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拾柴者
监制：花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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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受邀参加了日本驻汉口领事馆举办的宴会。
下午5时许，宴会结束，杨永泰匆匆离场后直奔码头，准备乘坐专用渡轮返回武昌。杨永泰抵达码头后，下车准备登上专用渡轮，就是这短短几十米距离，却成了他永远也跨不过的鸿沟。
杨永泰奔渡船而去的途中，事先埋伏好的杀手一跃而起，持抢向杨永泰连续色击。由于事发突然，且杀手与杨永泰之间的距离又近，数声抢响过，杨永泰身上多处中抢，应声倒地。
等到杨永泰身边的侍卫反应过来时，杨永泰已经奄奄一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杨永泰用尽最后的力气，向侍卫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 ？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话声刚落，这位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便一命呜呼了。
杨永泰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凭借向蒋介石三献毒计，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对他可谓是言听计从。杨永泰因此权倾一时，被称为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他当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杨永泰被抢杀时，刚刚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刚刚参加完日本侵略者所举办的宴会，杀手从何得知他的行踪，又为何敢在此时，对一位“封疆大吏”下毒手呢？
最重要的是，在杨永泰遇刺后，国民党内竟然罕有人对他的死表示出悲痛，反而弄来一个近乎诅咒的口号——“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
如此反常的请况出现，再加上杨永泰临死前那句“吾早知必有今日……”似乎他的遇刺，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音谋，以至于杨永泰此前就已经有所察觉。那么，杨永泰究竟献了什么毒计，又做了什么恶事，才惹来这场横祸？
杨永泰是广东人，1880年出生在茂名高州地区。杨永泰出生的家庭富足，他一生都没有为温饱问题发过愁。自幼就获得优质教学资源的杨永泰，加上他本身具有一定的天赋，很快就在求学之路上取得了成功。
接受过封建教育的杨永泰，年仅17岁时就考上了秀才。4年后，杨永泰顺利考入广州高等学堂，在那里开始接触西方近代教育。在这个时间点，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人并不多，他凭借这个优势，在毕业后回到广州，成为《广东报》的编辑、记者。
拿起笔杆子的杨永泰，很快就将自己善于行文的优势展现出来，凭借过人的文采、流畅的文笔，为自己在业内赢得了一定的名望。
如果将杨永泰比喻为“一遇风云便化龙”的池中麒麟或许有些过了，但将彼时的杨永泰比喻为厚积薄发的MAO竹，就绰绰有余了。
经过多年的默默积累，杨永泰的才华日渐显露，他的资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升高。当杨永泰的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加上孙中山先生掀起反清革命浪潮的时机，杨永泰借势而上，利用手中的铁笔撰写大量文章，在舆论阵地上为立宪运动摇旗助威，从而得到了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
1912年，杨永泰又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杨永泰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极为钦佩，并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运动中。
然而，杨永泰太聪明了，他总是能在历史的岔路口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他的这种生存方式，也就注定了他的信仰不会坚定，会在利弊抉择中沦为一名投机者。
1916年，杨永泰在广东宣布独立以后，立刻返回广东，投在滇军将领李烈钧的麾下。杨永泰本身就是广东人，回到广东以后，杨家在广东的多年经营和一些关系都可以利用上，他在广东的发展，要远比在上海容易。
