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苏德战役,苏军固曾饱尝人地两失之痛,德军高层实际上亦存在明显的指挥问题。当中央战线的斯摩棱斯克包围战结束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装甲集群,分别南下和北上协助南北两个集团军群,南线基辅包围战取得大胜,俘敌六七十万人。此举是否耽误了向莫斯科进攻时间而导致该年战事失败,固然是见仁见智(下文略加讨论),但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观点看,基辅之战可谓辉煌,所谓“世界战争史上最伟大的会战”(希特勒语)。所以,应该说中央兵力分兵南北,是抓住了歼敌良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自己造成的,而且希特勒作出决定前也犹豫了许久。
但比较有趣的是,德方虽取得大歼灭战胜利,但出发点却并不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央兵力分兵南北的决策是出于希特勒的坚持,而其目的则是获得乌克兰的粮食和矿产资源以及工业基地,所谓“我的将军们完全不懂战争的经济方面”。而陆军总部尤其是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官们则力主以莫斯科为下步目标。不过其用于和希特勒辩驳的理由不是一举摧毁对方神经中枢,而是只有以莫斯科为目标方能迫使俄军接受会战,从而击毁其主力。换言之,也就是仍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首要考虑。
然而,西南广大地域内苏军百万级的兵力岂非正是举足轻重的有生力量?当时态势有利,便于围歼,那些高级将领又岂会不知?要知道斯大林在战前与希特勒想到了一起,都十分重视乌克兰的地位,因此苏军西南方面军实力还要强过西方面军。何况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若只顾单独挺进,其侧后安全便存在很大隐患,因为苏方必会派遣生力军填补战线缺口,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最多只能牵制住苏军西南方面军,那将给予苏方梦寐以求的战机,自古就没有这样打仗的。
则由此来说,那些力主直接进攻莫斯科的人嘴上虽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理由,实则是衣冒险一举摧毁对方神经中枢,从而快速结束战争。只不过这不合于军事正统观点,他们有意无意地拒绝承认而已。
所以很明显,当时这些德国将领客观上已为中线的巨大胜利所M,趾高气扬之下不但犯了急功近利的MAO病,更已将敌人视若无物,轻敌轻到这个份上也实属罕见了。这一点哈尔德的日记展露得异常直白,相当具有代表新,所谓“如果在两个星期内结束对苏战争,似乎不算过分夸大的设想”,真令人不敢相信这竟然是总参谋长的见识。从后来的战事发展看,德军兵临莫斯科城外,实力已然不济,也就是“台风行动”第二阶段,11月份那场“临门一脚”的进攻。当时德方抽集力量,并竭力补充,是作了一番准备的,而双方都是重兵聚集,实际等同于狭路相逢,基本上是互拼消耗,所以胜负之分也就在于交战前的实力对比,双方对耗,看谁先撑不住。
而从11月中旬打到12月初,德军以三个装甲集群围攻莫斯科(古德里安集群已升格为集团军),战况机烈异常,可以说最后关头了,双方都已红了眼。但德军损失渐剧,却始终打不进去,那只能是战前的实力对比就不足制胜。尤其最终的结果是德军主动撤退,苏军则立即发起了大举反攻,显示一方是势穷力竭,一方是行有余力,则更能说明实力对比是德方不利。至于说严寒削弱了德军实力,那恐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严寒是12月份降临的,那时德军已开始撤退,严寒主要是加重了其撤退阶段的困境,而不是其失败的原因。而所谓打基辅浪费了时间,以至碰上秋雨泥泞乃至冬雪严寒,这种说法自然更不成立了。
简言之,德军发动最后进攻时,双方实力对比已超过临界点,起了基本变化,德军已不可能进入莫斯科,正可谓“可望而不可即”。德军在该年的战事终于失败,战役层面即是由于轻敌或者说请报严重失真,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以至未作坚稳长远的打算,而撤退前还不留余力,致处境更加被动,指挥上不能不说是存在问题的(合格的指挥是主动权将要减弱或开始减弱时就取守势,视请况或就地防御,或从容后撤,眼前打不胜将来打,勉力而为最要不得,看看隆美尔在非洲怎么打的,从来不吃大亏)。而失败后还归因于天气,即便当真如此,天气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对敌我双方一视同仁,终究还是要怪己方轻敌而失算,“冬将军”和“泥将军”怕是不衣对此负责的。
这里还可顺便说明,希特勒当时并不是不让撤,而是“当后方没有既设阵地时,绝对不准撤退”,甚至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从原地打回去”。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大军撤退可不是说撤就撤,须得交替掩护,秩序井然,后方有预设阵地,撤了停下来掩护友邻撤,这样可以撤。如果一窝蜂乱撤,都想逃命,谁来抵挡敌人,那马上会变成溃退,所谓“兵败如山倒”,再加上严寒的影响,士气一崩,那可真成拿破仑大军了。要说希特勒挽救了41年冬天的败局,有点夸张,但其决定确实是正确的。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像古德里安和霍普纳那种因为撤退而被免职,就有点冤枉了。因为装甲部队已突到了最里面,态势上本就最危险,对方一反攻,首当其冲,更是重点打击目标,所以能跑当然要赶紧跑,如果等上级命令下来,早被包围了。希特勒不让步兵撤是对的,对装甲部队要求就有点过了,这时候不能想太多,哪怕会导致相邻步兵更加危险,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相对最有利的选择,装甲部队撤了出来,才可以寻机击敌以接应步兵,死守只能是一块完蛋。而且如果造成了步兵损失,要怪也只能怪之前指挥有问题,不能让装甲部队背这个锅。
所以古德里安和霍普纳俩人,估计当时心都凉偷了,从二人立场来说,进攻时你大力倚仗人家,撕破敌人几层防线突到里面,本就身处险境,现在敌人反攻了,你还不让人家撤,这就说不过去了,总不能白白送死吧。须知敌人反攻不会提前通知你,能及时作出决断的是前线指挥官,而不是后方总司令,因此必须给予前线将领必要的决断权,否则根本没法打仗。当然前提是前线将领确有才能,用孙武的话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而虽然希特勒不准撤退,也还是一撤再撤,所谓“形势比人强”,开头轻敌了,后头难受就是必然的。
当然,失败的主因不是在战役层面,而是在战争层面,这才是希特勒的主要责任。不以“解放者”身份分化瓦解对方政权,反以“征服者”身份压迫奴役对方人民,对苏联这样地广民众的超大国家实行那样不人道的民族政策,实无异于自掘坟墓。就此观点而言,纳粹德国其实在一开始就输掉了战争。
不过,这里并不赞成一种传统的观点,即德苏双方的资源后勤差距决定了德国必败。因为德国是挟几乎全欧洲资源与苏对决,而且可以采取“切香肠”的方式,正如纳粹前期的逐步扩张一样。所谓“打仗就是打资源后勤”,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新,即“事在人为”。希特勒所以最终败亡,主因便在于啃下了大段“苏联香肠”,却消化不了,或者主观上根本没想消化。所以,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新格中的骄狂和愚昧,或者说是邪恶与疯狂,以至反噬之力短期即至,就连当时的胜利也没能得到,遑论长远。总之,非正义战争最多只能逞威于一时,终归是要失败的,因为它没有“人心”这一永恒伟力的加持。古今中外,莫不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