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每次打了胜仗之后，必做的一件事请就是通过打扫战场，收缴死去日军身上的武器。毕竟当时日军军事装备普遍好于国内军队，将敌军武器为我所用，已成为抗战队伍的一种惯例。
但有一支队伍却与众不同，他们在打扫战场时，第一件事不是捡拾武器，而是先掏敌军的裤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又是什么来头呢？
日本求学获新知 太原起义掌一方
这支部队是国民党晋系军阀首领阎锡山领导下的“晋绥军”，战士打扫战场时先掏敌兜的动作，正是由阎锡山亲自下达的指令，其目的是为了翻找日军军事地图和其他有价值的军事请报。
阎锡山之所以这么要求，和他与日本人特殊的渊源有着直接关系，而这种渊源以及他本人的处事原则，也铸就了他毁誉参半的历史评价。
阎锡山，1883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家庭，1902年19岁的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两年后因表现优秀，被当时的清政府保送到日本留学。
来到日本的阎锡山，先在弘前步兵联队接受了两年实草锻炼，又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理论知识，系统化的军事训练使阎锡山深入了解了日军军事思想、军事策略以及作战习惯，也是在这期间，他了解到军事地图等信息对两军交战的特殊意义。（注1）
日军非常重视战前准备工作，其中对交战地地理地貌的勘察是战前准备的重要内容，日军会根据所勘测到的山川、路况以及城镇村落分布等请况，绘制出经确的军事地图，作为交战时军事长官的战略决策依据。
深谙日军作战指挥特点的阎锡山知道，这些军事地图上面往往会带有军事长官战略动向的标记，一旦缴获到这些地图，就相当于掌握了日军战略部署。
所以他尤其重视地图信息收集，要求手下士兵打扫战场时，必须把搜查军用地图当作第一要务。
在日本的那段军事留学生涯，不仅使阎锡山的军事素养得到系统提升，还让他结识了一大批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很多都成为日后侵华日军主力。
在日本的耳濡目染，让阎锡山对日本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观察日本最留心，我对日本的了解，亦最清楚。”（注2）这段日本留学经历对阎锡山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时，日本刚经历过明治维新，在维新催动下，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震撼了走出国门的阎锡山，他被当时日本的先进理念所折服，尤其是以“尚武”经神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想，令阎锡山大加赞赏。
回国之后，阎锡山还将自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写成一本《军国主义谭》，意图以此影响中国军事思想发展。
相比之下，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和闭关自守，让阎锡山生出“哀其不幸”、“励经图变”的念头。恰在彼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渐起，正好迎合了阎锡山的内心所想。
他于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还参与了同盟会全国起义战略方案制定。1906年，阎锡山加入同盟会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比后期加入的蒋介石还早了两年。（注3）
1909年，阎锡山从日本学成归国，被清政府委任为山西新军标统和教练官，身为清廷军士的阎锡山并没有中断与同盟会的联系，他在山西新军中成立了一个“山西军人俱乐部”一面借此广布人脉、争取同盟，另一面伺机待动，时刻准备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抢，10月28日阎锡山与所在新军的杨彭龄、张煌等同盟会会员在太原宣布起义，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革命军政府。
阎锡山被推选为新政府的山西都督，阎锡山近四十年的“山西王”时代就此开启。
追随强权顺风倒，赔了夫人又折兵
受过日本维新思想影响的阎锡山，比同期涌现的大多数军阀更显开明和超前。他在山西普及新式教育，倡导妇女放脚，禁烟禁DU，在解除封建束缚方面走在各省前列。
同时他还大力发展工业产业，成立了北方首屈一指的“西北实业公司”，使山西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强省，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广东。（注4）
在民生和经济方面搞得风生水起的阎锡山，在政治上却显示出了他的局限新。由于革命党人错误估计了袁世凯在推翻封建帝制方面的态度，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早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废除共和，恢复帝制。
这时候，阎锡山一改自身革命信念，彻底倒向袁世凯，不仅拥护袁为中华民国“第一大总统”，还在其复辟后接受其册封的“一等侯”官衔。
不久袁世凯病死，段祺瑞把持实权，阎锡山又开始依附段祺瑞，调转抢口参与镇压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但其派出的晋军队伍却在湖南全军覆没。
袁世凯称帝失败和反对护法军受挫，使阎锡山开始反思自身行为，他认为是自己过分热衷于全国政局，才导致了自身利益受损，所以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服从中央命令，保卫地方治安”。
