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三国史话》里的提到:“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蹿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但这种说法,恐怕是一厢请愿了。
第一,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之间并没有什么道德高下之分,统一天下、创造治世,并非曹氏的“独家事业”。
确实,当时的曹草统一了北方,而且发展生产、恢复秩序,带给了人们久违的安居乐业。但他的那些对手们又何尝不是呢?
比如袁绍,曾经统一了冀、青、幽、并等河北四州,在当地推行德政、颇得民心(后来当他死后,河北百姓无不悲痛不已、如丧考妣);
刘表,身处乱世之中,单骑南下、平定荆州七郡,随后恩威并著、招有有方,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使得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吸引了大批中原士子前来投奔,荆州宛如乱世中的桃花源。
就算是孙氏兄弟,也统一了诸侯林立、战火不断的江东地区;至于刘备集团,后来也统一了西南。他们都在当地励经图治、恢复生产、发展文化,表现得并不比曹氏差。
至于曹草,虽在《述志令》里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但这并不能作为他高人一等的理由。
在董卓之后,曹草是对待寻常老百姓最为残暴的诸侯。在征讨陶谦期间,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屠城,曾经“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机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后,河北将士们投降后被曹草全部活埋,死者达到八万人。后世史学大家评价其“惨毒不仁,恶滔天矣。”
身为汉室臣子,曹草对于汉献帝同样歹毒。当初曹草“请”自己前往许都时,汉献帝已经洞悉其居心不良,曾表示:“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说的已经很直白了:你要是真心辅佐,自然感机不尽;否则,就请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但曹草只是把汉献帝当作自己的工具而已。后来董贵人被杀前,由于其有孕在身,汉献帝苦苦哀求,却屡遭拒绝;华歆甚至还拖着披头散发、光着脚的董贵人,大大咧咧地从汉献帝身前走过。
这样不光明的政权,能被视为“盛世”的寄托?
第二,从客观历史背景来看,当时没人能创造盛世;就算曹草在赤壁之战获胜,这种局面也不可能出现。
东汉末年、天下支离破碎,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既有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也有士大夫集团不再拥护中央皇权、转而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现实驱动。甚至早在董卓之乱前,各地行政长官权力过大、早就形同诸侯,被地方官吏视为“主公”;“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东汉后期,这种思想趋势逐渐明朗。
因此,农民发起的黄巾起义没有让东汉皇室垮掉,董卓的凉州兵马也逐渐在自相残杀中走向末路,但真正摧毁刘氏皇朝的,是那些本为臣子的世家大族、地方长官、名门贵士。
统治华夏大地400年、恩泽绵长的刘氏尚且被如此抛弃,依靠武力兼并对手的曹氏家族,难道就能在短期内混一宇内、再现盛世吗?请况只怕会更糟。武力也许能降服对手,但真要彻底解决由来已久的社会矛盾,只能靠时间和制度来逐步缓和、调整。
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曹魏并不具备团结、协调世家大族的能力。“草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于曹草的出身,当时的世家是真心瞧不上。而曹草也对此耿耿于怀,对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门阀世家刻意打压;他本想杀杨彪,但忌惮于其影响力,退而求其次除掉其子杨修,曾经劝阻他杀害杨彪的孔融也难逃一死。随后他推崇“唯才是举”,也正是为了对抗门第豪族。
而到了他的儿子曹丕执政期间,很快放弃了与门阀世家的对抗,改而推行九品中正制,等同于不得不承认了门第的特权。后来的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虽然颇有明主之风,但短短几年后就沉M享乐、大兴土木,曹魏政治逐渐流于严苛;在曹睿死后,司马氏联合了一些门阀事件,很快窃取了曹氏天下,但对于现实矛盾同样束手无策,仅仅几十年后就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与混乱。
由上可见,认为“赤壁之战阻止了一个盛世的到来”,实在是毫无理由、纯属臆测。曹草势力固然最强,但他并不是历史潮流的代言人;他占据绝对优势却败给孙、刘,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历史局限新。同时,孙、刘两家同样为历史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不仅开发南方“荒蛮地区”,而且都为统一天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曹魏抵抗诸葛亮北伐,阻止了一个盛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