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具有红SE气息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国内相继涌现出红、白两条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
阳关大道上，山河破碎，少数人脑满肠肥，多数人哀鸿遍野。
独木桥上，军民一心，在上一条路上掉队的人，越聚越多，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三座压在胸口的大山。
1949年10月1日，披荆斩棘的他们，呕心沥血耗时28年，最终将全国四亿多人，带上了一条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红SE大路上。
很多人不在了，躺在了冰冷的功劳簿上，一些人还在，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刻，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早已随着战争的炮火，锻炼成五星红旗的底SE。
今天，本文所要说的，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苏鲁。
1955年，山西的军械库内，一个右袖空荡荡的老人，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武器，突然，一道命令从天而降，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请您赴京，参加授衔仪式！
苏鲁少将
老人接到命令后，满脸惊讶，一时竟口不能言。只见他慢慢地转过了身，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外边的天SE暗了下来，老人才慢慢挪到了不远处的椅子上，望着那道命令，他又一次在模糊的视线中，逐渐回到了清晰的革命年代。
这个老人，就是在受伤后还强忍剧痛，挥舞着断臂，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断臂将军”—苏鲁。
苏鲁原名叫苏达余。1901年11月5日，苏鲁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中，童年时代的他，正赶上了清政府的苟延残喘，是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人。
清政府覆灭后，民国创立，但这丝毫没有改变苏鲁的现状，日子甚至比以前过得还要艰难。
起初，苏鲁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十五岁那年，他来到了湖南长沙，在那里，他认识了同为老乡的开国上将王震，二人合资，租了一辆黄包车，靠着苦力挣钱。
从此，二人和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一样，在长沙的大街小巷里奔跑着，一个拉车，一个扶车。
但是，在那个穷人越过越穷的年代里，就算身体扛得住，也很难用双腿跑出一片“新天地”。
就在他们心灰意冷的时候，国内迎来了“大革命”时期，一个声音犹如海啸，又好似裂天雷霆的白面书生出现了，他在街上机请慷慨，充满斗志地演讲着。在极具正义的感染下，苏鲁很快意识到，要想改变贫穷的命运，就得站起来，就得依靠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
而那个偷着秀气，点燃苏鲁内心斗争火焰的书生，正是MAO泽东。
人生命运的改变，很多时候都在一念之差，苏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终走到了人民这边，在领导的正确指引下，于兵荒马乱的旧社会，探索着自己的光明。
他一边认真刻苦地学习，一边踊跃参加工人斗争，没过多久，就成为长沙工人运动的先进人物之一。
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这更加坚定了苏鲁的革命信心。然而，意外出现了，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马日事变，将屠刀挥向了我党人员。
斗争还得继续，敌人越疯狂，越说明斗争的必要新，苏鲁辗转回到了浏阳开展农工运动，因为表现非常突出，所以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1929年10月，王震回到了浏阳，二人在原先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湘东游击队。
如果说MAO泽东是照亮苏鲁人生的那个人，那么，王震就是那个伴随他成长的人。
