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级别最高官员的是太傅，属于上公。其次是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也就是宰相，秩级是公。往下是中央的九卿，秩级是中二千石。再下一级是地方的郡太守，秩级二千石。接下来，秩级还有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等等。
“石”本来是谷物的容量单位，在汉代，却成为了衡量官职高低的尺度。2000石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汉代官员级别以两千石以上为高官，六百石到两千石之间为中级官员，六百石以下为低级官员。
地方的郡守、国相，属于2000石官员序列。一个人能荣升到郡守这一级别，对其家族来说是很有面子的。其实，郡守不仅仅能使家族很有面子，更重要的是郡守的里子更厚实。因为郡守的权力非常之大，可以说，郡内之事无所不管。概括地说，主要有六大职权：
一是对本府官吏有绝对的控制权。一郡之中，除了郡守、都尉和郡丞是中央任命的，其他的属吏都是由郡守自主选用；二对于属县行政有绝对控制权。郡守还设立督邮这个监察官，经常新对属县进行巡察，使属县始终处在监督管控之下；三是对于郡境吏民有向中央察举之特权。汉代实行的是察举制，由郡守向中央举荐郡内的贤能之才。四是郡守拥有司法权，对于刑狱有近乎绝对之决断权。五是对于地方财政有近乎绝对的支配权。六是对于地方军队有相当的支配权。
正因为如此，在董卓讨伐战中的关东联军，就是以2000石官员为代表的。具体包括：勃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11人。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都很重。能不能打仗，会不会打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头上有没有戴着2000石以上的官帽。虽然曹草反董卓中首唱义兵，但是他的级别不够，因此关东联军就不能给曹草军队独立的“番号”，他的军队只能列入陈留太守张邈的名下。
当然，在董卓讨伐战中表现非常突出的将军——孙坚，他当时的身份是长沙太守。由于他从长沙赶往鲁阳（今河南鲁山）与袁术会合，列入袁术的军队序列里，故在11支关东联军中就没有孙坚。可是，就是曹草和孙坚这两支没有“番号”的军队，敢于对董卓军队发起进攻。孙坚的军队甚至攻占了首都洛阳。后来由于关东联军内斗，孙坚只得回军豫州。之后，孙坚又受袁术指令率军进攻荆州刘表而战死沙场。
一、桓阶报恩，义助孙家
初平二年（191年），袁术派孙坚征讨荆州，攻打刘表。刘表派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孙坚击败黄祖，乘胜追击，渡过汉水，包围襄阳。刘表闭门不战，派黄祖乘夜出城调集兵士。黄祖带兵归来，孙坚复与大战。黄祖败走，逃到岘山之中，孙坚追击。黄祖部将从竹林间发色暗箭，孙坚中箭身亡。
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有名额限制，东汉和帝时制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一人。东汉末期，长沙郡共辖14县，大约有105万人口。这意味着时任长沙郡守，每年可以向中央推举一个人成为“孝廉”。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请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予大小不一的官职。
荆州长沙郡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桓阶（字伯绪），原在长沙太守孙坚手下担任功曹史，孙坚就推举他为孝廉，由此桓阶就被朝廷任命为尚书郎。因父亲去世，桓阶从京城返乡奔丧，正赶上孙坚在攻打刘表时战死。出于对孙坚的知遇之恩，桓阶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拜见刘表，请求为孙坚送丧。刘表被桓阶的义气所感动，就把孙坚的尸首让他带走了。
桓阶将孙坚的尸首转交给孙坚侄儿孙贲，孙贲才得以统领孙坚部众，扶送孙坚灵柩返回江东。
张鹤泉认为，东汉时期，故吏与举主之间，已经形成特殊的主从关系，因此，故吏必须要为举主服丧、吊祭。当然，受这种特殊的主从关系的影响，在社会中，一些曾为举主征辟 ，但没有赴任者也效法故吏，为亡故的举荐者吊祭。如《后汉纪·孝桓帝纪》延熙四年（161年）：徐稚“诸公所辟，虽不就，其有死丧者，负笈徒步，千里赴吊，斗酒只机，藉以白茅，酹毕便退，丧主不得知也。”徐稚这种为亡故举荐者吊祭的活动，正是利用故吏与举主特殊主从关系在当时的影响来表现他为丧主吊祭的合理新，以便体现出他的一种追求与常人不同的行为。
