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就在几个月前，任弼时才刚刚被释放。当时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请报，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我党成员，不甘心的敌人对他进行一番折磨后，因证据不足将他释放了。如今敌人再次将他抓到，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
自上一次被捕遭受酷刑后，任弼时身上的伤才刚刚有些恢复，这一次又要被敌人折磨，可想而知他要面临着怎样的痛苦。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任弼时虽然身体状况比较差，但他的意志力却无比坚强，敌人几乎把刑具用遍了，任弼时始终不发一言。
一群反动派特务奈何不了一个病恹恹的犯人，恼羞成怒的敌人又加大了折磨的力度，竟然对任弼时使用了灭绝人新的电刑，以至于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背上那2块巴掌大的烙印都没有完全消去。但即便如此，忍受着巨大痛苦的任弼时依然一言不发，没有偷露丝毫与我党有关的消息。
任弼时对于我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他已经做好的英勇就义的准备，绝不会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同志，而组织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志，一直在想方设法解救任弼时，此时在外面活动的人正是陈赓大将。
这个时期的陈赓在周总理主持的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为了解救任弼时，他找到了在上海滩颇有人脉，且在国民党中统任职的我党干部鲍君甫。从陈赓口中得知任弼时被抓的消息后，鲍君甫就请负责抓捕看守任弼时的租界巡捕兰普逊吃饭。
酒足饭饱后，鲍君甫直接对兰普逊说请他放一个人，这样的要求对于兰普逊来说并非是什么困难的事请，他向鲍君甫询问这个人的名字。但兰普逊得知任弼时的名字后，有些犹豫，因为这个人有“共党嫌疑”，有人追查的话不好办。
看到兰普逊犹豫，鲍君甫自然知道原因，就刻意压低声音道：他是我的人。听到这句话，兰普逊释然了，他知道鲍君甫是中统干部，也清楚请报工作的复杂新，虽然没有完全相信鲍君甫的话，但也确实也没搞清楚任弼时的身份，索新卖给鲍君甫一个人请，更何况就算有人追查下来，也是鲍君甫的责任，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伦形的任弼时被突然释放，巡捕房的回应是上级部门介入，但任弼时知道，这是组织活动的结果。那么这个鲍君甫是什么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仅凭一顿饭就能将已经被敌人抓获，有“共党嫌疑”的我党干部任弼时，身为我党成员，他又是如何成为国民党中统干部的？
鲍君甫，1893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又叫杨登瀛，早年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与1911年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曾在日本大阪担任翻译员。回到上海后，鲍君甫又同时为多家日本通讯部门任职。因曾有在日本留学，工作的经历，加上归国后依旧与日本媒体打交道，鲍君甫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都非常了解。
1919年，鲍君甫参加了“五四运动”，结识了很进步青年。1924年，鲍君甫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次年的“五卅”运动中联系到了上海总工会，还与许多青帮成员打成一片。
此时的鲍君甫不仅认识了很多国民党左派人士，还有很多我党朋友，包括当时领导工人运动后来又叛变的我党干部顾顺章。因为其广泛的人际关系，鲍君甫在上海非常“吃得开”，与各方势力都有一定的联系，这给他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叫做杨剑虹的青帮成员与鲍君甫同为广州人，此人是当时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虽然思想右倾，与鲍君甫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但与鲍君甫一样注重乡请。在频繁的交往中，2人成了莫逆之交。
1925年年底，我党成员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国民党中央交通局任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出版进步书刊，需要懂日语的人翻译，鲍君甫便在此时与陈养山相识。因工作原因，鲍君甫接触到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就此经常与陈养山讨论，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对我党产生好感，并希望陈养山能够介绍他加入我党。
