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汉初期的币制，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切，那就是“混乱”。至汉武帝登基之时（汉武帝之后，“三官五铢钱”为西汉唯一法定货币，自此沿用百余年），西汉在短短的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因种种原因，就曾先后使用过“半两钱”、“荚钱”、“八株半两钱”、“四株半两钱”、“三铢钱”、“白金币”、“皮币”、“五铢钱”、“钟官赤侧钱”、“三官五铢钱”等制式的钱币，可谓是“朝令夕改”，让人眼花缭乱。
高祖初年，汉承秦制，货币依旧沿用秦之“半两”钱（所谓“半两”就是一种面文“半两”二字的钱币，其法定重量为12铢（1两为24铢），不过实则轻重不一，轻的只有六克多，重的有二十克以上）。但，随后不久，刘邦便以“秦钱重难用”为由“更令民铸荚钱”，即允许民间私铸“荚钱”（所谓“荚钱”就是一种形如榆荚，钱文“半两”的钱币，其法定重量为3铢，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却多是很轻薄，多是重量为1铢的劣质货币）。
至于刘邦为何要将铸币权下放到民间，任由民间铸造“荚钱”，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与项羽争夺天下。当时刘邦颁布这项政策时，正处于楚汉争霸之际，此时刘邦为了快速聚拢可与项羽战争物资，同时削弱项羽的实力，于是这就有了“更令民铸荚钱”政策的出现。
让民间可以私铸货币，而且这私铸的货币还是比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半两”钱还要轻的荚钱（所谓荚钱就是刻着“半两”，但实则重3铢，甚至是不到1铢的伪劣钱币），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显然就是汉国境内所能流通的钱是越变越多。
如上所述，当时刘邦并未一统天下，他治下只是这天下的其中一个诸侯国，在他之外，还有西楚、赵国、燕国、韩国、齐国等诸侯国。而在当时，“半两”钱是天下公用的钱，在那个没啥防伪概念的封建时代，再加上“半两”钱本身就存在缺斤少两的问题，因此，人们在接受“半两”钱的时候，他们只看“半两”二字，却几乎不会去看它的重量是否符合。
由此，试想刘邦就用这种方法让民间的钱变多，然后又用这个严重贬值的“半两”去其他诸侯国收购物资，你说会发生什么？很简单，先是刘邦能获得大量的军用物资，而后项羽治下的经济也会同时因这劣质钱币的大量涌入陷入崩溃的边缘。事实证明，刘邦的确做到了这些，“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
但是，这种鼓励民间大量制造劣质钱币的做法，虽的确是帮助刘邦夺得了天下，但也为之后刘邦所建立的西汉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允许民间私铸劣质货币，对西汉带来的最大的麻烦，就是通货膨胀。“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在某些利衣熏心的商人的草纵下，西汉整个市场经济陷入彻底的崩溃，想想看一石米就需要1万钱，一匹马就需要100两黄金，这是何等的疯狂。
由此，为了不让西汉的经济再恶化下去，从而影响到西汉的统治，惠帝时期，汉廷正式收回民间私铸“荚钱”的权力，改由政府颁行“八株半两钱”，即重量约八株，钱文仍为“半两”的钱币。但是，过了没多久，因“八株钱”的价值实在有些过高，十分不便于底层百姓进行小额贸易，由此在吕后六年（前182年）被废除，此后又再行“半两钱”。
到了文帝时期，因为之前所铸造的钱文“半两”的“荚钱”并未被废除，从而导致西汉的经济被进一步破坏，劣质的“荚钱”严重破坏着西汉的市场交易，于是前元五年（前175年），汉文帝就以“荚钱益多，轻”为由，下令废除“荚钱”，同时铸造钱文“半两”的“四铢半两钱”。此后，因“四铢钱”重量较为准确，多在2.2到2.8克之间，且钱文制作也比较规范，由此它被当时的百姓所广泛接受，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就这样，直到汉武帝时期。此时，因文景二帝对于私铸钱币的管控并不严格，甚至文帝时期还重新允许民间合法的进行私铸货币，如此，一些间商们就开始在“四铢半两钱”上动起了心思，他们每次收到“四铢钱”后，就会用锉刀一个一个地从其背面锉刮铜屑，然后再用这些锉下的铜屑再铸造新的钱币，以此来达成钱生钱的目的。
而间商们这么做，虽然会让他们自己的财产与日俱增，但于国于民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四铢钱被越锉越薄，民间私造的货币越来越多，最终只会造成货币严重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从而让国家的经济出现动荡，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贫穷。