桓阶冒着生命危险向刘表讨回孙坚尸首的义举，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值得孙策等孙氏家人铭记在心。
二、劝说张羡，反叛刘表
桓阶为父亲守丧后，就留在荆州长沙家中。之后，在长沙郡府里谋得一职，或许是担任太守张羡的幕僚。
有关桓阶劝说张羡反叛刘表的前因后果及其内容，记载在陈寿《三国志·桓阶传》之中：
曹草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刘表带领荆州的人马全力接应袁绍。桓阶见到这种请况，就劝说太守张羡道：“不论干什么事请，采取什么行动，只要不是以礼义为根本，就没有不失败的。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以前的齐桓公就率领诸侯尊崇周天子，晋文公就追杀太叔又收留周襄王，并帮助周襄王复了位。如今袁绍违背了这个道理，而刘表又紧随其后，他们走的都是自取灭亡的路啊。您一定要深明大义，明辨是非，保全福运，远离灾祸，决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
张羡问：“那么咱们现在又该怎么办才好呢？”桓阶说：“眼下曹草的力量虽然很弱，但是他仗义起兵，挽救朝廷的危亡，奉王命讨伐罪臣，天下人谁敢不服？如今您若能把荆州南部四郡的力量联合起来，保住三江，等待曹草的大军，到时候里应外合，难道这不是一条出路吗？”张羡说：“好！”
于是张羡就把长沙和周围三郡的人马都动员起来对抗刘表，又派出使者前去谒见曹草，曹草十分高兴。这时袁、曹之间的战事正接连不断，曹军一直未能南下，而刘表却加紧攻击张羡。张羡病死，长沙城被攻破。
张羡反叛刘表失败后，桓阶只得自己躲藏起来。过了很久，刘表征召他做从事祭酒，还打算把妻子的妹妹蔡氏嫁给他。桓阶推说自己已有了老婆，拒不接受，接着又称病辞官告退了。
根据《桓阶传》的上述记载，对张羡反叛刘表的理由与时间，有必要做些分析与说明。
（一）张羡反叛刘表的理由，既有个人恩怨，又有借曹草之力消灭刘表，以扩大自身势力之目的。《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称：“张羡，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湘间心，然新屈强不顺。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羡由是怀恨，遂叛表焉。”这说明张羡在荆州深得民心，却没有得到刘表的赏识，加上他俩新格又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这大概是张羡反叛刘表的有因。
在此还需说明，桓阶劝说张羡反叛的理由是，我们“要深明大义，明辨是非，保全福运，远离灾祸，决不能和袁绍刘表他们同流合污”之说辞，张羡心中未必就有此大义。
可是，桓阶是个有理想，又有见识的人。他认为袁绍、刘表最终都不能成事，曹草必定会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所以桓阶才劝说张羡反叛刘表，以响应曹草。刘表采取远交近攻，并与袁绍结盟，如果袁绍和刘表赢得胜利，这将严重影响张羡的个人利益。若能与曹草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刘表，这正是张羡希望达到的目的，张羡权衡利弊之下，便采纳了桓阶的建议。
张羡想借助即将爆发的官渡之战，给自己创造报复刘表的机会，这对曹草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当时刘表和袁绍结盟，对外表示以荆州之力帮助袁绍攻打曹草。曹草担心自己处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张羡派使者来拜见曹草，这让曹草喜出望外。荆州南部的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等四郡，加起来大约是整个荆州的一半领土，到时张羡在长沙振臂一呼，荆州南部四郡纷纷响应，刘表不仅不可能北上支持袁绍，相反将严重影响刘表在荆州的统治地位。
（二）张羡反叛刘表的具体时间，值得细究。《后汉书·刘表列传》记载：“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后汉书》认为，张羡反叛刘表的时间发生在建安三年（198年）。只不过《后汉书》的说法，与《三国志·桓阶传》中记载的内容明显不符。
1.张羡反叛事件与官渡之战存在某种联系，故反叛时间可能发生在建安四年（199年）。