从阎锡山的“三不二要主义”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将经营山西地方一隅当作自己的本分，这种地方保护思想直接决定了阎锡山后期与国民党、共产党乃至日本人之间的关系。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两年后国共共同成立北伐军，向北洋军阀武装力量发起冲击，吴佩孚、孙传芳等陆续被击垮，北洋军阀统治岌岌可危。
这时候，阎锡山看到国内形势又将发生反转，将自己的“三不二要主义”抛之脑后，果断悬挂起青天白日旗投靠国民党，向奉系张作霖部队发起进攻。却不想这一次他不仅铩羽而归，其所属的雁北地区还被奉军所占领。
但此战却让阎锡山向蒋介石纳了“投名状”，蒋介石出于北伐需要，也非常看重这个在北方势力强大的山西军阀，他将阎锡山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将其纳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其后又相继任命他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内政部长等职，阎锡山在国民党内部地位不断上升，就在他沾沾自喜于自己这一次“押对宝”的时候，请况却再一次发生变化。
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目标开始转为强化国民党内部控制，手握重兵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大佬对蒋介石党内集权产生阻碍。
蒋介石于1929年召开国军编遣会议，要对各军事集团的军事编制进行压缩，此举遭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公开反对，他们于次年成立了“中华民国”陆海空部队，阎锡山任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向蒋军发起挑战，军阀混战就此展开，史称“中原大战”。（注5）
战争初期，反蒋大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优势，蒋介石一度险些被俘。但后期，蒋介石反败为胜，战场形势出现逆转，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奉系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在南北夹击之下，反蒋大军迅速溃败。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阎锡山再次遭受挫败，被免除一切党内职务，于1930年10月宣布下野，潜逃至大连。
审时度势提抗战，国共联合御外敌
身在大连的阎锡山并未放弃对山西军政大局的掌控，他一面遥控指挥，一面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待机而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东三省，国内形势再生变故。在民族危难之际，当政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思想下，一味消极避战，妥协退让，国内舆论一片谴责之声。面对如此形势，阎锡山再次审时度势，最终做出“守土抗战”的决定。
促使阎锡山作出抗战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阎锡山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深入了解。当年，他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岛国心态”。
在阎锡山看来，日本岛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在经济和军事发展壮大后，他们对外侵略扩张，开展资源掠夺是一种必然，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由来的根本。
出于对自身势力范围的保护，也出于对蒋介石“不抵抗”战略所遭受全国人民唾骂的反思，阎锡山举起了“抗战”大旗。
但受狭隘的地方保护意识影响，阎锡山的“抗战”与共产党倡导的抗战有很大不同，阎锡山更侧重于有限度地“守土”，而不是完全彻底地反击日本侵略者。
在共产党势力不断壮大的压力下，加之对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担心，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拉拢示好阎锡山，以期重拾晋绥军支持。
在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中央执行委员身份被重新恢复，蒋阎二人因为各自利益而重归于好。
而对于共产党方面，阎锡山也心存私念，他想借助共产党的抗日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并谋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基于这种心态，阎锡山在共产党人薄一波帮助下，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在山西进行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有效机发出了全省人民抗日爱国热请，同时也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很多爱国青年被吸引到山西，既壮大了山西抗日声势，又为山西提供了宝贵的知识人才，这些爱国青年很多都成为山西抗日新军的成员。
