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俄罗斯大致延续了早前的苏联传统，一年有两次阅兵。
5月9日的“胜利日”夏季阅兵；
11月7日的冬季阅兵——纪念十月革命（俄历十月）和1941年11月7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
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阅兵，在仪式开始之前，都会由播音员发出相同的特殊呼号——“请注意，莫斯科在广播。”
接下来，就是全场齐声高呼“乌拉...”
然后，由国旗和胜利旗（红SE的那面）打头阵，检阅式开始。
这样的传统，已经保持了70多年。
在卫国战争那段艰难的岁月里，这句话，曾经代表着“国家的声音”、“苏联的灵魂”。
而下面要说的这位苏联功勋级播音员，尤里·列维坦，就是当年代表国家，代表莫斯科宣读这个声音的人。他那铿锵有力，永不妥协的声音，昭示着苏联军民的力量，让德国法西斯忌惮不已。
以至于，卫国战争期间，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曾多次称其为“头号公敌”，并悬赏巨款试图抓捕或者直接暗杀列维坦。
据有关史料偷露，1941年冬，德军兵临莫斯科近郊时，逮捕名单中，第一名是国家最高领袖斯大林；第二名，便是播音员尤利·鲍里索维奇·列维坦。
1914年，尤里·列维坦出生在莫斯科以东180多公里历史文化名城弗拉基米尔市。
这个城市创建于公元12世纪，曾为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首都，是最早受东正教影响的东斯拉夫城市之一，文化气氛素来比较浓郁。
列维坦的家庭条件很一般，父母都是裁缝，他们全家住在列维坦克利亚齐马河左岸的一栋由沙俄旧贵族别墅改建的筒子楼里，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墙体的隔音也非常差，没什么隐私可言。
从小列维坦就表现出了一副好嗓子，学起大人们说话来惟妙惟肖，声音的穿偷力还相当不错，邻居大妈们如果想喊自己家的孩子回家，总爱请列维坦帮忙。
原本列维坦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电影演员，但父母都觉得这样的职业不靠谱，他只得按照家里的安排，报考了当地的师范学校。
师范毕业列维坦被分配在了一所小学工作。期间，他不断向莫斯科广播电台投简历，申请加入“苏联之声”，并在私下里，一直认真揣摩着电台播音的技巧。
多次被拒后，1933年，列维坦终于得到了去莫斯科面试的机会。
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当年的电台面试官们对录用这个19岁的青年，还是抱有迟疑态度的——虽然他天生的音SE好，也很会掌握播报节奏，但弗拉基米尔的地方口音比较明显。
但又考虑到，口音这方面，列维坦可以通过训练进行完善，再加上，他的政治背景也相当不错，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老爹还是个党员——这些很符合政府喉舌从业人员的政审要求。
最终，“苏联之声”决定留下这个青年人。
列维坦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为自己的第一次正式“上岗”做足了准备。
因为他是个新人，所以被安排在了深夜节目档，并没有参与黄金时段的播报。
没成想，最高领袖斯大林同志的作息，正好就是昼夜颠倒的。
就这样，列维坦竟然意外地“一报成名”了！
他的第一次播音——“真理报” 夜间阅读节目，恰巧就被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给听到了。
斯大林感觉特别满意，立刻打电话给电台台长，连夜任命列维坦为第二天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宣读者。
就这样，才19岁的列维坦，虽然还是个新人，却成了电台最受重视的明星，还顺利转正并解决了莫斯科户口问题。
不过，列维坦一点都没感到“飘”，而是更加努力地完善提高着自己的播音技巧，把播音当作了报答祖国和伟大领袖栽培之恩的途径。
毕竟，像他这样的一个小裁缝的儿子，在曾经的沙俄时代，最可能的生活，也就是接爸爸的班，继续做裁缝，而非通过免费教育当上老师，又到了大城市莫斯科，在气派的电台大楼里，向全国播报新闻。
所以，在列维坦的播音中，除了他富有磁新的男低音，更有对祖国和伟大领袖的满腔热爱，这也使他的播报，总能那么地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而列维坦被整个苏联人深深铭记，并成为德国人的眼中钉甚至是主要暗杀对象，还要到8年后的卫国战争时代。
1941年6月22日，全苏联人民在广播中听到了列维坦宣布了战争爆发的消息。
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政府通过广播宣布纳粹德国背信弃义，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已经不宣而战
那以后，只要收音机里，大喇叭中响起——“请注意，莫斯科在广播”，所有的苏联人，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聚经会神地收听列维坦的播报。
在这段艰难的战争岁月中，苏联军民从列维坦的播报中获得了最新战报，政府重大声明，最高统帅部命令等重要新闻。通过他的广播，苏联居民们得知了哪座城市沦陷，哪座城市被夺回，甚至是什么时候躲避空袭等等。
在收音机不太普及的苏联，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围在街头和村口的大喇叭下面，集体收听列维坦的播报。
他的男低音沉着睿智，富有机请和表现力，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和宣传国家号令发挥这重要作用——不管他播报的内容是喜是忧，总能带给人们希望。
对此，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曾写道：
“卫国战争期间，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壕，还是在沦陷区，一旦播出战事新闻时，人们总能听到列维坦深沉的男中音。失利时，他给人们以希望；胜利时，他给人们以欢乐。对许多苏联人而言，列维坦是他们在战争岁月的集体记忆....他一直和我们身处前线，是我们苏联人对付纳粹的强大武器...
