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看来，严嵩、张居正分别代表了明朝的权臣、能臣，但却都没得到好下场：一个被剥夺一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另一个则是死后被抄家，家人饱受摧残。
泾渭分明的俩人，为何看似殊途同归？如果站在明朝那个时代背景下来看，这才是他们两个的角SE：严嵩是标准的间臣，而张居正才叫如假包换的权臣。
张居正的改革为明朝续命70多年，可谓利国利民的大功臣，但他行使权力程序却是不合明朝法度的。直白点理解：他确实在做事，但按照明朝的游戏规则，这些事不该他做；他手上事实掌握的权力，也不是他的岗位应有的。
而反观严嵩，他行使权力的程序符合明朝法规，是一个成年的、脑子清醒的皇帝赋予的。但从结果来看，他干的大多是坏事，这是他品德的问题。
这种程序和结果完全倒挂的现象，是明朝特殊政治下的独有产物，那就是宰相的废除。
从汉到唐，封建王朝的具体政治制度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基本的框架是既定而稳固的：皇室与政府、皇权与相权之间，分离开来而又形成了制衡与补充。
在这种模式下，王朝虽然是皇室的，但维持其运行的政府组织中，宰相才是首脑、并对皇帝负责，政府组织中的其他人员、机构，比如汉朝时的九卿、唐朝的六部，在制度上都是宰相的下级。
这有点像如今的现代企业，公司是董事长的，但总经理负责日常运营、并对董事长负责；董事长家族内世袭，但总经理是职业化的，可以随时被替换。
跟企业一样，当然也会出现某些皇帝越过宰相、直接指挥朝廷的请况，但这属于个别现象，不符合一般的规则。
一般的运行规则是啥样的呢？
以唐朝为例，由于实行了群相制，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自动等同于宰相，其他凡是头衔里带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字样的也是宰相。
遇上军国大事，宰相们在政事堂坐下来讨论、商议，形成普遍认可的意见，随后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们撰写诏书，形成好几篇不同的稿子，然后由中书令（或者中书侍郎）挑选一篇、略加修改，提交给皇帝签字同意后，再传送给门下省；门下省审核（可以驳回）确认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其后发给尚书省，由尚书六部中对应的部门执行。
也就是说，对于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是皇帝独裁，而是宰相们集体商议决定；皇帝的诏书其实中书省之手，他本人只是签章批准。凡是未经宰相们盖章确认的诏书，理论上都是违法、不合规的。
当然了，也有越过宰相、直接下命令的皇帝，但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女皇武则天打破传统，越过宰相下达敕令，被刘祎之怒怼“不经凤台鸾阁何名敕”（凤台鸾阁即中书门下），即：“没有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的文书，能叫诏令吗？”武则天随后将刘祎之赐死在家中，而她的专权、对政治规则的践踏，则是被后世诟病的最主要黑点。
唐中宗李显不经过宰相签章就自行任命官员，但出于心虚，他用黑笔而非朱笔批示，装敕令的袋子不敢按照用标准方式密封、而是改成斜着的，由此得名“斜封墨敕”，等同于告诉人们这些诏书是特殊处理、没经过宰相批准。因此，“斜封官”在当时成了官场上的笑话，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后来李隆基掌权后立即鲁掉了这种不经合规程序任命的官员。
元明之前，所有朝代的政治运作基本都按照上述流程，宰相可以被视为“副皇帝”，他对上向皇帝负责，对下是百官的领导。遇上混不吝的皇帝，他可以随时把某个宰相撤职、换个更听话的，但不能直接废除宰相这个职务，也不能一直越过宰相、自己干活。
但朱元璋改变了这个传统规则。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胡惟庸为由将其诛杀，随后废除了宰相这一岗位，并且下令子孙后代永远不准立宰相。
在这之前（宋至明初），门下省已废，尚书省只干活，宰相出自中书省。此时废除宰相后，中书省也没了，尚书省也不再设置尚书令这一长官，户、吏、礼、兵、刑、工这六个部分别设置尚书，直接听从皇帝调遣。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官，在当时已经是最高“职称”。
也就是说，明朝皇帝兼任了以往的宰相，皇室、朝廷合而为一了，这是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划时代改变。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使像朱元璋、朱棣这样的工作狂，想要事无巨细、大小政务一手抓，也是力有不逮，于是就找了一些书生给自己打下手；这些人的办公地点位于内廷的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以及文渊阁、东阁，于是得名“内阁”。
当时的内阁学士，只是根据皇帝的口头吩咐写稿子、整理文件，等同于如今的秘书，没有参政、决策的权力，官阶只有五品；所有事务的决策权，自然由皇帝本人掌握，他们起早贪黑、累得半死，历史上跟他们在勤快这方面与他们不相伯仲的，也许只有秦始皇。
但在这以后，那些子孙后代们可没朱元璋、朱棣这份经力与体力，他们乐得当个甩手掌柜，把议政、决策权交给了内阁学士们。
但是，以下两个特点，决定了内阁并不等同于以前的宰相。
第一，有明一朝，甚至直到崇祯帝上吊、明朝灭亡，内阁大学士的官阶都是五品，在朝廷里是没有话语权的，说白了只是皇帝的顾问而已，听从皇帝的命令、协讨论政事。
但中国人历来善于变通，当时最高级的官员是啥？六部尚书。那好，所有的内阁学士，都由某部尚书兼任。于是我们在史书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明朝内阁成员，头衔都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
