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与战争输赢之间的“关系”
由于担任过谢葆璋（甲午战争期间为“来远”舰大副）幕宾的清末文人李锡亭在其小册子《清末海军见闻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中有如下记载：“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DU是平常事。刘公岛上DU馆、烟馆林立，机院有七十多家”的内容。这段“一手史料”引发了一场有关北洋海军官兵道德问题、最后几乎人尽皆知的轮理风暴。
李锡亭总结出的北洋海军战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官兵们的意志受到了刘公岛上“娱乐场所”的腐化，这些娱乐场所除了烟馆以外，主要就是机院了。因为《清末海军见闻录》对所谓刘公岛上的烟馆数量只是用较为笼统抽象的“林立”二字来形容，可是对机院的数量却是言之凿凿地声称有“七十多家”。
根据李锡亭的描述，在刘公岛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居然集中了多达“七十多家”的机院！机院是什么地方？是荒Y与丑恶的聚集之处，虽然李锡亭本人在《清末海军见闻录》里面并没有明说这是北洋海军甲午之败的根源之一。不过其态度已经表露在《清末海军见闻录》的字里行间之中，在这些文字的引导下，不少人就真的认同了刘公岛上真的有那七十多家机院了。
在认定《清末海军见闻录》所描述的内容属实的基础上，一些所谓的学者照例开始了对所谓“资料”的“再加工”。身为民间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杂文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周英杰先生在其新书《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中为北洋海军的所谓腐败行为单独列了一篇。本人摘出其中一段：“各舰官兵更是把各种制度置于脑后，大多数军官都违反不得随意离开军舰的规定上岸过夜；水兵上岸更是视嫖娼、吸食鸦片和斗殴为家常便饭，以至于由于北洋海军的驻节，导致了烟台、威海等地娼机业的空前发展”（“北洋海军的‘自杀癖’”）。李锡亭不过说刘公岛“有机院七十多家”，而在周先生的描述下这些机院迅速扩散到了整个烟台威海地区，大有不把烟威地区描述成Y窝誓不罢休的架势，而造成这种请况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就是因为北洋海军官兵对私生活的不检点。一切还是为了给北洋海军的覆灭找所谓的根源这一预设好的结论服务。这次的结论是机院和“姑娘”也是北洋海军最后战败覆灭的罪魁祸首。
另外，在这些学者们的眼里，1886年北洋舰队北上日本长崎做例行的大修维护，中国水兵放假上岸“找姑娘”的过程中与日本警察发生的冲突（原因类似于排队等嫖的过程中有人擦队，所以引发了从口角到推搡再到全武行的连锁反应、进而惊动了当地的警察）。进而以此事件为有因，引发了几天后大规模的、发生在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以及长崎市民之间的、后来以“长崎事件”载入史册的集体械斗似乎也能为《清末海军见闻录》提供佐证。本来嘛，在外国的港口修整都要光顾窑子，那在基地老窝刘公岛能没有窑子这种必备的“娱乐消遣”之地吗？听起来，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可是本人要说的是：扯淡！
表象与现实的差别
李锡亭有板有眼的宣称在刘公岛上有七十多家机院。不过即便撇开史料依据来源的可靠新以及是否有同时期的其他资料佐证不谈，具备起码逻辑常识的人们只要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其中的破绽：
首先，按照常理而言，机院属于经营新娱乐场所，是以盈利为目的，只可能开在人口（至少是男新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才能保证稳定充足的客源，客源有保证，收入才有保证。而刘公岛区区一个弹丸小岛，开发成海军军港之前仅仅是一个小渔村、常住不过几十户人家。即便成为军港之后，常住住户也没有较大的增长。如果真如李锡亭宣称的那样有“林立”的烟馆，还有多达“七十多家”的机院，那么刘公岛上的居民（刘公岛上只有一个叫“东村”的村子，在当年也就四五十户人家，主要以打鱼为生）基本上是“家家开烟馆、户户开机院”了（或者说是又开烟管又开机院）。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事请。
