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识总是要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往往时代变革之后总会有历史惯新希望将社会拨回到变革之前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秦朝统一，建立郡县制的国家之后就出现六国贵族反秦的请况。可是经过三年反秦四年灭项之后，刘邦却能建立大一统的汉朝，即使有些异姓王也被剿除。为什么这时候六国贵族不再嚷嚷着要复国了呢？
刘邦之所以能继续实行统一的帝制，是各种综合因素合力的结果。具体请况分述如下：
从历史宏观规律来看，集权的帝制替代分封的奴隶制是必然趋势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进面发展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客观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奴隶社会发展到西周达到了成熟和鼎峰。东周以后，开始走下坡路，奴隶制逐渐解体，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封建帝制，正式结束了中国的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导致这一重大社会制度变革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呼唤生产关系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铁的发现及冶铁技术提高，让中国进入铁器时代。铁在春秋中期已被发现，并开始被用于制作铁农具。齐桓公时代，为了称霸需要，管仲就建议向民间征收金属。青铜金属叫“美金”，主要用于制作兵器，因为那时青铜冶炼及铸造技术已经相当先进。铁因为刚被发现，冶炼及铸造技术不足，不能用于铸造兵器，只能用于制造农具。但随着鼓风技术的提高，先进的鼓风机能为冶铁炉提供更多的氧气，使得炉温升高，从而提高了冶炼技术及铸造技术，更高级的铁农具和兵器在春秋晚期开始大量出现，战国时就更普遍了。这是一次改变历史的生产力飞跃，使得中国正式迈入铁器时代，比西方早500年左右。
第二，“铁犁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铁农具出现以后，因为铁农具硬度比青铜高，耐用。另外锋利，土地可以深耕。土地深耕，农作物产量就能大幅提高。铁农具的进步又促进了牛耕技术的出现。以前的井田制里，耕种主要是人力，基本没有畜力，这些从事耕种的人力主要是奴隶及部分野人，一到农忙时，有上千人在井田里劳作，呈现了“千耦其耘”的场面，场面虽然大，也很热闹，奴隶的付出也多，但生产力不高。春秋中期以前，牛主要是祭祀用，并且主要是天子用“太牢”祭祀才用得上，诸侯及平民既不准养牛，也不准杀牛，更不能拥有牛。铁农具出现后，大概在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把牛代替人力，用于耕地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产量。自此“铁犁牛耕”逐步普及，到了战国时代，全面推广，“牛”这一原来处于高高庙堂地位的祭品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
第三，“铁犁牛耕”促使了井田制的瓦解，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井田制”严格意义上讲，是属于诸侯国家的“公田”。“铁犁牛耕”技术推广后，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可耕田地数量就多了，原来的井田数量不足。因此，一些卿士或奴隶主贵族就主动去垦荒，这些新开垦的荒地就成为开垦者的“私田”，“私田”的拥有者逐渐就成了“地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地主”自身也越来越大，最终促使了井田制的逐步瓦解。
到了战国时代，商鞅变法直接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这一举措直接推动了秦国的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奴隶主直接转化为地主，再加上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秦国的地主阶层成为上层建筑的主导。而韩、魏、赵、田齐等国，本身就是“地主阶级”革了“奴隶主阶级”的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呼唤“生产关系”变革，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历史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刘邦实行统一帝制，其实是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也不是刘邦想倒退就能退回去的。
其次，集权需求促进郡县制替代分封制。
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了防止奴隶主阶级复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要减少分权，加大集权。而地主阶级的上位，又是踩着奴隶主贵族的尸体上来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和不可调和的生死冲突与矛盾。
秦刚统一，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是难免的。因此，常伴随着各种刺杀秦始皇的活动。最著名的就是张良代表的韩国奴隶主贵族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项羽之所以能号召江东子弟，也是奴隶主贵族复辟的需求。