由此，自汉武帝登基时，西汉正面临着“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的窘境，全国劣质货币横行市场，西汉经济被这些劣质货币是搞得一塌糊涂。“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那些地主豪强借着这等“偷机莫狗”的勾当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底层百姓却因通货膨胀，变得贫困潦倒，他们手中的钱财已无力再去购买那价格高昂的日常用品，生计早已成问题。
因此，武帝登基后，为避免此种请况持续恶化，最终危及到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于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与三公九卿等决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Y并兼之徒”，为维护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同时降低地主豪强对于西汉的威胁新，武帝遂决定改革币制，借此摧毁地主豪强那庞大的势力，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建元元年（前140年）春二月，汉武帝推行“三铢钱”，与此前所推行的“四铢半两钱”等价流通。此次，武帝所推行的“三铢钱”，有别于西汉之前所推行的钱币，它的出现改变了“半两”这一自秦延续下来的货币单位名称，自此后，钱币开始以“铢”为单位。
同时，其也改变了自秦以来钱币“重如其文”（即钱币钱文多少就是多少，而不去管其货币本身的重量，比如钱文刻“半两”，但其重量却只有数克）的规定，改行“文如其重”（即钱币钱文刻上多少，货币的重量就不能超出太多，比如前文刻“三铢”，那它的重量就不能是一铢，最少也要二铢多以上）。
可以说，武帝所推行的这“三铢钱”对于中国古代日后的货币的发展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的，它几乎是引领了中国日后货币的发展道路。当然，“三铢钱”的影响虽很大，但在当时却是陷入了推广失败的结局，在武帝强制推行了五年后，也就是在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武帝下诏：“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即废除“三铢钱”，再次使用“四铢半两钱”。
而“三铢钱”推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当时武帝在推行“三铢钱”时，他是让其与“四铢半两钱”等价流通的，因此这就导致百姓与商人这双方都不愿意去使用三铢钱，毕竟论其实际价值，“四铢半两钱”肯定是高于“三铢钱”的，由此就导致“三铢钱”几乎不能在市面上进行正常的流通。于是乎，武帝只能下令再次改铸“四铢半两钱”。
当然，为防止朝廷新铸的“四铢半两钱”再次被间商用上“钱生钱”的伎俩，武帝在重新铸造“四铢半两钱”的过程中，就在其正面增加了“外郭”这一造型，这样就可有效地阻止间商使用那些可耻的伎俩，先不说增加外郭，间商就很难锉出铜屑，而即使他们有办法再锉出铜屑，但在铸造新币的过程中，他们也依然得做出“外郭”，而这显然就会增加他们钱币私铸的成本。
但是，在“四铢半两钱”再次推行的十七年后，“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间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此时武帝在铸造“四铢半两钱”时虽增加了“外郭”这一造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间商私铸的行为，但是因在此之前，武帝并未收回，也未下令销毁之前所铸造的劣质“四铢半两钱”，由此这就导致间商们是重复地利用这些劣质的钱币去完成“钱生钱”的把戏，这也就造成“钱益轻薄而物贵”的局面。
因市面上流出的钱币贬值得太厉害，由此物价又开始急剧飞升，而此时西汉却接连地对外用兵，与匈奴，与西域，因此造成了“县官大空”、“战士颇不得禄矣”这等窘境。而此时西汉对外战争并未结束，依旧需要巨额财富的支持，由此，改革币制就又重新提上了日程，因为要想快速地获得巨额的财富，发行新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为了快速获得财富，武帝此次做得可谓很彻底，先是让各地官府销毁府库中所有的四铢半两钱，而后再推行“三铢钱”。同时，为了更快，更容易地从民间赚取财富，武帝还“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又造银锡为白金”，发行“白金币”和“皮币”这两种全新的货币。