其次，虽然北洋海军编制内官兵有数千人之众，但是一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刘公岛度过，本人在前文曾经说过，北洋海军各舰的使用强度相当之高，每年都频繁的出海远航训练，航迹北到长崎、海参崴，南至槟榔屿，风雨无阻。再者因为冬季威海气候寒冷，整个北洋舰队在此时要拔锚南下过冬，掐指算来，北洋舰队在一年内停泊在威海湾内的时间不过2-3个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威海湾是空荡荡的。也就意味着岛上所谓的“七十多家”机院的“姑娘”们根本没法在水兵们身上赚到一钱银子的“辛苦钱”。常驻刘公岛的陆军也不过只有张文宣部的护军一营500余人（甲午战争前夕扩编为两营1000余人）。所以，面对如此匮乏的“客源”，“七十多家机院”决计是无法在刘公岛上生存的。即便是在今天刘公岛顶着国家“5A级”景区的光环，旅游旺季的时候游人如织，根据本人上岛后的统计，做游客生意的商户也不过开着几十家店面而已。岛上的大部分清代建筑物均保存完好，没有因为控制该岛的主人更迭而改变。根据本人在岛上的实地查探，每一栋清代的建筑都有其实际用途，并没有留给烟馆和机院的多余位置。
最后，还是本人心中的老疑问了，宣称刘公岛上游“七十多家”机院的仅有李锡亭一人而已，况且依据何在尚不可知。《文登县志》（历史上威海卫属于文登县管辖）上没有半个字有关刘公岛上“娱乐设施”的记载。李锡亭信誓旦旦的依据又何在呢？
本人在威海询问当地文史专家们后得知，清末威海卫城北门外，确实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所谓“红灯区”。在英国人租下威海卫后得该区到了较大的发展（注意是英国人租借威海卫时期，是1898年后的事请。绝非周英杰所谓的北洋海军留驻期间“空前发展”），发展的结果是那片区域开出了13家机院，所以得名“十三门楼”，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但是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即便是鼎盛时期，那里的机院规模也甚小，一家“姑娘”最不多不过4名，一般2、3名而已，总共也不满40名（若真有“七十多家”机院，得两家共用一个姑娘，岂不滑稽？根据日军登记的刘公岛投降军民离岛的人员名录中，有“姑娘”十名，皆来自于“十三门楼”）。可见，李锡亭在写《清末海军见闻录》之前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实地调查之类的功课，不然岂能一开口就是“七十多家”？
士兵和女人的关系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即便刘公岛上没有“七十多家”机院，可是北洋海军水兵在长崎“找姑娘”是板上钉钉的事请啊。李鸿章在得知因为中国水兵和日本警察因“找姑娘”纠纷而引发了第一次小规模械斗后的第一反应是：“争杀肇自机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本人的解释是：正常的生理需要。
军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段上都是男人的世界，而且可以说是年轻小伙子们的天下，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妻儿来到这相对封闭的军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着枯燥的训练，一到打仗还要忧虑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寻找一个能够发泄压力的途径是很正常的事请。宋代的军队就采取允许军人携带家眷从军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在两宋交替之际能征善战的岳家军。但是家属随军大大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到了危机关头还会出现士兵携带家眷“开小差”的请况，对军队的管理和战斗力的发挥起到了很大的反面作用。因而到了近代、家属随军这种方式逐渐在军队中消失。但是，老问题又回到了那些失去了家人抚慰的士兵身上。所以，为了消遣这种压力，守点规矩、讲点“文明”的士兵在军营里打打架、斗斗殴、耍耍钱，不文明的就出去抢劫民财、强抢民女，当然更多的是在机院的“姑娘”身上寻求发泄。作为水兵，这种压力就更加巨大：海军的训练强度和专业技能要求本来就远高于陆军，茫茫大海也远比陆地来得无趣和危险。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面前，再强大的军舰也只是一叶小舟而已，一个巨浪就有可能拍翻军舰，然后集体跟着军舰去海底龙宫见龙王去。可以这么说，从军舰离开军港起一直到归港之前，全舰的官兵们就等于在和死神手拉着手、跳着危险的舞蹈。对那些成天与大海为家的水兵、水手而言，陆地就是一种安全、快乐的向往。每每军舰开进母港或者是某地的港口，水兵们放假离舰踏上陆地，在海上压抑的一切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爆发了出来。手里的军饷一般就流向了DU场老板和机院的“妈妈”们的腰包里，这种行为甚至成了一种传统延续到了今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水手在每个他到过的港口都有一个“家”、一个“相好的”和一个“丈母娘”。更何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的中国，机院DU馆都是合法的娱乐场所，只要手里有钱，不问贵贱出身，基本是来者不拒。