在后来的采访中，乌拉尔奥轮堡人尼娜·特里弗诺娃还清晰地记得列维坦的广播带来的影响。
特里弗诺娃讲述，“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家里没有收音机，但几乎每街上都有大喇叭，人们会安排好时间，一到要播报的点钟，就自发赶到大喇叭下面去收听新闻。”
这种共同的经历将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特里弗诺娃表示——“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员，而家长就是尤里·列维坦....尽管战争开始的两年，列维坦播报的往往是些不好的消息，可听到他的声音，依旧能给人带来强烈的安全感和希望....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政府一直都在”。
从黑海之滨到中亚的荒原上，再到西伯利亚的远东边疆区，列维坦的声音响彻苏联全境。对于战争中的两眼一抹黑的苏联人而言，他的声音，就是国家、就是火炬和希望。
可以说，当年的苏联人，一提到莫斯科，首先想到的，除了最高领袖斯大林，就是播音员列维坦了。
甚至，苏联元帅罗克索夫斯基直接公开称赞——列维坦同志的的声音，抵得上一个整编师。
为何这么说呢，这里举个例子。
1941年10月10日，德军B近了莫斯科郊区。
一时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公交地铁停运，企事业单位秩序全无，城内物价飞涨，德国间谍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东边的古比雪夫。
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后，毅然坐车返回了克里姆林宫。
当日，列维坦就播报了斯大林坚守莫斯科和人民在一起的消息。
马上，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就恢复了信心——公交地铁重新运营，大家又回去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及时甄别并抓起来抢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地挖战壕、筑工事....
11月7日上午，也是通过列维坦的播报，人们突然得知（之前是严格保密的），一年一度地庆祝十月革命的红场阅兵，今年仍旧照常举行，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现在正站在阅兵现场的观礼台上，为即将走上前线的战士们鼓劲助威。
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甫根尼是报道阅兵式的记者团领队，他将现场实况转给列维坦，通过列维坦的声音又将莫斯科红场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了全世界……
——“请注意，莫斯科在广播！”
从这场兵临城下的悲壮阅兵式开始，这个声音就成了历次红场阅兵的“开场呼号”。
纳粹德国对列维坦非常仇恨，曾经多方试图，要弄死他，以掐掉这个声音。
战争早期，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属于德军的重点轰炸对象。
不过，到了1941年秋天，为了免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莫斯科广播电台”拆除了莫斯科郊外的所有无线电发色塔，撤退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的叶卡捷琳堡）继续工作。
考虑到防空的需要，战时电台被安排在了地下室，环境音暗，空气浑浊，再加上战时的配给制和不规律的作息，列维坦和搭档的女播音员奥尔迦·维索茨卡娅（乌克兰人）的身体都受到了严重伤害，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饿着肚子播报的。
而且，战时的不少新闻和指令，会非常突然地以电话的形式获得，然后进行紧急编辑，再迅速播报，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显然，这种工作，不但需要列维坦和维索茨卡娅24小时待命，同时对播音员的文字功底、心理素质和应急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战时播音团队，列维坦属于组织上特殊安排的重点保护对象，曾经一度有两个加强连在守卫他和电台的安全。
整个战争期间，德国间谍一直试图绑架或者直接弄死列维坦。
曾经一度，列维坦出门都要进行一番乔装打扮，有专人陪同暗中保护，以免遭遇不测。
直到1943年3月，列维坦和他的广播团队被转移到了更后方的古比雪夫（今萨马拉），这才相对放松了一点。
1945年5月9日，列维坦在话筒前，自豪地宣布了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失败。
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式。
红场上空，响起了这个全苏联人民熟悉的声音——“请注意，莫斯科在广播！”
从那以后，直至今日，虽然苏联已逝，但这个声音，依旧不灭，响彻在每年两度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
最后，再简单说说列维坦战后的经历。
或许是他的声音和战争的关联太紧密了，再或者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太过权威的缘故，战后，单位竟然不敢随便给他派任务了。
结果，原本正当壮年的列维坦退出了一线播报岗位，人们再次听到列维坦的声音仅限于苏联的重大活动。比如，胜利日红场阅兵，斯大林逝世、宣布第一次载人航天成功等等。
不过，到1960年代，列维坦又去了苏联中央电视台，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电视主持人，他儒雅的形象和亲切的台风，也给观众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此外，列维坦还参与了很多纪录片配音，以及播音相关专业的授课活动。
1983年8月4日，列维坦在苏联的别尔哥罗德逝世，享年68岁。
两天后，西方阵营的喉舌——《纽约时报》，甚至还专门撰文缅怀了这位传媒同行。文章的副标题就是——“请注意，莫斯科在广播”，这句红场阅兵的“开场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