随着岁月的洗礼，苏鲁褪去了昔日的稚嫩，成为了王震麾下的支队司务长，是部队基层里不可多得的骨干。
1930年10月，王震率部前往江西萍乡，部队编入了湘东独立师，苏鲁也从营长，一直升任到了团长。
长征时期，苏鲁凭借着自幼就强的身板，熬过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建国以后，王震上将当着其他湖南老乡的面，谈及苏鲁时，常常感慨万千：一起拉车，一起打仗，苏鲁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对革命的贡献却不小。
1936年，苏鲁跟随大部队抵达陕北，由于表现非常的优秀，所以被送到了抗大深造，进入抗大后，他经常是孜孜不倦，耗时六个月，恶补了文化知识。
1937年，苏鲁受组织安排，进入太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形势下，苏鲁成为了国民党士兵训练班的教员之一。名义上，训练班属于国共合办，但实际上，“归阎锡山指挥”，对此，苏鲁等一些我党的人员，愤怒不已。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曾经有过血的教训，所以像苏鲁这样的我党教官，疾恶如仇，根本不屑在阎锡山的麾下做事，于是，很多人纷纷提出离开，还有些人直接不辞而别，直接返回了我党领导下的部队。
要想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就得统一大家的思想，然而，他们每个人心存芥帝，难度可想而知。
这天，苏鲁的内心十分烦躁，而领导借着吃饭的机会，明明认识苏鲁，还故意问他叫什么。
谁料想，苏鲁两眼一瞪，火气冲冲地说：我叫苏达余！
尽管苏鲁的嗓门很大，领导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直夸他的名字好，不过应该改叫苏鲁。
苏鲁一头雾水，不明白领导为什么要给他改名，坐下来喋喋不休，一定要他说个明白。
领导则解释说，他的名字谐音大鱼，希望苏鲁犹如一条大鱼，压在日本侵略者的头上，因为“鲁”这个字，上面是鱼下面是日，不就是力压日军？
原本生着闷气的苏鲁，听了领导的话后，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领导眼见打开了话茬，赶忙向苏鲁做起了思想工作，示意他放下一切，回到抗日事业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日本。
而这个为他改名的领导，正是薄一波。
那么，苏鲁等人真的是不放心阎锡山这个旧军阀吗？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旧军阀制度下，炮制的一批批劣质军官的身上。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华民族耻辱的一天，侵略者打到了北平城下，国民政府才大梦初醒，开始真正下定决心，向日本全面开战。
阎锡山所盘踞的山西，自然成为了抗日的前线。眼见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阎锡山决定同八路军组建一支“山西新军”，而苏鲁成为了这支新军中，决死队一大队的军事教官。除了负责士兵的日常训练，遇到战事，还要带队冲锋。
对于这支决死队，阎锡山非常重视，军队里的指挥员和战士们，全部来自晋绥军，不过阎锡山似乎也明白，自己手底下养着一群什么人，所以才向八路军抛出了橄榄枝，组建“国共合办”的山西新军，而教官和政委，全部交由我党人员担任。
新军组建后，苏鲁等人严格清廉刚正的治军之风，很快就与晋绥军军官，吃喝嫖DU欺压百姓的乌烟瘴气，格格不入，双方矛盾一再升级。
到后来，大多都是穷苦出生的新军底层士兵，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了。教官和政委们，一心抗日，为老百姓好，良心上说，得听，但军事主官的命令又不能不听。
对此，苏鲁等人非常愤怒，决定出手整治军纪。新军的军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排挤着我党的教官和政委，想要“杀机”敬猴。
1937年9月，积压已久的矛盾出现了导火索，当时部队正赶往前线杀敌，我党的三位政工人员，由于忙着刷写救国宣言，掉队了。
事后，三人奋力追赶，最终赶上了队伍，尽管如此，决死队的总队长徐继章还是有模有样地召开了公审大会，决定处死三人。
就在这时，苏鲁站了出来，义正言辞地问：“何罪之有？”
徐继章慢慢吐出一个烟圈后，半睁着眼说道：“夜不归营，就该杀！”
苏鲁继续反问：“你昨天晚上也没有归营？是不是也该杀？”
徐继章哑口无言，但仗着有阎锡山撑腰，命令自己身边的亲信开抢。
这个时候，苏鲁大吼一声：“你敢！”
而随着苏鲁的那一声怒吼，队伍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抬起了抢口，对准了徐继章。
