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
事实上不单单是18世纪，清法之间的缘分最起码也要上溯至17世纪。
17世纪80年代，法国正值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他组织了一批科考人员前往全球进行地理考察，但对于中国，他不甚了解，也不敢擅自派人前去。但他知道耶稣会曾多次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于是他联络了耶稣会，希望能够派遣一些法籍传教士组成使团，代表法国前往中国。
康熙十七年，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的第一个使团到达北京，使团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张诚、白晋。他们大多供职于康熙帝的宫廷，随侍左右的同时，还为康熙讲解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令康熙大开眼界。像张诚，还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一起，协助索额图与俄国谈判，促成了《尼布楚条约》的签署。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以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伴随着白晋一起前往法国的，还有康熙特意为路易十四准备的礼物。白晋于康熙二十八年即1699年返回中国，又带回了路易十四的回礼。
自此，清法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中国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远渡重洋来到法国，成为风靡法国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伴随着商业往来，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自然不可避免。在中国，在张诚、白晋等传教士的帮助下，康熙悉心研究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逻辑学，甚至到了十分经通的水平。张诚、白晋还将治疗疟疾的特效要金机纳霜推荐给康熙。在法国，中国的儒家经典深受法国思想界的重视和追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头号粉丝。
至乾隆年间，清廷与法国的关系有增无减。在乾隆年间风靡一时的珐琅彩，就是法国传教士将欧洲的彩绘工艺带入中国并应用在瓷器制造上的产物。更值得一提的是，双方的合作除涉及商业和文化层面，更延伸到了国际政治层面。
乾隆年间，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横空出世。在她统治期间，俄国向西与土耳其争夺黑海，向东则多次寻找机会，企图干涉清朝内政。俄国先是支持准噶尔称霸西北，后又收留了背叛清廷的野心家阿睦尔撒纳，并且拒不交出。直到阿睦尔撒纳死后，俄国才在清廷的压力下交出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乾隆帝随即下令关闭位于恰克图的中俄互市以示惩罚，叶卡捷琳娜二世则于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开始集结部队，准备入侵清朝。
此时的法国，面对日益强大的俄国也同样深感担忧。而除了北方的俄国，法国的传统宿敌英国也出现在清朝的卧榻之侧，清缅之战、廓尔喀之战的背后都有英国的身影。可以说，清法双方的利益存在高度一致新。
乾隆三十年，17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向清朝派遣了特使，即高类思、杨德望，两个长期旅居法国并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人。这无异于释放出了结盟的信号，“凡尔赛—北京”轴心终于从商业同盟走向了政治同盟。
乾隆帝多次表达了向法国派遣使团的愿望，但可惜的是，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以此为分水岭，法国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清朝的乾隆帝则如梦方醒，垂垂老矣的他开始惧怕变化和开放，对外逐渐内敛，对内则疯狂肃清白莲教，但形势却远非他所能控制……
双方的缘分也就此中断。
待两国再次看见彼此时，法国已经在革命的废墟中再次崛起，而清朝则已沦为列强的板上鱼肉。当圆明园的火光照见彼此，对方已不再是朋友，而是放火的强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