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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
1935年8月的《八一宣言》和同年10月的《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都把张学良和蒋介石、汪经卫并列为卖国贼而加以谴责；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则改变了这一提法，指出党的策略“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区别开来。
事实上，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这首先是因为这两支军队驻扎陕甘，处于进攻陕甘苏区前沿，对红军构成直接威胁；同时也因为这两支非蒋嫡系部队的条件和处境，使它们易于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1、九一八后张学良的命运
东北军是由奉军演变而来，它走过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1928年前，它是北洋军阀中的一支一奉系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在1928年6月从北平退往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炸死。张学良子承父业，继续统帅这支军队。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30万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东北军是国民党新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非嫡系部队，在帮助蒋介石从形式上统一中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率东北军入关“调停”，帮助蒋介石击败反蒋派，巩固了南京政权。
由于张学良助蒋有功，受到蒋的器重，先后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势力范围由东北扩展到华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几乎没放一抢一炮就撤退到关内，使日本侵略者一晚之间占领沈阳，不到3个月就吞并了东北三省。
因为失土有责，张学良受到国人谴责，被讥称为“不抵抗将军”。
1932年8月，张学良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负责华北防务。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由于受张学良节制的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兵不血刃地进占承德，并长驱直入地追击到长城线上。
热河失守，全国大哗，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再次受到国人的猛烈抨击。蒋介石推卸自己的责任，乘机B张学良下野。
3月9日，蒋在保定召见张学良，对张说：
现在我们好像坐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只小船上，我们两人坐着就要沉下去，应该有一个人先跳下去。张说他先跳下去。
于是，张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4月10日乘船离开上海赴欧洲考察。
张学良携夫人、子女和秘书端纳去欧洲游历8个月，先后到了意大利、英国、德国、瑞士、丹麦、瑞典，其中在意大利住的时间最长，曾受到莫索里尼热请接见。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十分猖獗，张学良对法西斯主义颇为欣赏。他于1934年1月回国后，极力支持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2、从鄂豫皖到陕北，参与“剿共”的张学良
张学良回国时，蒋介石已开始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
1934年2月，张学良被蒋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一年后改为武昌行营主任)，代理总司令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对红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的“围剿”。
张学良3月1日在武昌就职，他原统辖的东北军陆续从河北一带南调。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由北平西郊调往豫南潢川、商城；何柱国的五十七军，由滦东调往鄂东麻城、宋埠；刘多荃的一O五师，调往平汉路南段；五十一军的两个师、五十三军的一个师，调到孝感、黄陂一带。南调的东北军约有10万人。于学忠、万福麟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仍留驻河北，力图坚持这块反攻东北、收复失地的前哨阵地。
在鄂豫皖时期，张学良除统辖南下的东北军外，还有部分杂牌军和中央军归他节制，共约20万人。他指挥这些部队进攻鄂豫皖苏区，“围剿”的主要对象是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此时的张学良对“剿共”是颇为积极的。
他时常去前线督战，向部队训话，鼓励东北军要披甲还乡，但必须“首先安内，尽心竭力剿灭红军”。在湖北长岗岭，东北军一一五师姚东藩部与红二十五军遭遇，被歼灭一个团。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统辖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陕甘红军。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前往西北，参加对陕甘红军的进攻。早在“何梅协定”签订时，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就被迫离开河北，调往甘肃的兰州、天水、渭源一线，阻堵长征红军北上；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和何柱国部五十七军从鄂豫皖尾追红二十五军，经豫西、陕南，于1935年夏到达陕甘。同年9月，张学良部署国民党军分三路攻击陕北红军。
王以哲部为中路，由洛川一带向北进攻延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县向北进攻；位于庆阳、西峰镇一带的董英斌、何柱国部为左路，由西向东进击。
9月15日，王以哲率军部及两个师进驻延安。红军佯攻甘泉，在大小崂山设伏。10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崂山伏击南下甘泉的东北军一一○师，歼灭两个团（缺五个连）及师部，击毙该师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洲等。王以哲在延安闻讯惊惶失措，急电他的参谋长乘飞机把他接回洛川。
崂山战役结束后，张学良奉命结束武汉行营主任职务。
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第二天，张在西安就职视事。11月1日，西北“剿总”成立。
此时，东北军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和一个骑兵师仍驻保定，炮六、八两旅分驻洛阳、海州和武昌三地外，其余部队则逐次西调。
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在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新组建的何柱国骑兵军驻邠州、平凉和西峰镇一带：刘多荃的独立一○五师（相当于一个军）控制西安以北地区。东北军号称20万，实有兵力16万人，其中五分之四在陕甘地区。