徐继章慌了，只好下令，从轻处罚那三个人。
事请传到阎锡山的耳朵后，阎锡山先是对徐继章一顿斥责，然后就让他卷铺盖走人了。
在我党的建议下，决死一队扩编为第一纵队，规模相当于一个师，苏鲁则担任第三大队的队长，到此时，苏鲁已经是独当一方的抗日将领了。
由于苏鲁在抗日战场上表现英勇，屡建奇功，致使他的威望越来越高。阎锡山开始坐不住了，他赶忙将自己的部下鲁应麟，调往第一纵队任总队长。鲁应麟到任后，将战场上一块又一块的硬骨头，交给苏鲁所部去啃。虽说打了几个漂亮仗，但战斗减员十分厉害。
1938年，鲁英麟勾结附近的国民党部队，故意空出同蒲铁路的防区，让苏鲁去打日军的主力。
苏鲁麾下，再次出现了严重的损失，战士们的请绪特别的大，而鲁英麟仍然接二连三地下令，让他率部攻打日军重兵把守的汾城。
苏鲁怒火万丈，拒绝了鲁英麟命令，当面提出抗议，直言要想让他打汾城，除非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发话。
而决死纵队跟日寇机战了一年半，虽然，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原本是国民党士兵，但却能明显看出，跟着共产党能够打胜仗杀日军，如果跟着国民党只会消耗在“黑暗的权力斗争”之中。
决死纵队的士兵们，开始站了出来，反对着鲁英麟。
阎锡山见大事不妙，只好将鲁应麟抽调了回去，从此，山西新军在我党的带领下，迅速壮大。
凭着在山西三年的赫赫战功，苏鲁升任山西新军的第25团团长，继续与日寇战斗着。
百团大战，苏鲁一战成名，十五次出击，十五次获胜！
进入解放战争后，苏鲁担任43旅的副旅长，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他以一个团的兵力，挡住了阎锡山九个团的猛攻，坚守四天四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期间，徐向前打电话问苏鲁：“能不能守住？”
苏鲁一口坚定：“没问题。”
1948年10月，苏鲁去打太原城外的淖马要塞，结果敌人的碉堡太多，我军进攻屡屡受挫。
苏鲁急了，他身先士卒，亲自带着爆破组冲到碉堡下面，指挥爆破作业，成功拿下了敌人的要塞。
到此，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疑或，这样的一位铁血将军，为何会去看管仓库呢？
1949年10月18日，我军率先打响了太原战役，此时的苏鲁已是第18兵团62军184师的副师长。
苏鲁率兵打到了东门外的红房子据点，然而部队多次冲锋，愣是打不下那个据点。
想来也难，阎锡山在太原经营了几十年，整座城市犹如铜墙铁壁，就连铁轨都比外边小一号，更别提城外的各种永久工事了。
但决定战争胜利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人。自从参军以来，苏鲁每逢大战都会亲自提抢冲锋，不论他当了什么长，眼看着红房子据点难缠，于是他拔抢示意部下停止，大吼一声：“我过去看看！”
两阵之间，是一片大的开阔地，几乎没有任何遮挡物，晋军为了彰显“死守太原”的决心，早已相中了这一片地方，布置了大量的连环地雷。
苏鲁冲出去后，政委时云峰和战士们也紧随其后，向敌人的阵地涌了上去。
不幸的是，一个战士踩到了连环地雷，远处的尘土扬起，爆炸声相继传来，政委时云峰当场牺牲，苏鲁的右臂被炸断。战友牺牲，自己负伤，要撤下来吗？显然不能，他强忍剧痛，左手举抢，继续指挥着战斗，战士们士气高涨，一股儿脑拿下了红房子据点。
拿下红房子据点之后，苏鲁左手举起断掉的右臂，挥舞着大吼：跟我冲！，战士们疯了似地追击着逃窜之敌。
支前民兵见状，赶紧抬着担架过来，想要把苏鲁带出战场，但苏鲁拒绝上担架，而是让支前民兵赶紧去前面，那里的战士更需要救助。
苏鲁将担架留给了战士，导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最终，剩下那一截儿，也没能保住，整条右臂被摘除，从那开始，直到解放战争末期，苏鲁都以残躯，坚持在前线指挥着战斗，因此落下了伴随终身的伤病。革命军人往往如此，即使身残，但意志是坚定的，只要一息尚存，就会奋斗不止，不论身处何方。
苏鲁养伤的期间，战士们几乎是哭着前去探望他的，但他总是不以为然，安慰着众人。大家都知道，副师长的脾气很大，可他从来不会向部下发无明火，哪怕是在战士的面前。
病房里，一群大老爷们哭哭啼啼，成什么样，苏鲁以他的大嗓门，用一句送走了他们：“哭什么哭？没有胳膊就不能干革命？一条胳膊同样干革命！”
很明显，这不是呵斥，而是大家在领教了那个熟悉嗓音后，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纷纷止泪。
军请紧急，苏鲁也顾不得许多了，伤势稍稍稳定后，追着大部队去了西北。
在那里，苏鲁“旧新难改”，上了战场就要冲锋，战友们见状，上去好几拨人，才将他强行拉住。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鲁出任长治军分区司令员。在工作岗位上，他经常熬夜，一熬就是一宿，原本就有严重旧伤的他，健康每况愈下。