刘邦从出生到称帝，正好经历了这一历史巨变时刻。他自己本身并不是贵族出生，而是平民，并逐渐由平民成长为新兴地主。他可以借着项羽复辟的旗号反秦，但是他打下天下后，肯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施政，而不会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施政。
秦王朝为了防止六国贵族复辟，废除了分封制，而以郡县制代替，把国家的管理自上而下都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范围，把“分权”变为了“集权”。
刘邦打下天下后，完全是“汉承秦制”，除了废除秦王朝的苛刑《连坐法》以外，其它上层建筑的东西基本是照单全收，甚至连军功爵制度都按照秦的制度来。“集权”这一既符合他个人利益、又符合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做法，他当然也要继续效仿、继续推行，这是非常合理的。
其三，统一是大趋势，可以曲折，但不改方向。
春秋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是兼并及争霸。战国以来，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兼并和统一。周王朝分封制带来的其实就是长时间的分裂。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春秋以来，统一已经是大趋势，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也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历史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统一的大趋势也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曲折甚至惯新倒退也是正常的，但不改方向。
项羽的分封其实就是惯新的倒退，刘邦如果走项羽的老路，必然也会重蹈项羽覆辙，这点刘邦是清楚的。
刘邦立国后，其实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既总结了秦王朝的二世而亡的教训，更总结了项羽四年而亡的教训。秦王朝亡于苛政，法家替嬴氏家族背了历史的黑锅。项羽亡于分封，亡于穿新鞋走老路。
刘邦既要防止秦的悲剧重演，因此，统一后与民休息。又要防止项羽的悲剧重演，因此，实现有限度的分封，并且所有封国都派中央政府人去管理，目的是限制诸侯王权力，防止诸侯作乱，条件成熟后又剪除异姓王、削藩，这也是加强集权、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需要。
从刘邦主观愿望来看，刘家天下不希望再被异姓替代
首先，家天下的观念让刘邦不愿意江山改姓。
刘邦出身平民，与父母四世同堂而住，因此，家庭观念重。当了皇帝后，就是家天下的观念，这是人的私心作祟，非常正常。
刘邦的天下是从秦王室手里、从项羽手里、从项羽分封的诸侯手里夺来的，刘邦非常担心到手的天下又再次被夺走，因此，必然会采取限制天下诸侯、功臣权力的行动。而有限度的分封及实行统一的帝制，正是适应汉初天下形势的需要而采取的正确做法。不进行一定的分封，无法安慰功臣集团。放权太大，就会威胁皇权。刘邦才不会为了面子需要，大公无私地大封诸侯呢。
刘邦是汉五年（前202年）即位当上了皇帝，汉六年（前201年）才封了18个诸侯。后来封侯工作一直停滞下来，一直到死都没有完成。其实不是不能封，而是不愿意封。目的是巩固家天下的成果。
其次，项羽分封后的动乱让刘邦对分封心有余悸。
刘邦项羽共同灭秦后，经过鸿门宴化解了矛盾，项羽于戏下分封，一共封了18路诸侯。但是分封当年，齐地就叛乱，项羽去镇压齐地叛乱时，刘邦于当年8月，采纳韩信计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夺得关中之地，并一路打到彭城，端了项羽的老巢。
这就是项羽分封带来的恶果，当年就兑现。表面上看，是分封不公。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分封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是刘邦、项羽都没料到，分封失败来得这么快，刘邦虽然夺得了天下。但好几次差点命丧项羽之手，刘邦是心有余悸的。既对楚汉相争的风险心有余悸，也对分封的后果心有余悸。
这也是刘邦建国后，迟迟不愿意痛快封侯的主要原因。这也促使刘邦坚定实行大一统的帝制，而不会去复辟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分封制，更不会让六国复国。
其三，汉初分封异姓诸侯是被迫的，腾出手里就剪除异姓王。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分封了几个异姓王。主要是齐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荼、韩王信、长沙王吴芮。
这七个异姓王中，燕王藏荼、长沙王吴芮是项羽分封的产物，刘邦和项羽楚汉相争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承认这个既成事实。韩王信则是照顾张良复国的愿望而封的。其余四个异姓王都是战时封的，完全是权宜之计。
张耳是刘邦的结义大哥，是刘邦最信任的人之一。刘邦彭城之败后，退到荥阳和项羽对峙，为了剪除其它诸侯，让张耳和韩信率兵北上，灭魏亡赵，为了巩固赵地统治，封张耳为赵王。张耳死后，张敖继任赵王，后来找个理由，夺了张敖王爵，贬为宣平侯，刘邦还把女儿鲁元公主嫁给了张敖。
韩信、彭越、英布封王完全是权宜之计。英布封王是刘邦为了拉拢英布、把英布从项羽阵营中分化出来而承诺的。韩信、彭越是因为垓下之战，刘邦不敌项羽，需要韩信、彭越率领重兵加入战局，而这两人待机而沽、坐地起价，B得刘邦不得不大放血，封王后两人才出兵围困项羽。
所以，汉初的异姓王完全是形势所B，让刘邦不得不封，但是一旦消灭项羽，刘邦腾出手来就开始着手剪除异姓王，把投资的“血本”收回。韩信、彭越、英布、臧荼被灭族，韩王信被B得跑到匈奴，张敖被夺爵，只有长沙王吴芮因为一直老实，刘邦让其善终。
刘邦剪除异姓王是维护刘邦家天下的必然举措，在刘邦临终前，甚至还与功臣们杀白马盟誓：非刘不王。所以从西汉建国到刘备的蜀汉灭亡，400多年大汉历史中，异姓称王的要么篡逆，要么像吕氏一样没有好下场。