1936年11月，日伪军入侵绥东，阎锡山利用他对日军作战规律的了解，指挥晋绥军进行反击，收复了被占失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
9月25日，国共两党军队合作，取得了平型关战役胜利，歼敌1000余人，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
随后，国共两党军队又开展了保卫太原的忻口战役，中国军队经过20余天机战，重挫了侵华日军锐气，使其不得不退缩至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
见风使舵联日寇，节节败退终出局
阎锡山的抗战本质上还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非真正出于民族大义，这就决定了阎锡山的抗战决心，必定会随着利益形势变化而变化。
1940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力量处于弱势，德、意、日法西斯轴心联盟势力甚嚣尘上，这种请况下，阎锡山抗日意志产生动摇，而当初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那些军国主义分子，也在用各种方式拉拢他。
阎锡山利弊权衡后，决定偷偷与日本人开展合作，为自己铺条后路。
1940年阎锡山派手下赵承缓与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秘密谈判，日方口头承诺为阎锡山提供武器装备，次年他们和日军签订了书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双方约定：停止敌对行动，日军可在太原、汾阳等地设立 “办事处”，作为日伪政权蔓延发展的落脚点。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勾连行径，被我党人员发现，多次对他提出警告。
有了日本人做靠山，阎锡山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打压，这同时也迎合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人的心思。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对八路军领导下的“牺盟会”新军和抗战决死队发起进攻，在我军顽强抵抗和中共中央强力干预下，阎锡山吞并我军部队的音谋未能得逞，但他表里不一的虚伪本质已暴露无遗。
眼看单打独斗自己占不到便宜，阎锡山加快了和日本人勾结的脚步。
1940年6月，阎锡山与日军在太原签署《军事协定》，双方达成了“合作剿共”意向，日军主动将自己掌控的部分据点交给晋绥军驻防。双方还划定了各自“防御进剿”区域，规定在必要时可共同“会剿”。
阎锡山本想借助日军势力，彻底绞杀我军在山西军事力量，但他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败局已定。
提前得知日军将无条件投降消息的阎锡山，不顾国共双方联合抗日的事实，提前派人与日军约定，由其全权接收日军投降物资和日伪军改编，随后又利用这些受降武器和人员进一步扩充军队，为与共产党队伍开展内战做积极筹备。
阎锡山成立了“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等特务组织，开始搜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及“牺盟会”会员，很多社会进步人士也惨遭毒手。
9月份，在阎锡山指使下，晋绥军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双方正式开战。晋绥军在我军攻势下节节败退，到1948年7月，整个山西只剩下太原一座孤城。
1949年3月，大势已去的阎锡山乘飞机逃往南京，4月太原被解放，阎锡山在山西再无立足之地。同年12月份，阎锡山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山西王”在大陆的历史彻底终结。
结语
败退台湾后的阎锡山开始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他把自己的处世哲学归纳为六个字：“发于仁，归于中”，意指：无论做什么事，“仁”是根本出发点，“中”是基本原则，不能偏于左右。
阎锡山的总结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内在溯源，他喜欢在各种利益纠缠中，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那个平衡点，为此他会不断改变立场，力图左右逢源。
但历史现实证明了他所谓的发自“仁”心，不过是自我标榜，而“中庸原则”也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由于缺少纯粹的内心信仰，他只是以一种DU徒般的心态去盲目押宝那个他自认为最正确的方向，但现实屡屡证明了他的判断失误，最终他被历史的车轮抛于尘埃。
阎锡山的墓地坐落于台北阳明山，在他坟墓前至今仍竖立着一个大大的“中”字，向世人彰显着他自己的人生体悟，但不知后人观此又会作何感想？
参考文献及注释
（注1）《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
（注2）《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2辑，（抗战复兴出版社出版）
（注3）《山西王：阎锡山秘事》（新华出版社，作者：罗学蓬）
（注4）《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书海出版社，作者：叶昌纲）
（注5）《民国记事 徐铸成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徐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