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董必武
1985年10月1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从北京飞抵重庆，缅怀旧居。
对重庆，邓颖超并不陌生，抗战期间她曾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对于她而言，这里就是她的战场，尽管邓颖超年事已高，但对于当年的许多往事仍然记忆深刻，特别是在见到了旧居的风景后，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兴致勃勃地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起过去的事请。
在见到了当年在红岩工作的部分老同志，邓颖超更是格外地机动，就在回忆往事时，邓颖超一下想到了董老。
董必武当年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统战部工作委员会书记，那时重庆因处于战时，物价经常波动，组织上决定董老统管后勤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邓颖超满怀感慨地对大伙说：
“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做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延安五老”
延安五老是中共中央抗战时期在延安对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党内元老的称呼。
他们五人在党内资历非常老，而且除吴玉章1934年被派到国外参加工作外，其余四人都参加过长征，而董必武不仅仅是参加过长征，出生于1886年的他，还参加过武昌起义，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董必武学习了马列主义，并与李汉俊讨论，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1920年初，董必武与李汉俊在湖北武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于1921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图|红军时期的董必武
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董必武那时已经年过五旬，却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坚持走完了长征路途。
1934年年底，中央成立了干部休养连，任命董必武为担任队长，除了要行军外，董必武自己也要背负和年轻人一样沉重的物资，还要负责照顾干部休养连的妇女以及伤员，每到一处宿营地都要，安排好筹粮、做饭、睡觉、警戒。夜间他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离开驻地时又要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如果有忘记归还的，他要亲自归还，如果有损坏群众物品的，他要亲自去赔偿。
不仅如此，已年过五旬的董必武，还要负责抬担架。
尽管大多数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苦，但董必武依然时常想方设法地苦中作乐。
一次，董必武在替抬担架的同志换肩时，因过于疲劳，一下子没有站稳，摔倒在泥坑里，等到爬起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沾满了泥。
董必武虽然是当地领导人，但寻常没有架子，有调皮的队员趁机喊董老是“泥人董”，董必武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哈哈大笑，惹得大家也是一阵欢笑。
尽管那时中央很照顾像董必武这样年龄大的老人，但董必武却始终挂念着其他人，他将中央分配给他的马匹让出去驮伤员、驮粮食，驮书籍，自己坚持拉着缰绳在前面步行，有好几次中央的领导人都劝说董老骑马，但董老执意不肯。
一次行军时，为了照顾生病发烧的饲养员，董必武把马让给饲养员，自己一手牵着马，一手探路，在一个斜坡上，马不肯走，董老用力一拉，结果马突然向前走了一步，董老猝不及防，连人带马摔到悬崖下面，好在被树枝挡住了。
董老始终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加上革命的资历老，在党内以及年轻同志中间，拥有崇高的威望。
图|MAO主席
1940年，“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过60岁大寿，党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庆贺，MAO主席在宴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变了，青年人喜欢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
其实，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董必武都有很高的威望。
董必武参加过晚清科举考试，是秀才，却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武昌起义，后来又跟随孙中山先生，加入过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而中华革命党，是后来国民党的前身。
大革命期间，第一次国共合作，董必武在湖北受命组建国民党临时党部。
1924年7月，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1925年，以湖北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整个大革命期间，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身份，在湖北领导工农革命。
也正因如此，抗战爆发后，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负责统战工作。
