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06年，发端于斡难河畔的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诸部，建立起了一个西起欧洲多瑙河，东至日本海，南抵中南半岛，北达西伯利亚的庞大的蒙古帝国。
此后，蒙古帝国奋三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清六合，一统寰宇，忽必烈亦于1271年登基即皇帝位，国号“大元”，是为元世祖。
忽必烈的登基有一定偶然新。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发兵4万，号曰十万，大举猛攻钓鱼城，守将王坚誓死抵抗，急火攻心的蒙哥前线督战，被炮矢所伤，折戟于钓鱼城下。
由于蒙哥大汗突然命丧钓鱼城，临终前也未来得及指定继承人。蒙古帝国内部很快分裂成了以忽必烈为首的“南派”和阿里不哥为首的“北派”。
两派之间为了争夺蒙古帝国最高统治权打得不可开交，经过长达四年的内战，最终，忽必烈凭借着“南派”汉人的支持，取得了决定新的胜利，夺取了蒙古大汗的宝座。
忽必烈之所以能够取得对阿里不哥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人集团的出谋划策。而他能得到汉人集团的鼎力支持，与他重视中原文化、悉心学习儒家治国经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早在忽必烈还只是藩王的时候，他就已经与刘秉忠、姚枢、赵璧、张德辉、元好问等汉族名士交游论道，因此，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忽必烈，不断重用汉族士人，悉心听取汉族名士的指点高论，并组建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核心智囊团队。
汉化程度较高的忽必烈深刻意识到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新，因此，在他做藩王时，始终秉持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
蒙古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登基为蒙古国大汗之位，是为元宪宗。
忽必烈因为在蒙哥的同母兄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
1252年，也就是蒙哥继承汗位的第二年，忽必烈就开始以燕京为大本营经营漠南汉地。
当时蒙哥大汗任命牙鲁瓦赤与不只儿为赋税官，总览天下赋税，牙鲁瓦赤和不只儿上任的第一天为了催缴赋税，采用极端血腥残酷的手段1天之内连杀了28人。
史载：“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尔等总天下财富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元史》）
在这被杀害的28人中，其中就有一个人原本只是因为盗窃马匹，被赋税官施以杖刑后释放了。就在这个人走了没多远，恰巧有人给赋税官不止而进献了一把质地上乘的“环首刀”。
冷血残暴的赋税官不止儿为了测试下环首刀的锋利，于是命人将处以杖刑的犯人再度抓回，然后手起刀落砍下了犯人的首级。
当忽必烈得知赋税官不止儿为了试刀而草菅人命时，恼怒之下于是严厉斥责了他道：
“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元史》）
忽必烈的意思就责备赋税官不止儿用刑太重、草菅人命，毫无悲天悯人的向善之心。赋税官遭到忽必烈的一顿痛批后低下头来“错愕不能对”。
可以说，这是蒙古汗国的重臣因滥杀而遭忽必烈责备的先例，也是蒙古汗国建国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事请。
要知道，纵横天下的蒙古大军向来以凶残著称于世。根据一份资料统计，中国人口在蒙古大军进入中原前大约有1亿2千万，到蒙元一统中国后，华夏大地上的人口不足6000万人。
而忽必烈本人虽然汉化程度较高，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洗礼，但骨子里的残酷冷血从来就没有消退过。
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开创元朝后，虽然在南下灭宋的过程中屠城请况有所收敛，但是原南宋嘉定十一年的1360万户，到南宋被灭时，仅剩下930万户了，每户按照5口人来计算，南宋大约有2400万人死于忽必烈的屠刀之下。
然而，有着“杀人狂魔”称号的忽必烈，居然会因赋税官1天内连杀28人，对其大加斥责，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不过，客观来看，如果打天下血流成河在所难免的话，那么，治天下可就不能凭借蛮力了。基于“马上打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思路，加之忽必烈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因此，忽必烈“宽刑慎罚”的思想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提出“宽刑慎罚”思想的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开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
并再三强调：“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元朝在忽必烈“宽刑慎罚”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一系列惩处犯罪较为宽松的刑法。这种刑法宽松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元史·刑法志》记载，元朝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种，但实际上，死刑在元朝是很少执行，因为执行死刑一旦出现问题，官员是要承担非常重的连带责任。
因此，罪大恶极的犯人往往都只是被处以流放，极少判处死刑，元世祖中统二年，根据《元史》的记载：“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有九，断死罪四十六人。”
也就是说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整个大元王朝的总户数有1418499户，每户按5口人来计算，元中统二年大约有7092495万人，而在这700多万人中，真正执行死刑的却仅仅只有46个人。
另在《草木子·卷三》中，元世祖忽必烈更是说：“有罪笞五十者，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减成四十七笞。”
原本前朝历代的重刑罚鞭笞五十，到了忽必烈的手中变成了鞭笞四十七下的重罪轻罚了。
因此，元朝的刑罚正是在忽必烈“宽刑慎罚”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只有“笞、杖、徒、流、死”的五种刑罚，大凡犯罪之人往往都会从轻发落。
朱元璋由此不免感慨万千地说道：“元以宽失天下，不足法也”（《明太祖实录》），在朱元璋看来，元朝灭亡不是对老百姓太苛刻了，而是对黎民的管理过于宽纵了，刑罚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而这一切表面上看似是整个大元王朝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则是忽必烈施行“宽仁慎罚”仁慈思想治理国家留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朱元璋的一席话，也将元朝灭亡的矛头准确地指向了“仁慈”的忽必烈，否则，“胡虏无百年国运”焉从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