很快，杨永泰利用自己在广东的关系，加上自己的左右逢源，在李烈钧的推荐下，谋得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局长的职务。杨永泰极具才华，深受李烈钧器重，肇庆军务院成立后又提拔他为军务院财政厅厅长。
同年，黎元洪上台后，军务院随即被取消，但杨永泰并未因此落魄，反而在李根源、张耀曾、谷钟秀等人组织了政学会后，成为政学会的一名重要成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杨永泰扎根政学会，此后的余生都与之息息相关了。
政学会的骨干都是一些旧国民党人，这也就注定了政学会不会死心塌地地跟随孙中山先生走革命道路。
1917年，段祺瑞再次上台后，孙中山则组织起护法军政府。此时的孙中山对杨永泰仍然非常器重，打算让他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接到孙中山的任命后，杨永泰并未立即就任，始终给出的都是模棱两可的答复。
杨永泰为何面对孙中山先生的器重，表现得如此犹豫呢？因为他经于算计，想靠投机取利的老MAO病又犯了。彼时滇桂军阀在广东的势力要远大于孙中山先生，而且政学会其他的骨干成员都选择了西南实力派，并劝他跟着一起去。
杨永泰在这种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TUO离孙中山先生，而与政学会其他成员走在一起。当护法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陆荣廷、唐继尧在政学会的支持下，突然倒戈，致使战局急转直下。
西南实力派趁机联合改组军政府，对孙中山先生极力排挤，迫使孙中山先生愤而辞职。杨永泰作为政学会的骨干成员，又参与了改组军政府的行动，罔顾了孙中山先生曾经对他的信任，因此被胡汉民等人仇视。
杨永泰的投机之举虽然遭到胡汉民等人的仇视，但他所做的事在西南实力派眼中，却是立了大功。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后，杨永泰官运亨通，先是任命为广东财政厅厅长，又于1920年4月就任广东省省长。在这段时间里，杨永泰可谓是春风得意。
不过，杨永泰此次并未得意多久，他的人生就跌入了谷底。随着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些曾经在关键时刻投机钻营的人，全都被扒了出来。唐绍仪等人悉数将这些人的名单列出来时，杨永泰赫然在列。
杨永泰是个聪明人，不必其他人说，自己就看清楚了局势，自知无法继续在广东立足的杨永泰，转而投奔了北洋军阀政府。遗憾的是，他的这个选择又是错误选择，随着旧国会解体，政学会也熄火了，杨永泰的仕途在仓促间跌入谷底。
杨永泰在短短数年间，因为自己的不坚定和短视，屡屡受挫。但他确实是一个能谋善断之人，只不过一直没能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罢了。所以，当他郁郁不得志的闲居在上海寓所时，经常发牢烧，感叹自己怀才不遇。
政学会虽然偃旗息鼓了，但政学系却仍有人游走在各界，伺机重新崛起。1928年，政学系要人黄郛，凭借与蒋介石是拜把兄弟的关系而身居要职，并且在蒋介石面前有一定的话语权。蒋介石野心一向不小，但他身边却极其缺少辅佐之才，遇到一些棘手的请况时，总会有力不从心之感。
黄郛了解蒋介石，适时地向他推荐了一位人才，声称此人乃是当世奇才，有辅佐蒋介石的能力，他极力推荐的这个人，正是同为政学系的杨永泰。
杨永泰后来为什么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诸葛亮”？其实就与此事有关系。黄郛推荐蒋介石的时候，正好处于蒋介石身边缺少智囊，诸事不顺之际。而杨永泰则处于郁郁不得志之时，颇具“躬耕南阳”之意。
而后，在黄郛和熊式辉的促进了，蒋介石与杨永泰很快迎来了一次见面。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次会面是他发现人才的绝好机会。对于黄郛和熊式辉而言，促成此事是为了增强政学系的实力，如果杨永泰这位曾经的政学系骨干得以顺利出山，对政学系而言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助力。
最重要的是，对于久居寓所，不遇“明主”，屡屡抱怨时运不济的杨永泰而言，此次与蒋介石见面，将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未来能否走出困境，在此一举。所以，杨永泰对此事很重视，准备得也很充分。
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时，颇有刘备三顾茅庐的意味，不同的是，杨永泰并没有效仿诸葛亮那般让刘备三顾茅庐，而是在蒋介石与他见面时，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尚未等蒋介石向他求教，杨永泰就已经主动开始表述起自己对当时天下局势的见解。
杨永泰的做法虽然有些过于心急，但不得不说，他当时向蒋介石所表达的看法，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杨永泰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对蒋介石形成威胁的几个重要人物。分别是占领河南等省的冯玉祥，占据山西的阎锡山，以及雄踞东北的张学良和占据广西、影响两湖、平津地区的李宗仁。