“正人先正己”
董必武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始终严于律己。
正如在邓颖超回忆中那样，为了区区6角钱，董必武亲自向中央检讨。
图|董必武
那时局限于战争年代的条件，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常生活十分艰苦，中央考虑到这种请况，决定让董老兼任后勤负责人，尽管那时董老还负责很多的工作，尤其是肩负统战重任，但在千头万绪间，还是将八路军办事处的整个后勤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
董老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费用管理十分严格，为此他带头严格要求自己。勤俭节约，能少花就少花，能不花就不花。为此他制定了严格的规定，经济方面的开支要严格记账，董老在每个月的月底都要核查一次，确保账目开支，后勤伙食部门也严格遵循这个规定。
尽管如此，董老依然想尽办法，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改善伙食条件。
一次月底，董老核查伙食账目时，发现额外多支出了六角钱。这笔看起来似乎不大的数目，却让董老十分自责。
“我们党的经费，每一分钱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决不能浪费一分钱。”
为此董老决定，在机关大会上作检讨，有同志劝董老：
“多开支的6角钱，也不是您自己支出的，这个月超了，下个月补回来就是了，就不要在大会上做检查了。”
董老却摇头拒绝了：
“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责任在我，正人先正己。”
事后人们才知道，董老不仅仅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讨，还向中央亲笔写了一封检讨信。
图|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签下自己的名字
董老严于律己的高尚风范，使得邓颖超印象深刻，以至于时隔几十年后，还向周围的人提起，赞誉董老的高尚的请草。
1941年年底，中央考虑到了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工作繁重，生活困难，决定改善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状况，为此特别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为工作繁重的领导同志予以适当提高生活津贴。
在拟订提高生活津贴名单时，周恩来、董必武主动要求不要把自己列入其中，并请求与普通干不一样的生活待遇。
鉴于董老的功绩，1944年1月元旦，中央专门给董必武做了六十大寿，并发去贺电：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三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
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MAO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收到贺电后，还专程向中央回电表示感谢。
图|董必武、南汉宸在会议中
尽管年事已高，但董老始终在为党为国，不懈地努力工作着。
1949年3月，董必武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领导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做了法律上的准备。
董必武年轻时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攻读法律专业，深知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新。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董必武就受命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那时的中央苏区，法制建设还很不健全，MAO主席为此忧心忡忡：
“你学过法律，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目前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这给一些投机分子留下漏洞，你同何叔衡同志一起来把这些漏洞给堵住、堵死。”
图|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
在毫无经验的请况下，董必武与何叔衡一起完成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后来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MAO主席高度评价董必武、何叔衡的工作：
“何叔衡同志开了一个好头，董必武同志也很坚决。反贪污浪费，你们两个人都过硬。”
董必武为新中国法制健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大多数人都将目光关注到经济建设上时，董必武首先想到的却是要有完备的法律。
“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
使得新中国在国家建设初期，便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规章。
“我是人民的公仆”
尽管新中国建立以后，各方面的条件也得到了提升，但董必武却依然坚持在战争年代的习惯，勤俭节约。
1949年2月，董必武率领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北人民政府迁居北平，筹备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时董老一家被安排住在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一个四合院中。
