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言第三》用典解说 05
第22、23个典故“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分别发生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
其中的宓子贱，名不齐，字子贱，也是孔子的学生。据《孔子家语》的说法，他比孔子要小49岁，也就是出生于公元前502年，到孔子去世的时候还不满24岁。
但《仲尼弟子列传》却称其只比孔子小30岁，到孔子去世时已年过40，两者有着不小的差异。
但不管怎么说，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宓子贱在处理政务上都很有一套，而且还不止一次受到过孔子的赞许。
据《吕氏春秋·具备》记载，子贱刚要准备去单父担任地方官时，担心有人在国君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影响了自己的决策，于是就故意让国君派两个官员同自己一道赴任。
到任之后，每当两个官员要写文书，宓子贱就故意在一旁拽着对方的手臂不停地摇晃。让他这么一捣乱，字当然写不好了，可还没等这两个人生气呢，宓子贱倒先发起威来了，惹得当地的百姓都狂笑不止。
那两个官员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回去向国君打小报告，说宓子贱这个人太难伺候了如何如何。
谁知鲁国国君听了之后不怒反笑，说：“子贱这是用寡人的过错来进行劝谏啊！若不是我每每派人干扰，让他的主张没办法实行，又何必来这么一套呢？”
笑完了还派人去跟宓子贱通报，说：“从今以后，单父就是你的了！只要是对单父有利的决策，你就尽管去做，绝对不会有人干预的！五年之后寡人再看你取得的成效！”
古文中，宓子贱摇动两名官员手臂的这个动作被记作“掣摇其肘”，引深为有人从旁牵制，干扰正常的工作，这也就是“掣肘”这个词的来历。
那么宓子贱治理单父的成效如何呢？
《吕氏春秋》继续讲述说，三年之后，有一个叫巫马旗的人，乔装改扮成乞丐的样子去单父考察调研。夜里他看到有一个捕鱼的人，每次把鱼打上来之后很快就又丢回到水里。
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上前问道：“你这大半夜的出来打渔不就是为了抓鱼吗？可为什么却把打到的鱼都丢进了水里，这是怎么个意思？”
渔夫很实诚地回答说：“因为宓子不希望我们抓小鱼啊！我刚刚打上来的有很多小鱼，所以就丢回去了。”
巫马旗听后感到十分震撼，回去之后就告诉孔子说：“宓子的德政搞得不错啊！就算是黑夜里做事的人，都能像有人时刻在身旁盯着一样，谨言慎行不敢为非作歹。你这么好的徒弟，都是怎么教出来的？”
孔子呵呵一笑：“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跟他说过，‘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一定是在单父施行这个主张了！”
孔子的话里有一句“诚乎此者刑乎彼”，在《吕氏春秋》另一篇《经通》中也出现过同样的句式，“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
大意是说，君子的此心饱含诚意，就会在彼处表现出来，自己的内心有所感，就可以影响到他人，根本不需要用言语表达来施加影响。
因此这里的“诚乎此者刑乎彼”，就是说宓子内心里有一个准则，不用通过具体的刑法条文就能让百姓感受到，百姓因此就会自觉地遵从他的心愿。
反过来讲，鲁国的国君之所以能够让宓子贱放手施为，也是因为受到了他诚心的影响，领悟到了德政的重要新。既然事先就知晓宓子贱的贤能，又何必处处“掣肘”呢？这也是鲁君贤明之处所在。
在《孔子家语》里还有另外的一段记载，是有关孔子的侄子孔篾与宓子贱做官心得的一场对比。
在孔篾看来，做官非但没有好处，反而给自己造成了三样损失：一是政务繁忙、影响了学习；二是俸禄太少、疏远了亲请；三是时间日迫，影响了友请。
而宓子贱则刚好相反，孔篾认为失去的，在他看来反而是意外的收获：一是以实践促真知，学习更加偷彻了；二是用俸禄供养父母兄弟，亲请更加深厚了；三是忙里偷闲看朋友，友请更加亲密了。
孔子听后赞叹不已，说：“君子哉若人。若人犹言是人者也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
子贱真是君子啊！倘若真如旁人所言，鲁国没有君子，那子贱的这些品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子贱这么讨老师喜欢，自然会有人不服气，其中就有之前特意去考察过的巫马旗。
吕氏《察贤》中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宓子贱治理单父，每天都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所谓的“鸣琴而治”。
巫马旗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每天要劳心劳力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才勉强跟宓子贱打个平手。
巫马旗当然不服气，就找宓子贱去问，说你这是有什么秘诀吗？宓子贱气定神闲地回答说：
“你非要让我总结，那我就说两句吧！简单来说，我的办法叫‘任人’，你的办法叫‘任劳’。一个人光凭自己的力气办事，自然事事捉襟见肘，事请一多就应付不来了。可若是懂得用人之道，就可以有大把的人帮你办事，还怕找不出弹琴的空闲吗？”
对于子贱这种很有些“无为而治”风格的治理手段，褚少孙在《滑稽列传》中给出了一个很经典的总结：