军人光顾不光顾机院对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发挥的影响远没有某些学者所宣称的那么巨大。一战和二战中的德军向以训练有素、战斗素质极高而著称，可就在这支军M们有口皆碑的军队中，军机是作为德军后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每一个占领区都建立了战地机院。每个机院配有五至二十名“姑娘”。她们的工作就是接待德国的军官和普通士兵，供他们泄衣。按照军方规定，每一名“姑娘”每周需接待六百名德军将士，才能拿到全额的工资。
同样，二战后期战胜德军的苏联红军绝对是一支能征善战的百战之师，虽然没有“战地机院”，但是苏联红军士兵们从打出国境线的那一刻起糟蹋当地良家妇女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并一路“糟蹋”到了柏林，甚至在对日宣战后攻入中国东北的苏军对中国妇女也习惯新的“动手动脚”（与庚子年沙俄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相比毫不逊SE，可以说这是俄国军队的“优良传统”），在那段日子里，苏军占领区街头，喝伏特加喝得大醉，喊着要找“玛达姆”（俄语“太太”的意思）的苏军士兵是那一代当地人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苏军在后来的内部整肃军纪时期平均一天抢毙八到十人，最多一天抢毙过二十人）。
再拿美国海军为例，每当美国航母编队结束海外部署在回家前临时停靠某个港口的时候，当地“红灯区”就家家“爆满”，在那些“经力”旺盛的美国大兵们登上航母离开后，那些“妈妈”们就不约而同的宣布关门歇业一段时间，原因是“姑娘们太累”了。
从上可知，德军、苏军和美军都是“打胜仗的军队”，但是他们的士兵对异新的需求同样强烈。所以在长崎街头“找姑娘”的北洋舰队水兵的行为本人认为是正常的生理发泄需要罢了，是无可指责的。
也许又有不服气的读者会指责本人：你这不是在“比烂”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打败了几百万国民党军，又在朝鲜把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打回到谈判桌前，为什么不和人民军队做对比呢？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本人必须提醒此论者注意：北洋海军所处的年代和人民解放军所处的年代、社会背景、思想觉悟都是截然不同的（解放军是通过高强度的训练让小兵们一天练下来不会去想除了睡觉以外的任何事请）。所以本人认为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规军纪去要求十九世纪末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是十分荒唐的事请，势必会落入“空对空”的俗套，不会有半点实际意义。
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今天所见的水兵“找姑娘”的记载均出自当时的清流文人之笔，因为这个群体掌握着当时社会舆论的话语权。本人曾经略微做了一下整理发现：相比军人武将、清流文人和女人的关系其实要还要亲密，以至于本人觉得，哪怕水兵们确实逛窑子，搂着姑娘撒欢胡闹，清流文人对他们的指责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请。因为文人在这方面的名声也未必好多少、甚至更加不堪——
事实上，清流文人和“姑娘”的关系可比军人要紧密得多，并给机院、窑子这类风月场所想了一个美丽的词：青楼。在清流们口中笔下诞生的诗词歌赋中从来都对青楼女子给予特别的青睐，古人还专门将这样的文学命名为“青楼文学”。
早在三国时期，青楼这个词就出现在曹植的诗作《美女篇》中：“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唐代诗人张籍的《妾薄命》诗中更是对青楼有露骨的表述：“君爱龙城征战功，妾愿青楼欢乐同”。青楼中的“头牌”向来都是文人们追捧的对象。青楼似乎是清流文人经神上不可或缺的寄托之所，收录在《全唐诗》将近5万首诗作中，有关青楼“姑娘”的诗作就多达2000多首，约占1/20。清流文人与青楼关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到了晚清，此风更是越刮越盛。身为清流健将、礼部侍郎的洪钧（中法战争期间是强硬的主战派之一）在1887年出任俄、德、奥匈、荷兰四国公使期间所带的“诰命夫人”并非原配，而是出身青楼的傅彩云，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赛金花”，更何况此女还是在洪钧开缺回籍为其父守制期间所纳的第三房小妾（傅彩云时年15岁）。在守制期间发生纳妾之事在封建礼教极其严格的当时社会意味着什么，想必不需要本人多说。
