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请
由于东北地区长期与关内隔绝，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场，加之通讯联络、指挥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东北抗联在14年间俘虏日军的资料是严重缺失的。因此，在我军《战役战斗总览》一书中，只统计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从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11日的俘获日军数量，现摘录如下：
1937年9月-1938年6月：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俘虏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俘虏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俘虏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虏2156人。
除了以上总计6213名日军俘虏，另有746名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俘虏中，有3名有名有姓的日军大队长。他们分别是，1945年8月12日，我山东八路军在文登城西牟平战斗是俘获的驻烟台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第65大队大队长柴山茂；1945年12月26日，新四军在江苏高邮俘虏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这次战斗共俘获891名日军）；1945年12月31日，山东八路军在禹城俘虏日军47师团步兵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这次战斗共俘获613名日军）。
除了这3个大队长，山西八路军还在百团大战期间，俘虏了山田和治、山西绥清这2个大队附。至于中队长一级的日军军官，敌后战场上有记录较为笼统，其中有完整记录并核实身份的，目前发现了4例，分别是：1939年5月27日，山东八路军在临邑县盘河伏击日军，俘瞄日军中队长小野清夫；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在山西俘获日军中队长田木石野；1942年6月24日，八路军在河北任邱县边家铺战斗中俘虏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1943年9月14日，雁翎队在白洋淀上伏击日军武装汽船，俘虏日军中队长十加三郎。
这些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军官兵，共有四个去向：交还日军，移交重庆，吸收加入反战同盟、羁押教育。
交还日军战俘，是我军戳破日本欺骗、瓦解侵华日军士气的一种重要手段。日本人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承认：“我方官兵因负伤而被俘时，彼等不仅不加以危害，不没收金钱物品等，也不作任何污辱、谩骂和处刑；相反，却给以优待……还指导俘虏写感想文章，以此作为宣传材料，寄送其战友，劝告投降，或对其家属及所属部队等发出‘生命安全，目前正受到优待，过着幸福生活’之类的通信。另外，对愿意回国的俘虏，以发展同志、进行反战运动、宣传优待俘虏请况等为条件，发给旅费，并派兵护送，予以释放。不愿回国者则编成特殊部队，从事对我军的反战工作。1937年7月至12月间，经驻中国的宪兵队办理归来的俘虏为27名，他们归来后，或到原部队或到宪兵队自首，或被逮捕，因而释放时承担的条件，均未能实现。”
刚开始，日本军方生怕这些归俘说出八路军、新四军那边的实请，因此多将归俘处决。但这种残暴的做法让基层日军官兵极为不满，他们私下里说：“八路军、新四军如此善待我们被俘的同伴，但他们却死在自己长官手里，这天理何在！”从1937年到1945年，敌后战场上日俘渐多，而且主动向我军投诚的日军士兵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足见我军宽俘政策的效果。
将敌后战场上捕获的日军俘虏移交重庆，这既是全面抗战前期维系抗战战线的需要，同时也是戳破“游而不击”谎言的铁证。在1939年年底之前，仅从延安转往蒋军第1日本俘虏收容所的日军俘虏就达300多人。但从敌后战场千里转送日军战俘到后方是极不安全的，因此1939年以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均成立了日军战俘羁押、教育机构，延安也成立了战俘管理所，此后日军战俘便不再转交重庆了。
经过我军的耐心教育，不少日俘慢慢觉醒，自愿加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到抗战结束时，这个反战组织发展到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高达上千人。与此同时，日共在延安开设日本工农学校，培训觉醒了的日军战俘。加上在敌后各根据地建立的分校，累计培训了上千名日军战俘。
这些觉醒了的日军战俘，很多参加了人民武装，成了“日本八路”。1942年6月24日在河北任邱县边家铺战斗中受伤被俘的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曾是个狂热的侵略者。但经过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以及亲眼目睹延安的一切，让他终于觉悟了，自愿加入八路军，掉转抢口与日本侵略者作坚决斗争，直至1956年才根据形势需要，依依不舍地阔别中国战友回国。据统计，先后有36名“日本八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日军战俘中亦不乏死硬分子。既然教育转化无望，放回去又担心他们被日本军方杀害，于是只能继续羁押。抗战胜利时，仅八路军太行军区就仍羁押了100余名日军战俘。其中80余人选择回国，被八路军释放。另有10余人选择留下，在1949年以后陆续回国。
反观蒋军，全面抗战期间战报上“捷报频传”，但在俘虏这一项上却往往“露怯”。例如，在长沙大捷中，蒋军号称消灭日军5万，却交不出1个日军俘虏。鄂西会战反复拉锯，蒋军声称“克复宜昌”，但整场战役打下来，却依旧没抓到1个活着的日军官兵。直到战争末期的湘西会战，这才让外界确信蒋军当真抓获了247名日军战俘。
在全面抗战期间，却只建立了2个日本俘虏收容所。其中，第1日本俘虏收容所刚开始设在西安，1939年6月迁到宝机。有资料表明，该所从建立到撤消，共接收约500名日军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八路军转交的，真正由蒋军在正面战场上俘获的很少。第2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于常德，后迁长沙，再迁贵州镇远县，最终迁到重庆。根据文史资料，该所收容人数通常保持在500余人左右，最多时达700余人，但其中有不少是日本军属、日军慰安妇以及替日军服务的日本商人、夫役等。
由蒋军在正面战场俘获的日军中，官阶最高的是2个中队长。他们分别是：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中俘虏的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湘西会战之中俘虏的日军中队长胜武雄雅。
抗战结束后，蒋军方面将2个日本俘虏所容所里尚在世的人悉数遣返日本。据《岗村宁次回忆录》记载，到1946年5月末，蒋军共遣返日本陆军战俘1212人，日本海军战俘40人，日本商民106人，共计1358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移交日俘中，包括由八路军转交给蒋军的俘虏，但不包括远征军及驻印军在缅甸作战期间俘虏的647名日军官兵。即便将蒋军俘获的日军俘虏在羁押期间的死亡率算成50%，蒋军在全面抗战期间俘虏的日军战俘数量，也不及装备比他们差得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到底谁才是抗战的砥柱中流？这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