同时，杨永泰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如果李宗仁与阎锡山、冯玉祥联手，蒋介石的地位将岌岌可危，南京城亦难以固守。这一句话，如同点中了蒋介石的软肋，对他的触动极大。蒋介石自己也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新，但如何对付这些称霸一方的军阀，他始终不得要领。
杨永泰的一番话，令蒋介石来了兴趣，急忙问他有何良策？杨永泰趁机谏言，第一次向蒋介石献计。
杨永泰告诉蒋介石，想要瓦解各路军阀，要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制定不同的策略。瓦解冯玉祥，要以经济为突破口；瓦解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则要以政治手段为主；瓦解李宗仁的办法则与前两者皆不同，直接诉诸武力即可；至于东北的张学良，只能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
此前一直积压在蒋介石心头的军阀问题，蒋介石反复思考过解决办法，虽然并未想出相应的对策，但他对各个军阀的弊病心知肚明。此刻杨永泰虽然只说了寥寥数言，但蒋介石明白，杨永泰所言，无不切中各个军阀的要害。因此，蒋介石对杨永泰极为钦佩，听完他的计策后，立即面露喜SE。
杨永泰善于察言观SE，见状并未主动邀功，反而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蒋介石表示，自己以后愿意忠于他，但无需给他什么高官厚禄，只要让他跟在蒋介石身边即可。蒋介石这个人一向爱面子，杨永泰的这番话令他极为满意，当场就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
蒋介石之所以给杨永泰安排这个职务，一来是因为这是个可以常伴蒋介石左右的职务，满足了杨永泰提出的要求；二来是因为杨永泰曾经有过多次投机表现，又在野多年，如果直接重用难以服众。
这其中的玄机，聪明如杨永泰，自然理解得十分偷彻。对蒋介石安排的这个职务欣然接受，从在野的落魄政客，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身边的智囊。
随着第二次北伐结束，杨永泰认为收拾各路军阀的时机已经成熟，向蒋介石建议开始执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设定的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应允。杨永泰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请况增添两项：
其一，彼时的军阀兵强马壮，蒋介石的嫡系军队无法逐一用兵，若想顺利制裁各大军阀，必须削减他们的兵力。杨永泰建议，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为由，对各大军阀的军队进行裁撤，为以后逐个击破做准备；
其二，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一招“明升暗降”之计，让蒋介石以升职为由，将各大军阀调至南京做官，使他们TUO离自己经营多年的根基，再伺机夺取兵权。
杨永泰的计谋既腹黑，又音险，从这一点来看，他不像诸葛亮，倒与陈平有些相似。但杨永泰的计谋却深得蒋介石喜欢，很快便开始着手实施计划。
1928年，蒋介石分别给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升了官”，命他们立即就任。但这三位封疆大吏也不是草包，立即就明白了这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各显神通，各不离巢。
1929年，蒋介石继续贯彻杨永泰为他制定的计划，召开了一次编遣会议，打算对各路军阀的军队进行裁撤，同时扩编自己的队伍。企图以此消彼长的方式，来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但蒋介石的意图，再次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拒绝。显然，军阀们不想轻易就范。
虽然计划接连落空，但这本就是杨永泰真正计划的前奏而已，虽然失败了，但并不影响大局。因为军阀们接连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使得蒋介石获得了对他们用兵的主动权，依照此前杨永泰的计划，蒋介石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处理掉桂系军阀。
