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号称是努尔哈赤“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却也是我国封建历史中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存续的三百余年期间,在史书上留下过辉煌的时刻,同时也写下了屈辱的结局。
正所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大清之所以能够在马背上大败女真,统一中国,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强有力的军事管理,典型的产物就是“八旗制度”。
但一直到后来大清丧权辱国,走向灭亡,也与这一制度历朝历代所累积下来的内部僵化和腐朽,有着一定关系。
积重难返,整个清朝的衰亡史,就好像是一部“八旗子弟”的衰亡史。
“八旗制度”一直以来作为大清朝的根本制度,规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军事制度等方方面面。
八旗制度的缘起及架构
这一制度肇始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当时努尔哈赤致力于铁蹄上打天下,四处征战,要想取胜,就要有合理的军事管理制度。
由于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最初的社会形式主要就是依靠地域和血缘形成一定的部落和氏族。
为了应付生活所需的狩猎需求形成了“牛录制”,每个氏族和部落的有一名总领被称为“牛录额真”。努尔哈赤就在此社会基础制度上开始改制。
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特点,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也就是后来“八旗”中被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的四旗,全部为纯SE。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满族社会始终在迅速地发展壮大,在努尔哈赤“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号召下,归附人员逐渐增多,四旗编制需要扩编。
于是努尔哈赤就在原有的正“四旗”基础上,增编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
由于当时的政权在军事、行政以及生产生活各方面均有需求,因此早期的八旗一直是全民皆兵的形式。
也就是说,每一位老百姓都有着八旗的“编制”,在无战事的时候从事生产劳动,一旦有战争需求,方便自己携带着武器、粮草奔赴战场。
即此,清朝的“八旗”制度正式成型了,此时的八旗也便是后来所称的“满八旗”。
而为了便于制度化的管理。“八旗”之下还有着明确的编制格局来进行细化的管理:
八旗中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置牛录厄真一人进行领导;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进行领导;五个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领导,再增设一副职,为梅勒厄真。
八旗制度的演化
在皇太极时期,又额外建立了“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此时的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共24个组织,构成了清代整个八旗制度。
早期的清朝各位君主励经图治,野心勃勃,征战天下,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
据记载,当时各旗都设有军营、骁骑营、步军营等常规伍,还设有专门的云梯和布阵等职。
甚至还设置了虎抢营、火器营、神机营等特殊营伍,需要日常演习摔跤、色箭、刺虎和草练检抢等。
在专业而严苛的军事训练之下,清朝政府的铁蹄实力非凡,开疆拓土,取得了众多彪炳史册的战绩,收复了众多边境失地,打下了自古以来最广阔的国土面积。
入关之后,二十四支八旗军又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其中又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
其中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是皇帝直接管辖、亲自指挥的组织,也从他们之中挑选出皇宫侍卫。最接近权力的中心,自然也是八旗中地位最高的编制。
下五旗则为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由诸王、贝勒等分别统领,自然受到皇帝及上三旗的的辖制。
也是在入关统一之后,中央集权正式建立了八旗常备军制度以及军饷制度,不再需要每一位百姓亲自为战争承担军械以及粮草的责任了。
于是八旗的编制不再是老百姓的自然身份,而真真真正地成为了一种职业。
八旗制度的弊端与衰败
纵观“八旗”制度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针对于当时多民族多战事的状况,这一制度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新:
易于管理,成本较低,避免了不必要的内部争端等,也形成了清王朝重要的军事支撑力量。可以说,为清王朝攘外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了出来。
入关之后的大清,一边面临着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一边需要供养八旗“编制”内的国家公务人员。
为了让他们能够专心备战,提高战力,留存国家强盛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考虑到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旗人不被允许经商以及参加产业劳动,并一直为他们提供极其优渥的报酬和特权,在从官政策上有着诸多优待。
从而导致旗人日益冗杂,并且随着生活日渐稳定,缺乏有效的管理约束,在失去了在猎场和战争生活模式以后,旗人子弟很快便丢失了野新,开始迅速地堕落。
贪污腐败,军备松懈,耽于玩乐,无心训练,供养了一大批遛鸟、喝茶、听戏,甚至吸食鸦片、欺男霸女、DU博成新的纨绔子弟。其中以和珅家族为典型的代表。
昔日“八旗军”的风光早已在此时沦为外强中干、遍地骂名的花架子,风不用吹就摇摇衣坠,不过躲在前人的余荫下尸位素餐。
虽有大清强盛的根基在勉力维持,但在如此这般腐朽的啃噬与消耗之下,晚期羸弱的大清可谓一推便倒。
以至于后来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八旗军一触即溃,丢兵弃甲,四散而逃。徒留一地的唾骂。
八旗子弟“伤仲永”的故事
朝廷也并非没有试图解决,八旗制度所造成的系列问题,例如乾隆时期,就曾经将3000多户旗人迁移至富庶的拉林(黑龙江北面),成立了“京旗二十四屯”的编制。
让他们在不同的24个方位戍守国家边境,以一农一兵的“兵团”形式生活着,以此既能减轻人员冗杂,又能不忘先祖,回馈故土。
其中就包括了索额图、鳌拜、和珅、傅恒等八旗子弟的族人们。
恰如伤仲永的故事一样,如今的他们早已泯然众人矣。他们亲自草劳着农事,无事时便和乡邻下下棋,抽抽旱烟。
但又有那么一点不同的是,祖先的荣光对他们而言,早已不是锦衣玉食,特权阶级。而成为了一种内心深深的尊崇和远远的追寻。
例如对于村庄的命名烙印着深深地满族特SE,例如在普通的民居里,西边总是放着他们各自祖先的画像。
诚然,在他们的画像中的祖先,与我们所看到的史书中的祖先,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是带着亲缘温度的家族信仰,一种是奖罚功过的评判陈述。
但无论哪一种,都正在被滚滚的历史车轮裹挟着继续前行,就好像曾经的八旗文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