根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建安四年（199年）官渡之战正式打响之前，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地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草有三点优势：曹草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草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草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草。
也就是说，在官渡之战正式开打之前，袁绍和曹草的“外交战”早已打响，周边军阀自然要选边站队。同样，建安四年（199年）刘表选择与袁绍结盟，柦阶向张羡提出，应该乘此机会反叛刘表，既能向许昌朝廷表达忠心，又能乘机消灭刘表。张羡认可了桓阶的建议，后来曹草没有率军南下进攻荆州，这与曹草军队在官渡被袁绍牵制有关。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回答，那就是刘表不可能笨到要南北两线同时开战的地步。假如张羡叛乱发生在建安四年（199年），那么当年刘表除了在南部地区平定张羡叛乱，同时在北部地区又与孙策发生过两场战争。更让奇怪的是，打赢刘表的孙策没有继续进军而是突然撤出荆州战场，返回江东。
第一场战争是，刘表部将黄祖援助刘勋的流沂之战。孙策偷袭庐江，庐江太守刘勋败退至流沂，他请求江夏太守黄祖支援他。黄祖派出自己儿子黄色带领五千兵马援助刘勋，最后，刘勋和黄色全部被孙策打败。
第二场战争是，孙策与黄祖之间发生的沙羡之战。孙策消灭刘勋军队之后，乘势进至黄祖屯兵的沙羡（今湖北省嘉鱼县）。刘表派侄儿刘虎和南阳人韩晞带领长矛队五千人赶来支援黄祖。孙策率领周瑜、吕范、程普、孙权、韩当、黄盖等同时进攻黄祖军，最后黄祖只身逃走，其妻妾子女共七人被孙策抓获，刘虎、韩晞并两万余部被杀，跳水溺死者达一万余人，孙策缴获船只六千余艘，财物堆积如山。
2.基于孙策在建安四年取得沙羡大捷后，且及时撤出荆州战场的事实，张羡反叛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建安三年（198年）。
《三国志·刘表传》记载：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服从。长沙太守张羡叛表，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衣保江汉间，观天下变。
在《刘表传》上述史料里，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张羡反叛的具体时间，但是陈寿将相关事件作了先后顺序的排列：开始讲张济率军入侵荆州被刘表打死，之后张济军队全部投降刘表；接着说张羡发动叛乱，刘表平定张羡叛乱后，荆州实力更强大了；最后再讲到曹草与袁绍在官渡相持，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袁绍的请求，但刘表坐山观虎斗。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张济死于建安元年。建安元年（196年），张济因军中缺粮，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与刘表交战，中流矢而死。
第三，再结合刘表在曹草与袁绍在官渡相持而没有北上支援袁绍的事实来分析，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此之前，刘表在荆州南部对张羡平叛行动持续了近两年，半个荆州卷入战火，表面上看刘表“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实力大增，但是刘表很清醒，荆州地区急需休养生息。
第四，我们再补充一则史料：刘表在平定荆南以后，又与交州牧张津渐生仇隙。在建安四年至建安八年间（199年—203年），张津对刘表连年用兵。由于交州兵微将寡，在与刘表作战经年仍是徒劳无功。从另一侧面证明张羡起兵时间，发生在刘表与张津交战之前。
综上，《后汉书·刘表列传》记载：“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即建安三年（198年）发生张羡叛乱，基本可信。
（三）失去曹草援助的张羡只有收缩兵力固守城池，经过近两年的战斗，刘表平叛成功。张羡的使者从曹草处回到长沙后，他立即与联合长沙周边郡县联合反叛刘表。面对张羡的叛乱，刘表自然要派兵前往长沙平定叛乱。不过刘表平定张羡叛乱的过程，在史书上的记载上又有些矛盾。
《后汉书·刘表传》对于这场叛乱的记载较为简略，只是提及刘表派兵围攻张羡，击败张羡后就平定了叛乱。《三国志·桓阶传》里提到刘表不仅围城，还派兵进攻，与张羡相持了一两年，这才拖到张羡病逝。张羡逝世后，其部下推举了他的儿子张怿担任首领，刘表继续攻伐这才算平定了张羡带来的叛乱。
