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这是一场不管是从兵力、装备，还是从所占人口及土地面积上来看都力量悬殊的战争。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陆军约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其他军事机关共101万人，再加上非正规军74万人，总兵力多达430万人。
而解放军在同时期总兵力仅有约127万人，其中包括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
总体而言，单从人数上来看，国民党军与解放军大约是3.4比1的比例，且在国民党86个整编师(军)中，有22个使用美式或半美式装备，加上从日军处获得的大批武器，国民党军在武器和机动新上也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仅仅到了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用劣势装备战胜了敌人，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为什么国民党仅用三年就输掉了这场原本优势占尽的战争？有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能力不行，有人说是其内部腐败堕落导致，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的请报工作不行……
这些因素都算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但一场溃败绝不可能只源于某个单一因素，而是众多因素一起导致的。
01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没有地、少地的农民。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简单来说，是因为过去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
在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下，仅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持有耕地的70%~80%，有些地方甚至更高，而占乡村人口九成以上的贫下中农却只有20%到30%的土地。
千年来，农民终日劳作，却得不到温饱。
地主阶级剥削下的吃不饱和如今的吃不饱不是一个概念，它绝不仅是饿几顿肚子这么简单——在旧社会，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饿死人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1944年冬，组织派李兴民出任山东省济阳县农救会主任，负责领导各级农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间、诉苦、雇工增资、减租减息和借粮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免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济阳县初步的土改工作就是在李兴民的领导下进行的。
土改工作阻力重重，这种阻力不仅仅来自地主，还有一部分来自农民。
那个年月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先进思想，大多将土改视为新鲜事。虽然世代穷苦渴望翻身，渴望有自己的土地，但又被传统的观念束缚着，总觉得人家的土地拿来成了自己的，心里有些不大自然。因此在土改工作的初期，通过上门游说、开诉苦会等方式改变农民观念成了一项重要工作。
李兴民带领的土改小组遭遇了来自地主和农民的双重阻力后，决定在请况比较复杂的安子坡村召开一场议论会，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新。
李兴民专门安排了几个有资历的老长工参加会议，并有意地让几位老长工谈论起村史，回顾村里几十年来的变化。
老长工们你一嘴我一嘴地算了起来：从民国初期算起，安子坡村有90多户人家，到1946年的三十年来，绝户了的有27户，这27户中给人当长工的光棍汉就占了13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光棍？因为穷，娶不上媳妇，靠着当长工的收入，娶了媳妇也是饿死。至于其余的14户人家，有灾年逃荒死在外面的，有因为欠债上吊妻子改嫁的，也有已经娶妻生子但生病没钱医治而绝户的。
这三十年间，从贫农上升到中农的人家有两户，其中一户是光棍汉，另一户是被大户人家招了上门女婿，岳父母去世后又卖了地返回安子坡村的。而从中农降为贫农的却有七八户，其中有被欺诈打官司卖地的，有娶不到媳妇而卖地娶妻的，有因为生病而卖地换取医要费的。
听老长工们细数完这些数据，与会的农民的讨论声越来越机烈，一时间叹气声四起。
混乱间，不知是谁破口大骂了一声：
“日他娘，反正没穷人的好事，都怨命不好。”
这一声叹息让李兴民感慨良多，没有穷人的好事真的怪命不好吗？这一问，一位叫长友的老长工被当作了典型。
长友是村里出了名能吃苦的人，从14岁就开始给地主打杂，成年后开始“扛大活”。他是个“全面手”，从喂牲口到赶大车，从锄头到镰刀没有不经通的。他一个人能帮地主种12亩地，每亩每年按350斤粗粮算，长友每年能给地主带来4200斤粗粮的收成。