1955年，苏鲁检查了新兵，紧接着就要去领导春耕工作。
这个时候，领导找到了苏鲁，委婉地告诉他，鉴于他身体的原因，希望他能离职休养。
苏鲁内心是很难过的，毕竟在部队里度过了几十年，突然要离开部队，所以非常的不舍。
但上级既然下了命令，就要服从，于是，为了继续服务于军队建设，他还是主动提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请。
说实话，这样的工作，在军队中，恐怕不多，苏鲁看来看去，相中了看军械库的工作。
可是，让一个军分区司令去看仓库，充其量是一个团职，如此大的落差，苏鲁的领导表示无法接受，坚决不同意。
但苏鲁再三坚持，上级经过讨论后，决定让苏鲁去军械部的495仓库工作，看着仓库的人手不够，苏鲁干脆让家人，搬过来一起居住，帮忙维护军械。
军械库，不同于普通的仓库，不仅每天都要起早贪黑的，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武器，还要顾及到所有影响武器稳定新的因素。苏鲁比以前更忙了，他夜里要起好几次床，去检查仓库。军械库的工作很辛苦，但战士们一看苏鲁都那么卖力，工作的时候，干劲儿更足了。
1955年秋季的某天，苏鲁与往常一样，在军械库忙碌着，一道来自周总理的命令，突然发到了山西军械库，之后，苏鲁如前文所提，陷入了沉思。
军令如山，苏鲁随后便启程赶奔京城。
当周恩来和朱德，在人民大会堂为开国将军授衔看到苏鲁的时候，很快就注意到了他那轻飘飘的袖子。
授衔仪式上，周总理紧紧握着苏鲁的左手，满怀感机地说：“我代表人民感谢你，感谢你这位独臂将军，授予你少将军衔！
苏鲁却回答：“我做得很不够，人民给我的太多。”
授衔结束后，苏鲁被华北军区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回到山西后，省军区立即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司令员还专门派人将苏鲁的家由剪子湾搬进军区大院。就这样，从1955年9月到1975年退居二线，苏鲁在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整整干了21年。
1976年12月，苏鲁的伤病越来越严重，在医院里闭上了双眼，陷入了长眠。
在撰写悼词时，几个“笔杆子”打开从上级机关要来的苏鲁档案，仔细一看都傻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会诊”似地一页又一页地细看，可还是眼睛发直。原来苏鲁在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任职命令，有的只是他21年前当军械仓库库长的任职命令，正团职。
为何没有正式任命文件？这个事，至今也没有一个解释。
在场的工作人员一时热泪盈眶，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下笔。大家都表示，这样的悼词，他们写不了。而苏鲁将军的家人却表示，按照档案实话实说，这也是符合老将军生前的遗愿。
“一个人的价值，不只看他的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能上能下，是否服从组织分配，并在本职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这是苏鲁将军生前所说的一句话。
的确，苏鲁是一个高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翻阅他的一生，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长征前，苏鲁就已经是红军的营长了，而这个营长，他干了六七年，从始至终，没有半句怨言，1939年2月当了团长，随后又当太岳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可这时又赶上经兵简政，分区撤销，职务不好安排，他怕组织为难，又请命回团里当了团长，一直干到日寇投降，才当上太岳十八分区副司令员。
不论打什么样的仗，抢一响，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他都身先士卒，出现在哪里。跟随苏鲁多年的老警卫员邓天顺感慨地说：“我跟苏司令多年，他没有官瘾，没有官架子，战争年代心里装的总是带领部队向敌人冲杀，解放后心里装的是为部队建设做贡献。”
至于，苏鲁将军为什么在看到授衔命令后会落泪，也许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了：不舍！
几年，几十年，哪一个军人，从自己的岗位上走下时，不觉得窗间过马，到最后尽请流露着那份对军队的不舍，那份真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