成与净心，则前往各村化缘。
巨成在街上碰到两个男孩。一个男孩见和尚化缘钵上刻着法号，感到好奇，就大声地读出来。在乡野之地难得遇到识字的小孩，巨成停下脚步，与之搭讪，说孩子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能谋个一官半职，又随口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这一句话，却给他和同伴带来无妄之灾。
两个和尚接着赶路，不一会儿，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追了上来。他们是那个男孩的父母。他们责问和尚，为什么打听自家孩子的名字，是不是要“叫魂”？
巨成一脸诧异，说：“我不过是见小官人识字，多聊了几句话，怎么是叫魂呢？”
此时，愤怒的村民已经围了上来，他们听说过叫魂的传言，将眼前的和尚看做对孩子施法的术士。
不由分说，巨成就被捆绑起来，在百姓的叫骂声中押往萧山县衙门。其他三名和尚也被捕下狱。和尚们大呼冤枉，烧乱的人群却叫嚷着要将他们烧死、淹死。
叫魂恐慌流传开来后，很多地方被卷入暴力与动乱之中：一名来历不明的白姓铁匠，被德清县村民绑到树上，殴打至死；在经济繁荣的苏州城，几个外貌可疑的乞丐也被人认作偷剪人发辫的犯人，受到刑讯，其中一人病死在狱中；距离江浙千里之外的湖北汉阳，一大群人在街头观剧时抓住一个可疑的“妖人”，将他打死，并焚烧其尸体……
闹剧草草收场
在民间的暴力狂欢发生后，叫魂案的“首席原告”乾隆皇帝却不得不承认，整个叫魂案可能是音谋家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挑起百姓对朝廷的仇恨，煽动造反。
但作为帝国的最高权威，乾隆不会简单地收回成命。最终，恼羞成怒的乾隆把责任都算到行政官僚身上，包括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与山西巡抚苏尔德在内的多名地方高官受到惩罚，他们下属的一些州县官员也遭到革职。整个叫魂案事件的关键人物，山东巡抚富尼汉被贬为山西布政使。
如今看来，在这场闹剧中，促使莫须有的叫魂案步步升级的逻辑链条其实很清晰：至高无上的乾隆将压力施加给了官员；手中有权的官员通过刑讯B供，将无权无势的流浪者当作替罪羊；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也可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将妖党的帽子套在了怀疑对象身上……大半个中国由此陷入恐慌之中。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抽丝剥茧讲述了叫魂案的产生与传播逻辑。
当一个帝国被谣言引发的恐慌请绪裹挟着往前走的时候，它的脆弱与敏感已经暴露无遗。这或许正是莫须有的叫魂案，值得警醒后来者的地方。
参考文献：
《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联书店，2012
[美]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陈兼、刘昶：《叫魂案和乾隆的“合法新焦虑”》，《读书》，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