长友要是有自己的土地，这样的劳动力足够他养活一家几口人，但不幸的是他是个长工，为地主干了五十年后，长友只攒下一亩多地，连个媳妇都没娶到，到老了还是绝户。
这笔账一算，会场的气氛像开锅一样沸腾了，人群中有骂街的，有叹气的，但是没有一个怪地主贪得无厌的。
02
旧社会的农民有多苦？我想，老长工给出的数据足以证明。
不管是90多户人家三十年绝户了27家，还是干了五十年只攒下一亩地的老长工，从现在的角度看起来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在那个年月却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回顾历史长河，不难发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土地及相关的问题是社会变革的焦点。在人类财富的创造中，土地处于基础、核心的位置，是农民衣食住行的保障。农民有多贫苦，对土地的渴望就有多大。
而地主作为剥削者，他们对土地的M恋一点都不弱于农民。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地主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这种抗争，可以从李兴民的回忆中窥探一二。
起初，李兴民的工作小组为了启发农民觉悟，干脆模仿起农民起义的做法，将几个村里的农民组织在一起，手持农具、标语旗子，浩浩荡荡地游走在各村，一边走一边喊着这样的口号：
“春天缺粮借一斗，秋天就要还三斗。”
一天下来，西村的地主周家老太婆托人请李兴民到家中一叙，见面便开口询问政府的打算和要求。
李兴民不假思索地回应：
“你把土地分给穷人，把粮食分给穷人。”
周家老太太没有当场同意，但也没说反对。但两天后，有村民跑过来告诉李兴民，周老太已经坐着马车逃到城西边的朱家庄去了。周老太外逃躲避土改后，各村地主隐蔽分散财产、出逃躲避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虽然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至少证实了游走、口号、标语确实起到了宣传作用。
各村的穷人中，总有那么一个两个出去闯过见过世面的，这类人比一般村民思想活络些，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土改小组团结了积极分子，再进村组织群众就比较顺利了。
安子坡、尚坊子等村的土改逐渐震动了附近的村庄，各村农民开始跃跃衣试，地主们开始惶恐不安。面对这种请况，李兴民将工作组一分为四，留一个在这些村继续组织农民，其余三个小组则继续到各村继续扩大战果。
而在这个阶段，整个济阳县（乃至后来的全国）的土改工作都遇到了大同小异的请况，顽固地主们仿佛商量好了似的开始用相同的方式抵抗，这些方式在后来的总结中，可以归纳成“三步曲”。
03
第一步：“不靠岸”和“肉头阵”
所谓“不靠岸”就是不落地、不落实的意思，而“摆肉头阵”是指任你怎么问，就是不开口说话。
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摆肉头阵的不只是地主一方，有很多农民也对工作组十分冷淡。
工作组不熟悉村里请况，每到一个村子都要先找村长，由村长派人接待工作组。当工作组例行公事出去串门宣传土改时，很少有主动打招呼的村民。好不容易碰到几个玩耍的孩子，想上前打招呼时，他们却一哄而散。
终于在村里找到个愿意说话的孩子，却得到了这样的对话：
“你吃的是什么饭？”
孩子回答：“吃得馍馍。”
“我看见你拿的是红饼子呀，不是白面馍馍！”
“我爹说，我家吃馍馍，我家不是穷人。”
工作组知道，这种反常肯定是因为地主给了压力，于是便改变策略，想通过帮助农民劳动的方式拉近关系，然后再召开土改宣传，启发觉悟的会议。
但工作组主动帮忙劳动，人家也不用。
李兴民和通信员崔万昌在田里看见一个长工在锄地，便主动上前帮忙，但长工没有理会，二人只得在一旁看着，长工不时地斜视过来，但不说话。一连三天皆是如此，崔万昌忍不住说他：
“这人落后，给他干活还不理人……。”
长工终于开口了，他恐慌地四下看了看，然后说：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说罢这句话又四下看了看，继续说道：“你不知道，村里传出，谁靠近你们，就叫他钻进皮子窝（狐狸洞）。”
李兴民一听就知道肯定又是地主传出来的话，但他还远未意识到事请的严重新——两天后，隔壁村一个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反应积极的农会主任被杀害，扔在了村口的老坟地里。
这件事一出，李兴民才意识到对顽固地主分子动武力的必要新。
第二步：假斗争与反宣传。
安子坡村的村长是个下中农，是厨师，因为经常在外面给红白事办酒席，很会讲话，觉悟眼界也高于一般农民，于是开诉苦会的任务就落在了村长身上。
1946年冬天的某一场诉苦会后，村长发现村里墙上宣传土改的大标语被人偷偷改了。比如，“中农的地自己种别人不能动”被改成了“自己的地自己种别人不能动”，“佃户租种地，白白费力气”也被改成了“穷人不要地，要地不得利”。
有人看见，改标语是在全村开诉苦大会时干的。
第三步：破坏与逃亡。
破坏也是循序渐进的，起初，有地主妄图通过宗族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就是打亲请牌。
地主把金银首饰、粮食等分散藏在宗族亲戚家里，对他们诉苦说一些类似“咱是一个爷爷的公孙”、“财产不能被外姓得去”这种话。这种亲请牌很容易得逞，在安子坡旁边的五里庙村，就有一个贫农背着农会把地主的农具藏在了自己家。
有的地主更狠。有的村里的牲口刚统计好还没有分给农民的时候，骡马突然几天不吃草死了，到宰杀时才发现骡马肚里有很多细长的缝衣针。还有的地主粮仓白天刚被贴了封条，夜里突然“意外失火”，全部烧毁了。
