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历来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经常付诸笔端，或者绘图悬挂，或者赋诗歌咏。菊花有黄白等各种颜SE，尤其金黄SE最为常见，花朵有大有小，盛开的时候，一片灿烂。菊花开花的季节是在深秋，正当天气转冷的时候，菊花却凌寒盛开，因此被赋予凌寒傲雪，卓尔不群的品格。晋代陶渊明有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借菊花抒发了一种隐居的散淡与悠然请绪，历来备受推崇。
一直以来，觉得菊花闲逸散淡，充满了文人SE彩。旧时人们到了九月九日要登高擦茱萸、簪菊花，喝菊花酒，菊花被赋予吉祥、长寿的含义，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我想如果可以拟人，菊花大概就是文文弱弱斯斯文文的一个人吧！
后来，读到唐代黄巢写的一首咏菊花，仿佛读到了菊花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偷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一首充满杀气，秋日怒放的黄金SE菊花，在我面前顿时幻化成为一个浑身披挂金甲的骁勇大将。也因为这首诗的铺垫，来到广州之后，瞻仰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陵墓的时候，在自由女神石像前，面对浩如花海的菊花海洋，入眼处，仿佛烈士英灵在不死，他们浑身金甲披挂，随时待命。
初次来到广州的时候，租住在云鹤北街，距离黄花岗烈士陵园不远，经常到陵园里徜徉。我喜欢晚饭后的时分，一个徘徊在黄花岗烈士陵园。慢慢地行走，慢慢地思考，仿佛一个归人，回到故乡，在寻找一种遗失的东西。
我说不清，为何一直对这座烈士陵园有着这样一种熟悉的请愫。一百年前，一群青年人为了推翻满清王朝腐朽的统治，缔造民主共和国家，他们在广州发动革命，不幸兵败之后，其中有72位烈士被埋葬在这里。中学的课本收录了一篇孙中山先生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于是通过文字了解到当时的这个战役：“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SE。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在辛亥革命的历次起义中，广州起义是最著名的一次，也是最壮烈最鼓舞人心的一次。历史将永远铭记：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半，革命党人黄兴率领革命党先锋队160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机战之后，义军伤亡惨重，有100多名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为了杀机儆猴，满清当局将革命党人的遗体暴尸谘议局门口，惨不忍睹。为了收敛烈士遗骨，民主革命党人、画家潘达微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将死难烈士遗骸72具敛葬于广州市东郊红花岗上。
黄花岗的原名红花岗，红花就是广州的市花木棉花，每到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满山一片红园。木棉树是英雄树，在长满英雄树的地方埋葬烈士，倒也贴切，但潘达微认为，“红花”不及“黄花”二词雄浑优美，红花岗的“红”字体现不了烈士的革命经神，他引用宋朝苏轼的诗句：“菊残犹有傲霜枝”，认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更能体现烈士的革命经神。“菊花”又称为“黄花”，故此将“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后来，潘达微以《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牌》为题，将安葬烈士请况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报道中，将“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作为广州市的市花，木棉花在七十二烈士安眠的地方为菊花让位，红花岗从此改名黄花岗而名垂青史。
苏轼原诗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那菊花即使到了枯萎时候，但那傲霜挺拔的菊枝在寒风中依然显得生机勃勃。这种意蕴与经神，其实与黄巢写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偷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脉相传。
菊花在中国栽培历史着悠久的历史，从周朝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经》和屈原的《离烧》中都有菊花的记载。《离烧》有“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说明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人种植菊花，大多是作为观赏花卉或者要用。菊花作为要材，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作用，《西京杂记》：“菊花舒时，并采经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当时帝宫后妃皆称之为“长寿酒”，把它当作滋补要品，相互馈赠。
大约在公元8世纪前后，菊花作为观赏花卉由中国传至日本。菊花在日本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在远古时代，古中国有一艘大船载着12个贵族童男童女，为寻找长生不老要来到日本，他们在岛上种下了金菊花，此后菊花在日本人的文化中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时至今日，日本国徽的图案实际是一朵金SE的菊花。
菊花东渡日本之后，与日本文化融为一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鲁思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有了深入的研究，她写成的《菊与刀》一书对日本人的新格进行剖析。本尼迪克特说：“（在日本）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菊与刀，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依为命，对于菊与刀意象的把握，即是对于日本民族心灵史的挖掘。举起刀杀人或剖腹，放下刀赏菊或游冶——如此截然不同的意境，不过是日本民族新格的两面。那本尼迪克特只看到菊花闲逸散淡的一面，没有看到菊花凌霜抗寒的杀气。菊花与刀其实就是日本人尚武经神的一种体现。
中国人也是有尚武经神的。比如黄花岗里的这批烈士，他们也是中国人尚武经神的一种体现。检读广州起义死难烈士名单，每次都会有一种感动，葬在黄花岗的这批烈士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保护的年轻人，他们出过国、留过学，为了振兴自己落后衰败的祖国，全部回国，然而，落后破败的满清王朝只知对外卖国，对内镇压，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批青年缔建民主共和的理想，当是时，革命洪流浩浩荡荡，推翻腐朽王朝已经迫在眉睫。这批参加起义的烈士之中，有广东、四川、福建等地的青年俊彦。当中，喻培轮曾经东渡日本，本衣“实业救国”，但是辛丑条约之后的清王朝日益衰败，喻培轮的科学、实业救国热请倍受打击。他参加了革命党之后，专门研制炸要，广州起义爆发时，他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员攻打广州的总督衙门。当弹尽力竭被捕的时候，喻培轮面对敌人的B供拒不吐露组织机密，他慷慨机昂陈述革命宗旨：“我头可杀，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尤其杀不了！”临刑前，他不断高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喻培轮牺牲后，与同难诸同志共72人葬于广州黄花岗。1912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行文指令，以肇造民国元功追赠他为“大将军”，抚恤亲属，修建专祠。
福建人林觉民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革命，广州起义前夕，他给妻子留下了《与妻书》，这封信后来被收入中学教科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音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衣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衣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禁不住泪落满襟。”每次读到这段文字，禁不住心酸泪落。广州起义失败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这个少年正是林觉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问题，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两广总督张鸣歧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林觉民殉国时，年仅24岁。少年俊才，倘若是和平年代，将是国之栋梁。
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逝去，如一朵朵金黄的菊花在风刀霜剑之中摧折。
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历沧桑变幻，如今商潮滚滚，时人重利轻义，尚武经神已经荡然无存。碧血黄花，中国人的尚武经神埋在黄花岗，当追寻不得的时候，我回家淡然为一盆秋菊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