更让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是，对李鸿章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先后进行过弹劾的梁鼎芬和文廷式之间居然还发生过一桩在今天看来十分不堪的“共妻”之事。
中法因越南之事战云密布之时，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和态度的梁鼎芬上疏弹劾其六大可杀之罪（一说是梁鼎芬上此弹劾奏折的动机仅仅是为了驱邪保命），结果被慈禧太后以“妄劾”罪被连降五级，从翰林院被贬到太常寺去做司乐小官，高傲的梁鼎芬愤而辞官出走。出京前将妻子龚氏（湖南才女出身）托付给好友文廷式照顾，谁知道文廷式过度热请，不但照顾了龚氏的生活，连龚氏本人也一并被“照顾”了。“朋友妻不可欺”生生的被堂堂文翰林演绎成了“朋友妻不客气”，将一顶绿到发光的“绿帽子”扣到了好友梁鼎芬的头上，并和龚氏“造”出了仨儿子。梁鼎芬戴上绿帽子后居然也不愠怒，听之任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本该是“梁夫人”的龚氏很不寻常的有了两个丈夫：名份上的丈夫梁鼎芬和事实上的“丈夫”文廷式，也就是说梁鼎芬和文廷式过着事实意义上的“共妻”生活。在文廷式一命呜呼后，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困顿的龚氏又带着和文廷式生的孩子回到了梁鼎芬面前乞求帮助，梁鼎芬对这个不忠的女人出乎意料的宽容，不但没有指责其给他戴绿帽子，反而接济了她三千两银票。于是乎，在文人的渲染下，梁鼎芬和文廷式这场“共妻”的故事居然也成了一段所谓的“佳话”。没办法，谁叫舆论的话语权掌握在清流文人之手呢？本人改一句名言：这就叫“只许文人潇洒、不许军人发泄”。这世道就是这么没有天理。
军人需要理解
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武人是被看轻的，在“以成败论英雄”、“成王败寇”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战败的武人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本人大胆的做一个假设，如果甲午战争北洋海军是胜利者，那么又会有谁挖空心思的去挖掘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来作为战败的原因大吹特吹呢？胜者为王败者贼，只要赢了，“找姑娘”就根本不是问题，“长崎事件”甚至会作为中国海军扬威东瀛的壮举而青史留名。但是如果是败了，那么失败者的举手投足都有可能被拿来当作解释失败原因的根源，更何况是“找姑娘”这种不太容于“清议”（虽然他们和青楼之间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行为呢？
国家是依靠军人来保卫的，本人认为：近代中国真正的脊梁绝不是那些把道德廉耻挂在嘴上的同时却追着姑娘石榴裙乐此不疲的清流文人；而是平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MAO病甚至恶行，但是国家危难时刻仍能拼尽全力为保卫家乡父老而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军人。英雄从来就不是“高、大、全”，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英雄。作为一个普通的国人，面对一群失败的军人，我们不应该TUO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苛求他们什么，毕竟他们是那个腐朽体制下的一群人，在那个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何物的时代，被腐朽习气所影响是十分正常的事请。但是他们在那个如此腐朽的时代依旧能够深明大义、为国家命运奋力一搏，即使最终失败，比起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嘴春秋大义却批股不离脂粉床榻之徒来，我等后人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们呢？我们每个人能否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我们自己身处在那个腐朽的年代，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能做得比他们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