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略知道的一点历史，都知道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个分野，一般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标志，之前是春秋，之后是战国。
“春秋”这个名字，出自孔子所著史书《春秋》；“战国”则是对当时诸国争战的生动描述。
但是，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都属于周朝，都是秦统一前的时代，都一样的战乱频仍，前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为什么偏偏分成两段呢？为什么不干脆都叫战国？就是因为孔夫子写了一本史书吗？
当然不是。
我们在几千年后看那个时代，时间线拉长了，一二百面年都成了短短几个画面，难免有这样的感觉。实际上，春秋和战国有很大的差别。甚至，这种差别甚至超过后面所有朝代之间的差别。
一、周天子失掉的名分
这是最流行的观点，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宗明义指出的。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三分晋国土地，周朝少了一个晋国，多了韩、赵、魏三国。
这件事看起来是诸侯国的内部争斗，但在司马光看来，却是周朝天子名分丧失的开始。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一句很经典的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孔子笔下有正义名分。
而作为“以德配天”的周天子，居然承认这些乱臣贼子，那还有什么资格再做天子？
所以，《资治通鉴》以此开篇，从战国开始写起。
这个说法，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疑问，周天子为什么要承认韩、赵、魏呢？
当时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要知道，名分不是一下子就丧失掉的，而是一点一点坏掉的。
这就需要再把视线拉近。
二、礼是如何崩、乐是怎么坏的
我们现代人提到“礼”，首先想到了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学说，是形而上的东西。
其实不然。
周朝的礼，首先表现是经济制度，也就是井田制。
有人会问，不就是很像“井”字的田吗？
千万不要小看。井田制，既是一种财政和土地制度，也包含着宗法秩序。
因为，天子诸侯和贵族都有籍田（“井”字中间那块田），尤其贵族们以此为主要收入，通过籍田所得完成祭祀，他们在宗法秩序中是独立的，并不依附于君主。
所以，干啥都有贵族范儿，都要优雅，都要讲个礼，奏个乐。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比如铁器、牛耕、有机肥、24节气，都是那时候出现的。
经济发展了，人的想法就变了。
鲁国率先实行了“初税亩”变法，取消井田制，以单个农户为单位，个别配授农地，不区分公田私田，所有土地普遍交纳田租。
蝴蝶效应来了！
首先，君主从私田当中收取税赋，就获得了新的经济来源，能够抗衡尾大不掉的贵族们。
其次，对于耕种私田的人们来说，他们要受到安全保护，要大规模合作来兴修水利，最好的办法是跟君主达成一致，而不是跟着一个个有独立新、互不相属的贵族。
慢慢的，君主反而与百姓结成了盟友（观念中的，而不是真签个协议）。当然，这个过程极其漫长，直到明朝才彻底实现。
第三，如果祭祀开支全部由新法下的赋税收入统一支付，那么贵族也会丧失独立于的身份，转为君主的依附者。
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诸侯开始不鸟天子，那诸侯国内掌握了权力的大臣，自然也开始不鸟君主。尤其是，这种形势，又在思想文化上得到了推波助澜。
三、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我们现在看电视，觉得春秋战国的古人拿着竹简，笨重又不方便，做学问的人，不读个三五车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成语“学富五车”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竹简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因为在它之前，文字是铜铸的。
为什么甲骨文之后的文字叫金文，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我们在地铁上、公交车上读书，都拿一手机，你扛一鼎试试？
不是每个人都是西楚霸王啊！
所以，竹简的意义就很大了，它打破了知识的垄断，知识传播成本下降，以前只能高级贵族享受的特权，一般贵族甚至条件好一点的国人也能享受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膨胀，没落的贵族变成为“士”，人才流动，与各国争夺人才，互相促进。
金庸先生的小说《色雕英雄传》里，有这么一个请节：
朱子柳拿孟子的话来讽刺黄蓉和郭靖，黄蓉气不过，吟出这样一首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机。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朱子柳越想越对，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朱子柳还是不明白春秋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孟夫子根本不用为自己辩解，因为“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士们不是周天子分封的，就没有忠于周天子的义务。
所以，“礼”的秩序不可避免的崩溃了，“法”的秩序取而代之。
四、不是不明白，世界变化快
一旦变“法”，就不想有“礼”时那么温文尔雅，那么温良恭俭让了。
因为各国变法的目的，就是适应经济的发展，图的是强大。
世袭没有了，谁有功谁是贵族，谁当官。
井田没有了，谁种的地多，打的粮食多，谁就有钱。
战争的逻辑也变了，春秋时候，摆个队列，奏个乐，拉开阵势尬舞一翻，谁撑不住了一败，见好就收。
战国，那是真杀啊，就是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几万、几十万的降卒，说杀就杀，说埋就埋，就是要灭了你。
大家很熟悉宋襄公的故事：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泓水开战。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后葬于襄陵。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愚蠢形象，被嘲讽了几千年。
实际上，换个角度看，宋襄公还可以看作“时代最后一个贵族”。
他的愚，就在于没有看到，周以来的战争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堂堂之阵，变成了不择手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前面我们讲了祭祀发生了变化，现在，战争又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最终导致周礼完全崩溃，中国社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反观从秦汉至明清，制度实际上都在一个框架内调整、调整，最终完成了君主和百姓的协议，带来了一个高度稳定的古代平民社会。
五、解决最后一个疑问：诸侯可以变法，周天子不会吗？毕竟他占据着大义名分，变法岂不是更便利？
答案是：有过，但是败得很惨。
这位周天子，是著名的周厉王。
这一年，愤怒的“国人”赶走了周厉王，周公、召公代理朝政，史称“共和”。
在史书记载里，因为厉王“无道”。
“无道”这个筐太大了，夏桀商纣，都是无道。
那么，厉王是如何无道的呢？他是要变法啊！
因为他感到周、召两家势力太大，天子被架空了，所以，他任用没有根基的荣夷公帮助自己，要行“专利”，要将山林收归己用，要加强对国人的管理约束……
可惜，周厉王失败了，不久去世，周、召立太子为王，是为周宣王。
试想一下，这样的天子，就跟东汉后期的皇帝一样，被人约束控制，怎么再变法图强呢？
所以，这个重任，就交给了诸侯们。
战国，就这样华丽丽地到来了。
最后，讲两个关于“鼎”的故事，其实就代表着春秋战国的巨大转变。
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周天子派王孙满劳军，楚王竟不避僭越，问天子之九鼎的轻重。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间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原”。由此可见，那时候的人心已经动摇，连被称为“蛮夷”的楚国，居然也敢问鼎了。
另一个故事没那么曲折。
前543年，郑国正卿子产铸刑鼎，这意味着礼法分开；二十余年后，晋国也铸了刑鼎，“法”全面展开。
这下，不问鼎了，自己铸鼎。又过了几十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