在蒋桂战争爆发后，杨永泰也没闲着，他趁机找到俞作柏，许以重诺，让他去劝降桂系第七师师长兼桂军前敌总指挥李明瑞。俞作柏成功说服李明瑞阵前倒戈，使得桂军措手不及，一败涂地。随着李宗仁、白崇禧败走香港，蒋介石按照杨永泰的计划，实现了扫平桂系的愿望。事后，杨永泰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促成俞作柏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顺利平定桂系，令蒋介石信心大增，对杨永泰也更加信任，他立即开始着手以“经济手段”对付冯玉祥。蒋介石很善于用金钱拉拢人，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下血本。为了以“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他亲批500万大洋，派人去拉拢石友三和韩复榘，买通他们阵前倒戈，一举击溃了冯玉祥。
1930年，被逐个击破的军阀们，终于意识到了危机。阎锡山联手冯玉祥，拉起反蒋大旗。然而阎锡山、冯玉祥此时的实力大不如前，中原大战爆发后，杨永泰立刻向蒋介石提供了应对之策。
对付冯玉祥，依然延续此前的“经济手段”，这一招似乎已经成为瓦解西北军的杀手锏，冯部将领刘茂恩等人因此倒戈，使得冯玉祥最终落败。
至于阎锡山的军队，杨永泰则想出了“借刀杀人”的策略，劝蒋介石将一直观望的张学良拉进战局。这样既能得到东北军的助力，又能免去后顾之忧，可谓是一举两得。在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的拉拢下，张学良如了蒋介石、杨永泰的愿，帮助他们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扫平了各路军阀后，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了中央苏区，积极调兵到江西，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围剿”。然而，红军队伍与军阀队伍有本质区别，远非军阀队伍的乌合之众可比。蒋介石接连三次失利后，杨永泰向蒋介石第二次献计。
杨永泰的目光非常毒辣，一眼就看出了红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之处。他之前献计时所提到的“经济手段”、“外交手段”明显已经不适用。杨永泰认为，红军之所以强大，在于军民一心。而造成红军与苏区人民上下一心的原因，则是因为国民党官吏的风气日下。
因此，杨永泰向蒋介石献计，要想战胜红军，就要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在动用武力之前，要先澄清吏治，除暴安良，帮助那些孤苦无依的苦难者。这样一来，才能达到使红军TUO离群众的目的，接下来再率军进攻，并对投诚者给予出路，剿抚兼施。
杨永泰的策略，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他的策略却有一个致命的痛点，注定无法完全实现。仅“澄清吏治”一项，国民党就断然无法实现。国民党若真能达成这个目标，又何须“三分军事”，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但蒋介石对他的计策奉若至宝，立刻破格提拔他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跟随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本来杨永泰短时间内难有作为，但由于张国焘应对不当，竟然令杨永泰在鄂豫皖苏区取得一定成效。
1933年，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在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中，继续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并辅以反动宣传，以及封锁物资等手段。加上蒋介石策划的“铁桶计划”，终于迫使中央红军转移。
蒋介石不依不饶，派出大军围追堵截，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入川，蒋介石的追兵尾随而至。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险地，同时又因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被称为“天府之国”。
四川的天然优势被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产生了趁机将四川收入囊中的想法。然而，四川军阀刘湘早已看出蒋介石的心思，拒绝蒋介石派中央军入川，坚持由自己出兵追击红军。
刘湘都能看出蒋介石的意图，杨永泰自然也早已洞悉一切。为了迎合蒋介石，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伺机达成中央军入川的目的。此建议符合蒋介石预期，自然得到了他的批准，杨永泰由此被任命为武昌行营秘书长。
