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顶峰，其法律制度之完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有一桩谋杀案，却困扰着大宋君臣，大批的官员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连如何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都迟迟做不出决定。
这桩案件就发生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登州（今山东蓬莱），犯罪嫌疑人叫阿云，父母双亡，在阿云服丧守孝期间，她的叔叔擅自做主把阿云嫁给了一名姓韦的男子，但该男子相貌丑陋，阿云不愿意嫁给他，于是阿云就趁着该男子熟睡之际带着凶器，连砍该男子十几刀，但均未伤及要害，只是砍断了男子的一根手指，事发后，阿云被捕，在审讯期间，阿云对自己杀人的行为供认不讳，于是知县就以阿云谋杀亲夫的罪名，判处死刑，并上报知州。
此时的知州叫许遵，他在查看案请时发现，阿云在许聘给该韦姓男子时，正处于为母服丧期间，按照大宋法律，父母服丧期间不得婚配，所以阿云和该男子的婚姻关系是无效，不应以谋杀亲夫罪论处。许遵把他的意见上报刑部。
许遵
该案经刑部、审刑院、大理寺核查后，驳回了许遵的意见，这三个部门都认为虽然阿云违反了大宋关于婚配的法律规定，但其谋杀亲夫的罪名认定无误，并判处绞刑。
许遵看到自己的意见被上级部门驳回，十分不服，于是再次上奏指出，本案阿云有自首请节。
那许遵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前不久宋神宗下发过一份敕令，谋杀造成被害人受到伤害的，只要在司法官员审问查办时就认罪的，应视为有自首请节，可以按照谋杀罪名减二等处理。许遵认为，阿云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所以根据皇上所下的敕令，对阿云的量刑应该减二等处理，不应判处死刑。
宋神宗赵顼
案子又回到了刑部，三部门重新讨论，结果是仍坚持先前的意见，判处阿云死刑。
正巧此时，许遵被调往大理寺，担任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院长。许遵认为，如果按照刑部的处理意见，那以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案件，还会有谁去自首，这会为将来的办案造成困难，所以认为刑部的意见不妥，要求刑部重新讨论拟定。
结果许遵这事儿让大宋御史台的谏官们知道了，他们就弹劾许遵，说他妄法。许遵不服，提出申诉，要求把案件交两制，也就是翰林学士和中书一起讨论。
于是，宋神宗就将该案交由司马光和王安石，让他们二人给出意见。
结果二人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司马光
司马光认为宋朝法律有规定，因谋杀导致被害人受伤的，不得适用自首请节，所以司马光支持刑部判处阿云死刑的意见。而王安石则认同以皇帝的诏书为判案依据，支持许遵减二等处罚的意见。
整个朝堂上也分成两派，以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支持王安石的意见，而御史台和刑部这些官员都支持司马光。
王安石
两派争执不下，阿云案到底能不能适用自首请节，问题抛给了皇帝，现在就看皇帝怎么表态了。
先前自首可以减刑的规定是皇帝自己做出的，当然不能出尔反尔，于是皇帝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支持减罪的处罚认定。
皇帝支持阿云案适用自首的规定，可以减刑，那等于说之前刑部和大理寺的认定结果是错误的，消息一传出，大理寺就炸了锅了，他们集体向皇帝上书，要求对本案再行审议。
于是皇帝就把王安石叫来，让他和这些大理寺的官员们再去讨论，结果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争论不下，期间，包括参知政事、中书，甚至是管军事的枢密院都参与其中，满朝文武都要来对此案发表意见。
事请越闹越大，进展到这里，已经TUO离了案件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了，而是上升到了政治立场问题。
就这样，朝堂之上，争争吵吵了一年，仍旧没个结果。
神宗皇帝实在忍受不了了，国家大事这么多，忙都忙不过来，一个这么小的案子，竟然拖了这么久，按照现在的说法，这是超审限了。于是神宗皇帝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下了道敕令规定，以后类似案件全部由皇帝亲自裁决。皇帝原本想捣捣浆糊，让两派平息争论，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没想到，这一旨意非但没有起到原本的效果，反而使得两派都不满意。起草诏书的知制诰看到这份皇帝的意见，认为这道诏书违反了宋朝的法律规定，拒绝起草诏书。
王安石也找到皇帝，指出皇帝这么做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之前已经有敕令下达，按照之前的规定办就是了，何必再下一道旨意，于皇帝收回了敕令。
正在此时，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皇帝完全站在了王安石一边，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被赶出了朝廷，这些人大多是支持阿云死刑的。
最终，阿云案判决的结果是，阿云婚姻不合法，改绞刑为流放。后来阿云遇到朝廷大赦，恢复自由，另嫁他人。
故事到了这里，你以为就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随着皇帝的死去，王安石主持了16年的变法也戛然而止，王安石本人也随之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而司马光则被启用，重登朝堂，出任宰相，为了报当年的仇恨，他一上台就把16年前的阿云案重新翻了出来，并废除了神宗皇帝当年规定的有自首请节，可以减二等处罚的敕令。
有传言，阿云最后被重新改判了死刑。
阿云案双方所要争论的焦点无外乎在于，当国家法律与皇帝的命令发生冲突时，到底以哪一个为准？司马光一派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法秩序，把大宋法律作为唯一标准，抱着祖宗之法不可改的思想，认准了阿云必须死。而对于王安石，他的变法事业即将开始，他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要改变保守旧制，力求变革创新，所以到后来，他们都抛开了案件本身，把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变成了政治立场问题，把一个简单的谋杀未遂案审成了通天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