其中皮币“直四十万”，白金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荖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即朝廷用一枚皮币就能换得四十万“三铢钱”，一枚白选就能换得三千“三铢钱”，一枚文龙就能换得五百“三铢钱”，一枚文龟就能换得三百“三铢钱”。
一个仅重八两的“白选”就要等同于3000钱，这是何等的暴利，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已经算是明抢啦。当然，汉武帝也正是依靠着近乎明抢的白金币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依靠这些源源不断的财富，武帝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对外战争。
当然，此次更换钱币虽然让武帝获取了巨额的财富，但同样也存在着缺陷。史载：“有司言三铢钱轻，易间诈”，因三铢钱实在有些过于轻，且没有任何的防私铸措施，因此这很容易被一些间商利用。于是乎，元狩五年（前118年），武帝听从了朝中重臣的意见，下令“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同时对于其新铸造的五铢钱采取“周郭其下”，即在钱币上开始采用全新的“周郭”造型，将圆边及其方孔设计成凸起的轮廓的防私铸设计。
但是，同以上几次币制改革一样，新推行的“五铢钱”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质量参差不齐。当时，因武帝在采纳大臣改行新货币的同时，也采纳了“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即让各郡国与中央共享“五铢钱”的制造与发行的权利，由此就造成“五铢钱”的质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时各郡国铸造的“五铢钱”，或是背平无轮郭，或是穿孔大，或是肉薄，或是肉厚，总之就是偷工减料，质量极差。
而当时，各郡国在向朝廷缴纳赋税的时候，其所用的钱多为这些质量极差的“郡国五铢钱”，由此，为了避免这些质量极差的“郡国五铢钱”泛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汉武帝在保有五铢钱流通的同时，与元鼎二年（前115年）“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颁行“赤侧钱”（“以赤铜为其郭”，故名“赤侧钱”），专用于赋税的缴纳。
但是，武帝想法虽好，可现实却是很残酷。武帝铸造“赤侧钱”专用于赋税，其想法虽好，即利用“赤侧钱”将粗制滥造的“郡国五铢钱”排挤出西汉的钱币流通市场，但是在实际的运用当中，其“一当五”（即一枚赤侧钱可兑换五枚郡国五铢钱）的兑换比例实在是太高，这显然不是底层百姓所能承受的，而那些地主豪强虽然能承受，但他们也是不愿吃亏的，所以当时上至郡国贵族，下到黎民百姓，他们皆是“巧法”抵制。
因此，在民间皆抵制“赤侧钱”的请况下，最终第二年，武帝就以“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为由，将其废除。
但是，“赤侧钱”虽废，可武帝想要整治这越来越严峻的钱币市场的决心却没有改变。武帝若想征服四夷，他就必须拥有足够应付对外战事的财富，而若要想快速获得财富，他就必须掌控国内的经济，而要想掌控经济，就得先掌控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权。
由此，随着武帝对外战事越来越紧迫，武帝对国内币制改革的脚步也随之加快。元鼎四年（前113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武帝最终迈出了最后一步，他下令：“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全面收回各郡国的钱币铸造与发行权，由朝廷新置的官、技艺、辨铜三官全面垄断西汉钱币的铸造与发行。
自此，影响后世千年，并被后世沿用百余年的“三官五铢钱”正式诞生。这种制式的钱币可是西汉集大成之作，其“文日五株，重如其文，内外都有郭”，钱币的重量严格控制在五铢的范围，币面价值和实际重量基本相符，同时铸有内郭和外郭，可有效防止盗铸。
此后，因“三官五铢钱”制作工艺经湛，防盗铸水平高，自此终西汉一朝未在更换。而据《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造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至平帝时期，西汉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的“三官五铢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