图|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站在MAO主席身后的是董必武
建国以后，周总理、朱老总多次来探望，都觉得这个屋子有些小，而且环境也很差，建议换一个住所，董老总是推TUO：“这里挺好的，不用换。”
董老后来与警卫员柳志清临时住进了刘少奇在玉泉山的小楼，当时周总理就提议：
“董老，给你在玉泉山上盖个小楼吧，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应该享受。”
董老坚持摇头拒绝，还语气坚定地说：
“你们要是给我在玉泉山上盖小楼，我是坚决不会来住的。”
1952年秋，周总理又一次来到董老家，提出搬家的要求：
“董老，中央做出决定啦，请你搬到小石桥胡同16号，你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了大半辈子，年近七十啦，该换个舒适的环境了。”
这一次董老没有拗过中央的决定，同意搬家。
党中央为他安排了小石桥胡同16号，这个宅院是清朝末年古老的院落，住过很多达官显贵，各方面的设施都很完善，冬季还是单独烧锅炉取暖。
图|董必武与家人们在北京碧云寺
一进门，董老立刻有些不满，原来屋子外面走廊铺着崭新的地毯。董老边走边看，十分严肃地说：“为什么要铺新地毯？”
那时中办的同志在一旁默不作声，最后董老挥了挥手：“立即把地毯撤掉。”
说话间，董老还用力跺了跺脚。
董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院后院都看了看，还在后花园转了一圈，尽管这个院落环境很好，可董老的心里却十分难受。
“我们是老百姓的勤务员，绝不可以因为进了城市，就贪图享乐搞特殊，不愿意再过艰苦的生活。”
1957年，董必武担任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董老就向中央提出请求，要求搬迁到中南海里较窄旧的房子里。
董老其实不是嫌房子不好，他之所以提出请求换房子，纯粹是为工作考虑。钟鼓楼后面这个房子，距离高院路途遥远，每天上班很不方便，而且每天还需要工作人员来回奔跑送文件。更为关键的是，从家到单位，路上行程很远，乘车要浪费很多汽油。而且冬季单独烧锅炉取暖，对一贯节俭的董老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如果搬到中南海居住，就不用单独烧锅炉取暖了，到单位上班路上也至少节省一半的距离，就能节省出一半的汽油来。那时按照中央警卫规定，中央警卫局在董老住的地方安排了一个排当警卫，搬到中南海住以后，中央也就不用再单独安排一个排当警卫。
图|1955年5月，刘少奇和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在考古学家裴文中（左二）陪同下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到1959年，已经73岁高龄的董老坚持向中央打了报告，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要求辞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中央尊重了董老的意见，但仍然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他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即便不再负责具体的事务，但董老依然牵挂着国家建设，不顾年事已高到全国各地视察，并拒绝特殊照顾。
1964年5月8日，董老赴麻城重访他教学过程的地方，当地一个农场盛产龟山茶，农场领导邀请董老题字，董老答允，临走时农场领导特意包了两斤龟山茶请董老带回去喝，董老马上吩咐秘书，照价给付8元，农场领导再三表示：“这是送给您的，不要钱。”
可董老坚持把钱留下，还对农场领导说：
“我收下茶叶，是收下你们全厂职工的心意，我必须照价付款，如果不收钱，我就不要茶了。”
每次外出视察，董老都和普通干部吃得一样，1964年，董老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中午吃饭时，部队准备了丰富的餐食，董老到餐厅一看，立即又返回屋子，拒绝吃饭，一直到部队领导同意，将准备的餐食全部撤下去，按照普通干部标准，董老才出来吃了饭。
图|1963年1月26日，刘少奇同董必武、李四光在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1972年冬，董老已经是86岁高龄，一点小小的感冒，引发生病住院，中央考虑南方气候对董老身体好一些，就批准他去广州治病，然而董老坚持坐火车去，拒绝安排飞机，别人担心他年纪大，他反而对别人算了一账：
“坐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飞机还要飞回来，要用很多油，花不少钱。坐火车就能省很多钱。我去治病，要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一直到后来，董老坚持坐火车去广州，回来也是坐的火车。
董老总是以人民的公仆自居，尽管他从事革命的经历很长，在党内的资格很老，但总是心甘请愿地干很多“跑龙套”的事务，即便是如此，董老晚年依然时常惭愧自责，认为自己为党为国做得很少，他不止一次地向中央提出过，要求取消专车、取消专职秘书，坚持自己的事请自己来办。
一直到年过七旬，董老自觉年纪大了，能做的事请太少，主动请辞。
图|董必武纪念像
1975年1月16日，董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身份，接见了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接受该大使递交的国书，这是董老一生中最后一次外事和国务活动。
董老一生中，始终崇尚“新习于俭，俭以养廉”，他从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就连身边的子女，工作人员、亲属都很少受照顾，唯一的一次，是给原来自己的警卫员，后来调到上海市公安局的柳志清帮忙，将他调回北京，结束了他们夫妻长达6年的分居生活。就连董老秘书都很感慨：
“董老从不为他的亲属写条子办私事，反而给你写亲笔信，解决你的实际困难。”
董老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