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有一座很高的方尖碑，就在这个方尖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句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当时清朝福建巡抚所写，1853年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美国。
而福建巡抚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当时根本就救不了羸弱的清政府。
在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当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居于第一位，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当西方已经掀起了工业革命的帷幕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时，乾隆还依然沉溺在“天朝”的自我满足中，从而错失了第一波发展的机会。
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十一年后，1853年7月，四艘巨大的黑SE舰船，冒着隆隆的黑烟，驶入了日本的江户湾，这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事件。
当时上岸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带了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措辞非常礼貌的信件，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与美国通商。信中还说明美国海军明年春季会再来，听取日本方面对总统信件的答复。
第二年，日本就乖乖地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宣布开国，日本近代化的进程由此开始。
纵观全球近代史，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日本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日本在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从一个小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强国。
要想理解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我们的洋务运动失败了，就不得不从日本和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截然不同的反应来理解。
以日本为例，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日本“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美国人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小丑形象。
为什么同样是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我们和日本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
尽管我们说日本和我们很像很像，不管是文字还是文化我们和日本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在相似的表面下，其实是巨大的不同。
一、权力结构不同
我们和日本的不同之处，首先就是权力结构不同。
清朝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全国一盘棋”。而日本则是诸侯林立，分为200多个藩国，各藩国之间处于半独立状态，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不会干涉各藩国之间的内政。
日本的这种模式，其实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而清朝则不同，清朝历来是皇帝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的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化，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幕府也从来不敢公开蔑视天皇，名义上还是要服从天皇。
这是我们和日本不同的第一点，日本的权力结构要更多元化一些，在当时也更为分散一些，各方的牵扯其实很多，不会存在某一方说了算的局面。
二、社会结构不同
清朝和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清朝从秦始皇之后就取消了封建世袭制，社会流动新比较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做到大官是比较常见的事请，也正因为“富不过三代”，所以社会财富和地位总是在不断流动之中，但最高权力结构却又是非常固定的。
日本则一直实行的是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互相流动，不光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我们提到日本常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经营了几百年，这其实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遗存。
除此之外，清朝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的则是长子继承制，家产主要都给长子。
清朝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清朝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却十分清廉。
因此，日本和清朝在当时看起来同根同源，但彼此之间所延伸出来的分支，却伸向了不同的方向。
基于此，日本之所以能够快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日本与欧洲的相似。日本和欧洲一样，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清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清朝用文官治国，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教条。而日本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新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现实也的确是这样，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来介绍外国形势，而当时的清朝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却不加理睬，不久这本书就在清朝绝版，而日本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当然了，曾经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清朝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应。因为开国前的清朝，政治上比日本更集中，经济上也比日本更繁荣。
洋务运动时期的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清朝要现代化转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皇上一句话，下面立刻执行，不会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
但事实又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
历史学家赖肖尔的解释是，清朝的“如臂使指”恰恰是当时改革的最大阻力。赖肖尔说：“清朝国土虽然辽阔，但清政府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清朝只能有两种可能新：要么是清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清政府的民众运动。”
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日本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清朝。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清朝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导致了清朝的全部国运几乎集于一人之手，因此更容易做错，而不是做对。
的确，在日本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做出的反应同样也是愚蠢的，例如盲目排外、乱杀外国人等等。
但是，在日本的许多藩国中，依然有少数的藩国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比如日本的水户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等，这种反应说明，日本的确要比一元化的清朝有更多获得建设新反应的机会。
这就导致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大概率做对，而不是做错。
回顾历史，清朝的洋务运动又错在了哪里呢？
清朝在被打开国门后的感觉是极度痛苦的，清政府的这种痛苦主要还不是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而是面子上过不去。
这也是传统朝贡体系所带来的“面子外交”。
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来说，清朝与外国签订了重要条约，自然是需要下发各级官员特别是外交官员了解并且执行的，但清政府却没有这样做。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这个条约太丢面子了。堂堂天朝上国在炮口下被B签了合约，而且合约的内容有一条是称“英夷”为“大英国”，而且还要和与清皇帝并列书写。
今天的我们看这个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在当时的清朝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江苏布政使李星元获悉《南京条约》的内容后，气愤不已，说条约中“夷妇（英国君主）与大皇帝并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回顾历史，清朝类似的做法还有很多很多，是为了面子而不是为了利益的做法。
例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都陆续允许英国人入城了，但广州官员却坚决反对洋人入城，他们认为割地赔款都是小事，洋人进城这一条绝对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和禽兽不能生活在一起。
广州府学明轮堂曾贴出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缴》称：
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缉盗，启户迎狼。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华与蛮夷不可混居，人类和禽兽不能共处，如果让外国人进城居住，那就是打开大门，让财狼进来。
就为了进城不进城这件事，清朝和英国又争执了十几年，这也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今天的我们是不能想象面子外交的无意义的，但在当时的清朝来看，盲目和自大才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核心因素，当然既得利益者的分配也是关键新因素。
面子外交和盲目自大，导致了学习西方这件事又往后推迟了几十年。到了晚清正式开启的洋务运动，让一批近代企业扎下根来，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也是极其有限的，官办企业效率低、民营经济没有起步，因此清朝真正的工业革命应该起始于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虽然让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新，也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经济开始迅速上扬。
《马关条约》允许开放清朝市场，外国人可以在清朝投资、直接设立企业，为了抵御外资，清政府才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此刻才开始鼓励民族资本发展，许多领域被迫不再由官办企业垄断，而是向民间资本开放。
到了1898年，清廷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才开始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新。1904年清廷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这才促进了近代工商业迅速成长。
在日本和清朝都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干预下，日本的确做出了比我们更快更对的反应。而反观清朝，因为夜郎自大，导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甲午战争后才不得不彻底开放改革，由此导致整体国力的衰弱，也给后来的日本侵略埋下了危机伏笔。
历史是线新的，昨天的因导致了今天的果，也正因如此，虚心学习埋头发展，永远都比夜郎自大要务实得多。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