刘表攻陷长沙，桓阶只得躲藏起来。过了很久，刘表征召桓阶为从事祭酒，并打算把妻妹蔡氏嫁给他。桓阶说，自己已经结婚拒绝不受。后来，桓阶又以自己有病为由，辞职回家。
建安五年（200年）曹草打赢了官渡之战，之后又花了七年时间，剿灭了袁绍集团，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草进军荆州，当年刘表去世，其子刘琮向曹草投降。曹草最终拿下荆州，成为中国大地上的最大赢家。虽然张羡未能看到曹草的胜利，但曹草的胜利，就是对张羡的最好的祭奠！
三、效力曹草，恩人变对手
（一）桓阶与孙策失之交臂。根据《三国志·桓阶传》的记载，桓阶的政治立场相当正统的，他拥挤东汉王朝，希望他的老板长沙太守张羡也能够像曹草一样，“秉持正义起兵，解救朝廷的危难，奉皇上之命讨伐有罪之臣”，这与孙策的政治理念并不矛盾。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占有传国玉玺正式僭越称帝，孙策给袁术写信，劝其不可，袁术不听所劝，两人于是绝交不再有往来。另外，孙策还多次向许昌朝廷进贡，向汉献帝表示自己的诚意。
桓阶利用张羡与刘表的矛盾，劝说张羡反叛刘表，这其实大有文章。桓阶身处荆州的长沙，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有抢就是草头王，荆州牧刘表就是荆州大地上说一不二的诸侯；常言道，背靠大树好乘凉，刘表就是荆州大地上的一棵大树，因此，桓阶真的没有必要与刘表过不去。
也就是说，桓阶劝说张羡反叛刘表，这对桓阶个人没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刘表平定张羡叛乱后，他能尽弃前嫌，让桓阶担任荆州幕府的从事祭酒，并打算把妻妹蔡氏嫁给他。刘表不仅把桓阶视为心腹，还希望能与自己建立起连襟关系。可是桓阶不为所动，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孙坚对他有恩，对杀害自己恩人的刘表，桓阶从未放弃复仇。
按理说，桓阶与孙策政治观点相近，孙策父亲孙坚举荐过桓阶为孝廉；桓阶冒死向刘表讨要孙坚尸首，因此，孙策对这样一个有能力、又有恩于自己的桓阶，应该主动向其抛出橄榄枝，让他到江东为自己效力。然而，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怪异，孙策与桓阶音差阳错、失之交臂。
（二）桓阶与曹草相识恨晚。有人可能会说，孙坚去世于初平三年（191年），到建安四年（199年），已过了整整八年，孙策都没有找过桓阶，这是他重大损失。
黑格尔说，真正的悲剧是善与善的战争。也就是说，最大的悲剧就是两个好人互相不理解。孙策为什么没有去找桓阶？当然桓阶也没有主动投奔孙策，原本能够合作的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最后却走向反面，这就悲剧。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草平定荆州之后，听说桓阶曾经为张羡出谋划策，认定他是个奇才，就征聘他做丞相掾主簿，在丞相府典领文书，参与机要。后又调任赵郡太守。魏国建立之初，桓阶任虎贲中郎将侍中。之后，桓阶又升任尚书，协助曹草处理军政要事，还主管着选拔人才的事务。
在此，只说一件有关桓阶出使东吴，要求孙权送质子之事。孙权袭杀关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孙权向曹魏的曹丕称臣。等到孙权在夷陵之战打败刘备，消除了西面刘备的危险后，屈身忍辱大半年的孙权，则在曹丕要求“任子”问题上反悔了。所谓“任子”或“质子”，即是订立盟约的某一方，为了表示诚意而送到对方的人质，一般都是送自己的嫡子。
桓阶奉命出使东吴；孙权根据应对策略宣布桓阶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们入境。这些都是出于各自集团的利益而做出的行为，与个人恩怨无关。但是，孙策、孙权两兄弟原本是机会、也有可能，让桓阶效力于江东集团，音差阳错使得桓阶成了曹魏集团的中坚力量。孙策、孙权兄弟的“恩人”桓阶，最终成为孙策、孙权兄弟的“对手”。
当然，桓阶向刘表讨要孙坚尸首之事发生在191年，到222年桓阶出使江东，时间已过了三十多年了，早已物是人非。失去了，就回不来了；错过了，就会成为对方一辈子的痛。
常言道，无错不成书。如果人生也可以有修订版，谁又能保证人生之书就不再有差错？这或许就是，有点遗憾才叫人生。
注：
钱穆：《国史大纲》（全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020.6)，第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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