其四，汉初分封同姓王也是权宜之计。
刘邦剪除异姓王以后，因为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不足，封了一批同姓王，主要是自己的除了太子刘盈以外的七个儿子，还有刘邦的兄弟及侄子，临时填补异姓王被剪除后留下的空间，同时也希望同姓王能发扬亲人互帮互助的作用，拱卫西汉王朝。
但是刘邦大封同姓王也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对同姓王国的管理，刘邦同样让中央政府派人去管理，特别是国相的位置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希望能对同姓诸侯王有所制约。
刘邦驾崩后，汉代历代帝王对同姓王同样是打压，目的也是维护中央集权。到了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后，同姓王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
从社会客观现实来看，六国贵族在汉初已经式微
随着奴隶制的消灭，奴隶主贵族也逐渐式微，到了西汉初年的时候，六国贵族其实已经不多了：
首先，秦始皇消灭了一大批。
秦国统一六国，统一的过程中，一大批奴隶主贵族要么在战场上被消灭，要么灭国后被清算，灭亡得都差不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六国贵族复辟，把六国的贵族都迁到咸阳以及西北边陲。这些贵族们在反秦的斗争中没有作为，存活下来的基本上也不被六国民众认可。而残留在原来六国封地的贵族是凤MAO麟角，以至于项梁起兵，要去找一个放羊娃做楚怀王，以号召楚人，而中原一带的韩魏赵燕六国后裔更少。燕国在项羽分封时根本找不到燕王后裔，只能封了其他人做燕王。
其次，楚汉相争时又消灭了一批。
这些残存的六国后裔，虽然在项羽分封时还有存在，但是楚汉之争时，因为他们摇摆，刘邦一怒之下，派韩信一个一个地剿灭。经过四年的残酷剿杀，六国后裔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六国后裔在这一过程中，上演的最后一幕悲请戏就是田齐的后裔田横及五百壮士集体自杀的故事。“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未至三十里……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大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其三，六国贵族遗漏者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六国贵族的式微除了人数少以外，更重要的，是贵族后裔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像信陵君这样的高义之人已经找不到了。
在秦末反秦浪潮中，揭竿者陈胜、吴广都是平民，刘邦是平民。项羽算是贵族了，但是项羽不是六国国君的后裔，只能算是卿士行列。
反秦战争结束时，魏豹、赵歇、韩王信都是平庸之辈，靠着大势和投机得以复国封王，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因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出现，使得残存的六国后裔只能仰人鼻息地生存。而项羽、刘邦在利用完这些贵族的影响力后，果断地把他们踢到历史的垃圾桶里。项羽诛杀了义帝，刘邦剪除了魏豹、赵歇、田齐。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四，军功集团压倒六国贵族成为官僚主体。
刘邦经过艰苦的反秦和楚汉相争后，跟随自己的一大批功臣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功臣集团。这个功臣集团垄断了汉初的官僚职位，而官僚群体又主导了分封。
刘邦的家天下既不会让那些没落的六国贵族来染指，强大的功臣集团们又不会让六国贵族们来分一杯羹。刘邦和功臣群体更不会让寸功未立的六国贵族遗珠去裂土分封在居于自己之上，只会联合把他们绞杀。
六国贵族的代表张良非常清楚西汉建国后的现状，因此，即使刘邦让他在齐地自择三万户他也不敢要，只是要了留侯。到了吕后时代功臣排名时，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只排在62位。不是吕后在打压张良，而是功臣集团在打压六国贵族。
从民众微观生活来看，希望和平而不希望频仍战乱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实行什么统治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安居乐业，过个安稳日子，而不是战乱频仍，城头变幻大王旗。
秦始皇统一六国摧枯拉朽，原因是六国民众厌倦了战争，不愿意出死力了。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苛政，大规模地搞基建。大量的青壮年被拉去修长城、修皇陵、修阿房宫、修驰道等等，原本安居乐业的奢望落空，巨大的心理反差、心理落差加上暴政、苛政B得民众揭竿而起。
刘邦灭秦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仁义名声已经著于四海。西汉建国后，又实行黄老的休养生息政策，民众渴盼已久的安居乐业终于实现，对普通民众来说，自己的诉求已经达成。至于刘邦实行帝制还是周王朝的分封制，于百姓而言已经不重要了。没有民心支持的分封制和六国复国梦，注定也是不会有市场的。
综上分析，从历史宏观规律、刘邦主观愿望、社会客观现实、民众微观生活来看，六国复国梦想既违背历史潮流，又违背刘邦家天下的心愿，还违背六国贵族式微的客观现实，更缺乏民心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刘邦也不会“沽名学霸王”，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
汉家四百年历史也证明，刘邦的选择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