此时刘湘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一方面他不愿意让蒋介石派兵入川，一方面自己战斗力又不足，与红军交手屡屡受挫。最终，刘湘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要求蒋介石给他兵、给他钱，支持他战胜红军。这样的要求与蒋介石想要派兵入川的策略相违背，但杨永泰在此时，向蒋介石第三次献计，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最终选择照办。
只不过，武器和钱可以给，但必须有附加条件。杨永泰提出的条件是，刘湘拿了武器和钱后，必须同意蒋介石派一个没有武装参谋团到重庆参与协助计划作战。在刘湘看来，一个既没有武装，又只是协助计划作战的参谋团，对他并没有什么威胁，便欣然同意了。
但事请怎么会如此简单呢？这个参谋团进重庆时，由杨永泰亲自带队，随队的还有贺国光，可谓是“分量十足”。杨永泰入川后，并未与刘湘起冲突，更没有显示出半点“夺权”的意思，反而主动提出帮助刘湘组建四川省政府。
彼时的刘湘在四川虽然势力够大，但也并非没有对手，林林总总的小军阀，很多都不买他的账。全面掌控四川，一直以来都是刘湘的最大愿望，他自然没理由拒绝杨永泰帮他组建四川省政府的提议。
杨永泰发出通电以后，效果不同凡响，四川的大小军事首脑因为畏惧蒋介石，纷纷交出防区，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全都喊起了支持四川统一的口号。刘湘梦寐以求的一幕出现后，喜悦之请溢于言表，对杨永泰放松了警惕。
紧接着，杨永泰提出打破原有防区划分，由省政府重新任命各地方官员。杨永泰此时已经彻底取得了刘湘的信任，他的提议立即得到刘湘的同意。但杨永泰所安排的各地方官员，全都是拥蒋人士，这样一来，刘湘很快就被架空了，所有地方官后备人员都掌握在杨永泰手中，而刘湘对此却并未察觉。
事后，蒋介石借故将刘湘撤职查办时，刘湘才恍然大悟，但是为时已晚。1935年，驻川参谋团直接改为重庆行营，刘湘彻底慌了神。为了巩固对四川的控制，杨永泰又向蒋介石提议，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方式，对川军军官进行训练，趁机进行分化。这一步步走下来，四川的军政很快就落入蒋介石的手中，刘湘对此无能为力，也只能徒呼奈何。
“削藩”、迫使红军长征、入主四川。杨永泰通过这三次向蒋介石献计，彻底站稳了脚跟，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首席谋士，可谓是权倾一时。杨永泰手中权力最巅峰的时候，国民党政要相见蒋介石，需要通过杨永泰的安排才行。国民党的重要军政文电，也要杨永泰先过目，而后才能递交给蒋介石。
杨永泰虽然红极一时，但他不仅在跟随蒋介石之前，就因为投机钻营得罪了胡汉民等人，又在跟随蒋介石之后，得罪了各大军阀和除了政学系以外的国民党派系，树敌极多。其中，以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对他最是痛恨。
陈果夫和陈立夫对杨永泰一直都看不上眼，认为他是一个靠投机钻营起家的政学系“暴发户”，杨永泰自然也对他们兄弟二人心有不满。
1934年，航空署长徐培根因为挪用公款造成无法弥补的亏空，打算纵火烧毁账目来平账。但不想火势过大，竟然将10多架新买的霞飞式轰炸机烧毁，引得蒋介石勃然大怒。为了帮徐培根度过难关，CC系拿出重金贿赂负责调查此事的邓文仪，总算是将此事当成一场意外处理了。
但这件事请瞒过了蒋介石，却瞒不过杨永泰，杨永泰觉得事有蹊跷，趁机发难，征得蒋介石批准后，联合戴笠查明了真相。蒋介石盛怒之下，下令抢毙徐培根，并将收受贿赂的邓文仪给免职了，使得CC系遭受重创。
由于杨永泰是借蒋介石之名查办此事，陈氏兄弟虽然怨恨杨永泰，却也无可奈何。但陈氏兄弟也不是等闲之辈，国民党内早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由此可见一斑。
蒋介石对陈果夫和陈立夫忌惮极深，而杨永泰是绝对效忠于蒋介石的。所以，杨永泰始终站在陈氏兄弟的对立面，为了限制陈氏兄弟的势力，屡屡从中作梗，干预包括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等要职的任命人选，使得CC系屡屡吃瘪。
蒋介石决定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后，杨永泰尚未赴任，湖北的CC系成员便高喊“打倒卖国贼杨永泰”。杨永泰一直都是替蒋介石办事，骂他是卖国贼，岂不就是在骂蒋介石吗？CC系此举，彻底机怒了蒋介石，在杨永泰和CC系之间，他站在了杨永泰一边。
但CC系树大根深，虽然“倒杨风潮”被蒋介石制止，但并未因此结束报复行动，反而招来了刺客，准备对杨永泰下杀手。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表面上是成为“封疆大吏”，但远离了蒋介石的他，也势必会因为此前树敌太多，而时刻陷入仇家的视野之中。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临死前，说出那句“吾早知必有今日”。如他这样只忠于蒋介石而得罪“全天下”的人，一旦离开蒋介石身边，想要全身而退，确实难如登天。
终于，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码头遭遇袭击，将人生定格在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