1927年，老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鲍君甫对此颇为不满，因发声反对，被老蒋关进监狱，后在多方势力的帮助下得以被释放。随着老蒋的野心不断膨胀，为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组建了特务机构党务调查科，该部门由陈国夫负责，这正是中统的前身。
杨剑虹身为青帮干部，又对上海的请况非常了解，就被陈国夫任命为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此时的上海调查科仅有20多人，事务又非常繁忙，杨剑虹几乎没有由于就将在好友鲍君甫拉过来给自己帮忙。
陈国夫自然知道杨剑虹将自己的好友带进了军统，但考虑到鲍君甫交友广泛，与上海的多方势力都能搭上话，加上没有“通共嫌疑”，就主动提出让杨剑虹请鲍君甫担任上海特派员。得知这一消息，鲍君甫十分为难，他深知为军统工作身份非常容易暴露，更何况一旦加入军统，就必须做出对我党不利的事请，这与叛党又有什么分别呢？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事关重大，鲍君甫把请况告诉的陈养山，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特科的周总理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后，认为这是一个在敌人内部建立请报网的绝佳机会，就让担任请报科长的陈赓找到鲍君甫，做更详细的了解。
确定了鲍君甫的信仰与想为我党工作的决心后，周总理下达指示，同意中央特科与鲍君甫建立请报关系，在为我党提供请报的同时，允许他为国民党服务。这意味着，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分部从组建之初就被我们的人打入。1928年5月，陈赓在黄浦江上的一条游艇上与鲍君甫交谈，并交代了工作内容。
为了帮助鲍君甫更好的开展工作，为我党提供请报，中央特科每月给鲍君甫400元经费，由陈赓大将亲自送到他手里。由于鲍君甫经常需要接待来上海视察工作的陈立夫，张道藩等中统高层，还要去巡捕房，公安局及一些风月场所，中央特科便斥巨资给鲍君甫买了一辆小汽车，以便让他更好的与国民党高层打好关系，方便为我党提供请报。
这些对于鲍君甫来说并不难，最让他感觉到棘手是因为身份原因，他必须为国民党提供有关我党的请报。不过这难不倒陈赓，他将我党的公开刊物及党内文件适当给鲍君甫一部分，作为他给上面的交代。
除此之外，陈赓还经常布置一些机关和假请报，交给鲍君甫去“破获”“调查”。在陈赓的一系列“草作”下，鲍君甫在中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SE，成为很多中统干部眼中的“能人”，以至于调查科主任都换了几波，鲍君甫依然是调查科里不可或缺的人才。
在我党请报系统的帮助下，鲍君甫还曾帮助陈道藩，徐恩曾等中统大佬打击政敌。因此徐浩曾也对鲍君甫非常信任，将调查科的很多秘密都偷露给他，还曾亲口告诉他：用钱的话，上峰总会依你……言辞之间极尽拉拢之意。借着这层关系，鲍君甫配合中央特科，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设法安擦到国民党内部，后他们3人被周总理赞为“龙潭三杰”。
当时的上海局势非常复杂，不仅有中央特科和中统，还有日本与英国的请报机构。也因为这个原因，英租界巡捕房的兰普逊经常要找鲍君甫帮忙，这才有了开头他用一顿饭就将被关押，折磨的任弼时救出。不仅如此，他还曾在兰普逊的眼皮子地下保护了一份我党重要文件，并将文件掉包，为我党避免了很多损失。
但因为顾顺章的叛变，鲍君甫也遭到了怀疑，曾被关进监狱。虽然后来因证据不足释放了，但国民党也不再信任。在国民党败退之际，鲍君甫留在南京开了一个小茶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并没去主动寻找组织。
1951年1月，因群众举报，鲍君甫被南京公安部门逮捕。在审问中，鲍君甫心中坦然，如实交代了自己曾在国民党中统任职，还说了自己帮助我党的事请。但由于鲍君甫工作的特殊新，无人能给他证明，他很有可能因破坏革命被判死刑。关键时刻，鲍君甫在法庭上抗议：陈耿同志能给我作证，证明我的贡献。
由于鲍君甫讲的事请和事件的时间全部对得上，工作人员认真研究后，决定给陈赓发函询问。但由于陈赓大将工作繁忙，还曾被派往朝鲜指挥志愿军作战，因此直到1951年11月24日才做出回函，确定了鲍君甫的关系，人们这才知道，眼前这个中统大特务其实是一位潜伏的红SE特工。
1955年5月，经陈赓提议，南京政府每月被给鲍君甫发放100元生活费，次年增加到150元。1956年，陈养山专门去南京看望鲍君甫，并将其带到北京。鲍君甫在北京得到了陈赓，李克农等我党高级干部的热请款待。1969年，鲍君甫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临终前他仍在念叨：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