也就是说，即使牛掰如内阁首辅，最高级的官阶也只是六部尚书之一。从法理而言，他没有指挥六部以及其他部门的权力，跟以往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内阁成员可以参政议政，但方式受限。对于某一项事务。他们写在一个小纸条上跟奏章贴在一起，随后交给皇帝；皇帝看过后，可以采取内阁的意见，也可以加以修改，随后撕掉条子，自己用红笔在奏章上签下意见，由于用的是红SE墨水，所以得名朱批、批红。
由此可见，与过去汉唐不同，明朝的敕令出自皇帝之手，即使可能是他抄别人的。
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体力经力越来越差，于是把披红工作交给了身边的太监处理，所谓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由此成了皇帝的代理人。
上述请况，注定了明朝不存在能够指挥各个朝廷部门的宰相，更加难以产生像霍光、杨坚那样的权臣，皇权自然是更加稳固了。
但任何事请都有两面，由于皇帝大权独揽、文官权力分散的模式，除了皇帝本人外，很难出现能够力排众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官员。如果皇帝躺平摆烂，容易出现两种请况：
第一种宦官专权。那些掌握了批红权的司礼监宦官，等同于事实上的皇帝。如果皇帝放手不管，加上这些人本身道德败坏、水平低劣，随之而来的就是阉党乱政、祸国殃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除了明朝，任何一个朝代都没出现过这种密集而不间断的宦官乱政现象。
第二种，间臣当道。既然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职责，下面的朝廷高官理论上就不用为政权负责了。他们如果没什么责任心，不追求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抱负，完全可以混日子、以权谋私。这一群体的代表，严嵩当仁不让，还有周延儒、马士英等等。以严嵩为例，他陷害同僚、结党营私、贪赃纳贿，可谓祸国殃民；然而，他的权力都来自嘉靖帝的授权，而且未超出内阁大学士的范围。他确实坏事做绝，但说到底是权术厉害，但并没有违背制度。说他是权臣，其实并不准确。
直到张居正的出现，才堪称明朝政治圈的另类。
张居正是什么身份、职务？明穆宗期间，他最高官职是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内阁次辅；十岁的明神宗即位后，他取代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官方职务是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按照常理，这种身份并没有突破明朝制度的限制，不足以让张居正大权独揽；如果没有绝对权力，中央政权大概率还是一副推诿扯皮、各不负责的状况，吏治腐败、冗员严重、国库空虚、外有强敌（倭寇，蒙古）......重重危机下的大明王朝搞不好会提前步入末日。
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张居正以非常规手段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皇帝年幼，而且是自己的学生，对自己心存尊敬（畏惧）之心；而自己首先要搞定的，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掌握了批红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因此，依靠皇帝的尊敬、与冯保的关系，张居正成了明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他以六科（六部的给事中，负责稽察六部事务）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以强力实现了上行下达。执掌权力期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改革，包括整顿吏治、增强边备、整改漕运、清丈土地、裁却冗官、推行一条鞭法，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以一己之力帮助大明王朝续命七十年。
对于张居正的功绩，有人称赞“除却伊、周只此人”。从结果来看，这诚然不错，属于至高无上的赞誉；但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却恰好是张居正的罪状。伊、周是谁？伊尹、周公，都是帝王的辅政大臣，比宰相还要宰相。
但在明朝是没有宰相的，九卿（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院）上面的直接领导是皇帝，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而张居正则要求各部门汇报工作时必须提供两稿子，一份给六科给事中，一份给内阁，等同于所有事务都交给他总揽，一个部门的尚书、皇帝的顾问，凭啥提这种要求？
因此，在张居正掌权期间，对他的攻击从未间断过，但面对这些指责，他却百口难辩。没办法，谁让他确实违背了明面上的制度？其实，这就是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的主要原因。
从结果出发，证明了张居正高尚的初衷；放在整个古代史上，他也无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改革家。若在汉、唐等朝代，他值得百官赞扬、万民歌颂，是当之无愧的名相、贤相；然而在明朝，他却被视为一个“僭越”的权臣，即使他的目的是好的。以张居正的聪明才智，也许早就预测到了自己的身后事，也许支撑他的，只是一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