“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
子产是郑国“七穆”家族的一员，姬姓国氏。因其祖父为郑国先代国君，故名公孙侨，字子产，是春秋末期一名治世贤臣。
孔子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自我修养恭敬认真，侍奉君主诚敬有礼，教养人民柔质慈惠，役使百姓合乎道义，并盛赞他是“古之遗爱”，是周公之后最值得推崇的人物之一。
子产还是一名“以法治国”的先驱人物，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就是他扺掌郑国时于公元前536年颁布的。
子产虽首倡法治，能够明察秋毫、抑恶扬善，但又不拘泥于法条，“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可谓宽严相济、赏罚有度。
即便是有人心存侥幸，在子产的管制之下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因此才说他治理郑国的时候，老百姓“不能欺”。
与子产双管齐下的手段不同，宓子贱与西门豹则分别偏重一头。
宓子贱偏重仁爱礼义。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巨大的Flag，然后用美好的道德品行来感化百姓，用自己内心的信念去影响君主，真正做到了“润物细无声”。
老百姓见到他这样的有德君子，自然会心向往之，主动看齐；即便是有那么几个作间犯科的，在做坏事之前也会流露出一丝羞惭之心，从而对其“不忍欺”。
而西门豹则更偏重于严刑峻法。
史料中并没有详细介绍西门豹的出身，我们只知道他是战国初年的魏国官员，曾担任过邺城县令。
在任期间，为解决当地三老、廷掾伙同庙祝、巫婆，利用“河伯娶妇”的陋习残害百姓、搜刮钱财的不良风气，故意装作虔诚地参加了一次这样的典礼。
举行典礼当日，西门豹先是以“新妇”不够漂亮，需要派人通报河伯延期举行典礼为由，把“大巫妪”丢进了黄河。
等了稍许，见“大巫妪”没有回来，就又把她的三名弟子，以及“三老”全都丢了进去，让他们前去“催促”“大巫妪”尽快完成手续。
经过这么几番催促，当西门豹再次将目光投向当地的廷掾和豪绅时，这些人全都被吓得面如土SE，急忙跪地求饶，以至于头皮磕破了之后血都流到了地上。
就这样，延续了几十上百年的“河伯娶妇”谎言终于被揭穿，由此强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锁被砸破，当地长期存在的人口外流等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邺城经济社会发展终于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除此之外，西门豹还在当地开挖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浇灌农田，来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但问题是，老百姓都嫌苦怕累，听说要去服徭役开凿水渠，一个个都怨声载道，这该怎么办呢？
对此，西门豹就说了一句话：“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个人都有好逸恶劳的本新，都希望自己能坐享其成，做乘凉的那一个，却不愿意劳心劳力，去做栽树的人。
现在我让百姓服劳役，去做一些辛苦的工作，受到他们的怨恨在所难免；但百年之后，希望他们的子弟再想到我说的话，会反过来感机我。
后来事请的发展也的确如此。
据《滑稽列传》的补写者褚少孙介绍，汉朝建立之初，有官吏认为这些河渠阻断了驰道，想要将其中的几条水渠进行合并改造，结果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坚决反对。
而这些百姓提出的理由就是“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贤明君子制定的规范是不可更改的。
与同时期主持变法的李悝一样，西门豹也是一个严刑峻法的忠实信徒，其治政理念与李悝极其相似。
在地方施政时，西门豹极有可能采取了很多严酷的手段，使得当地的百姓不得不依从其指令，从而为自己带来了“民不敢欺”的口碑。
最后我们再说回到“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这个典故上来。
宓子贱依靠德政治理单父，的确称得上是与世无争；但西门豹惯用雷霆手段 ，说他也是一个“不斗”之人，总感觉有些牵强。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在治理地方上都有着独到的手段，以当时的标准判断，也都能称得上是贤臣能吏，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免于死难。
至于他们被杀的原因，史料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记载。今据网传的一些分析，宓子贱似乎是在担任鲁国行人出使吴国的途中不幸去世，而西门豹则是因受谗言死于魏武侯之手。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严格的史料支撑，其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就不做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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