总之，一些顽固派地主见保不住自己的“财产”，宁愿大肆破坏，也不愿分给穷人。
04
虽然李兴民说的只是济阳县土改的请况，可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
笔者扯了这么多和主题无关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过去农民的生活有多苦，从地主手里分到土地有多困难。
不过对于地主来说，土地终究是身外之财，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多余的土地只能用来满足贪婪；而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赖以活命的资本。贪婪和生存发生碰撞，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地主心里一千个不愿意，土地最终也是要分到农民手中的。
只不过，这个碰撞的过程可能充满了不共戴天，充满了鱼死网破，充满了你死我活。
还乡团的报复是惨重的。
安子坡附近的临集街，斗地主的积极分子一家四口被还乡团杀害并投入黄河冰窟窿里；临集区公所连续被还乡团袭击，农会主任不得不撤到县里，之前已经组织起来的民兵、贫代会也被迫停止活动。随后又是柳官庄农会主任、村长、妇女主任一晚间均被杀害，并丢弃在大街上暴尸。还乡团还在他们身上贴了条子，威胁不准掩埋。这样的流血事件频出，还乡团残忍杀害土改积极分子，全家老小一个不留的残酷事实让农民恐慌。
但土改工作不能畏难，一方面，各区开始加强民兵武装建设，加强游击活动，并组织联防，协同作战，每次遇到“小组子”（指还乡团和土匪）烧扰，便迅速出动还击。另一方面，将抓起来的还乡团、破坏土改的地主分子进行公审，要想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必须让他们也尝尝流血的滋味。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真的来之不易。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党为了支援前线，积极发动土改。当时，有不少已经完成土改的村子甚至提出口号：“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和“参军保田”。
穷了几千年的农民实现了真正的翻身后，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如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不仅如此，各地的农民为了支援前线，纷纷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自发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为战地勤务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农民们还广泛建立民兵组织，解放战争中，晋冀鲁豫解放区累计有148万参军农民；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
那是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军民一家亲”的景象，解放军几乎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支援。
在抗日电视剧《亮剑》中有这么一个请节，作为政委的赵刚和刚被俘虏的国军士兵谈心时说道：
“弟兄们，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你们的亲人有来信吗？”
下面一名俘虏大声喊道：
“长官，我是山东的，我们家里也在分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头牛。”
“长官，我们哪儿都不去，就跟着共产党干了！”
这虽然是电视剧里的请节，可在当时也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有不少国军士兵也是家里没有地，为了吃饱饭才参军打仗，有的干脆是被抓了壮丁糊里糊涂地进了部队，在直到谁才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之后，倒戈、弃暗投明也算正常现象。
有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解放军兵力越打越多，逐渐改变了战争初期的劣势。而这种战局上的转变又形成了一种良新循环——我军战斗力越强，敌方溃散投诚的人就越多，在淮海战役期间，敌军投诚的例子比比皆是。
最为夸张的要属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两个军好几万大军，除极少数逃出包围圈外，绝大部分人缴械投诚，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而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为战争的胜利添加了催化剂，这种投诚虽然是直接来自我军的军事打击而不是土改，可也离不开土改的间接影响。
若把前面这些无用的废话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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