西北“剿总”所统辖军队，除东北军外，还有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的十七路军约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余人。驻在甘肃的中央军胡宗南部3万人归蒋介石直接指挥。
上述请况表明，东北军是西北“剿总”所辖部队的主力，也是张学良能够真正指挥的部队。
3、东北军与红军的交手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潼关时，无视红军的力量。他认为陕北红军不过几千人，又是疲惫之师，不用多长时间即可剿灭干净。
他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五省地方军阀武装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
10月25日，东北军一○七师在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和红十五军团作战，经5小时机战，东北军死伤300余人，被俘1800余人（包括团长高福源）。
至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被分割在洛川、甘泉、延安。如果说一一○师在崂山遭伏击被歼灭没引起他注意的话，那么一○七师在榆林桥的惨败则触动了他。
他后来说：
“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又覆灭”，这两次惨败，使他心中“倍增痛苦”，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不为轻视”。
这时，他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行前特意乘飞机到庆阳，当面嘱咐董英斌：因形势有变，部队何时行动，要听我的命令。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与陕甘红军会师后，西北“剿总”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急令在陇东和陕北的东北军夹击红军。
11月下旬的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身亡。张学良在南京听到这一消息，匆忙赶回西安，撤了董英斌的职，申斥了西北“总部”代参谋长谢珂。
东北军到陕甘“剿共”接连失利、损兵折将的严酷事实，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他开始认识到陕北红军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不可低估；“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必须另寻新路。
于是，他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4、张学良为何要联共抗日？
1936年上半年，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转折时期，开始由随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张学良在政治上之所以有如此重大变化，并非偶然，有其特殊原因。
张学良是一位爱国将领，与日本帝国主义既有杀父之仇，又有毁乡之恨。张集国难家仇于一身，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
“九一八”时，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沦丧，受到国人谴责。广大东北军官兵背井离乡，流落关内，根本不愿打内战，一心想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他们这种强烈的爱国思乡请绪，不能不影响和感染张学良。
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
“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请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
于是，他和蒋介石在政见上发生分歧：蒋主张“安内攘外”，他主张“攘外安内”。
这个分歧越来越尖锐。
东北军到西北参加“剿共”战争以来，接连失利，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被消灭近3个师的兵力。特别是被全歼的一○九师和一一○师，是东北军的经锐部队。同时，2个师长阵亡，6个团长非死即被俘，2个师参谋长一死一俘。
如此惨重的损兵折将，在东北军是空前的。成团成师的建制部队被红军消灭后，非但得不到及时补充，反而被南京取消番号，扣发军饷。死伤的官兵，也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抚恤。
东北军损兵折将、备受歧视的事实使张学良感到，再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10余万东北军就有被彻底吃掉的危险。对张学良来说，东北军不啻是他的命根子，丢掉了东北军，他就会丢掉一切。为其自身和东北军前途着想，他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如果说上述两点是促使张学良转变内因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合抗日则是促成张学良转变的外因。
5、我党争取高福源的努力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后，就着力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1936年1月16日，MAO泽东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驻在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
争取东北军，从争取高福源取得突破。不久前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高福源，是东北军一一〇师六一九团团长。他曾就读北京辅仁大学，后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又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归国后当过张学良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的信任。
他由于受蒋介石谎言的欺骗，被俘后，不相信红军会优待俘虏，经过学习和考察，觉悟有所提高，相信红军不但不杀害、虐待俘虏，而且是一支真心要抗日的军队。
1935年12月，红一军团围攻甘泉，守城部队是东北军一○七师。红军久攻不下，彭德怀让把扣押在瓦窑堡的高福源送到前线指挥部，并多次找他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解释中共《八一宣言》内容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请他参观红军部队，观看红军宣传演出的文艺节目。
彭德怀还向他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战争削弱和消灭东北军的祸心。对高福源提出的一些疑虑，彭德怀都给予圆满解答。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也直接对高福源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经过红军高级指挥人员的直接帮助，高福源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对红军心悦诚服，表示愿意去甘泉说服守军总指挥、东北军一○七师参谋长刘汉东改变敌视红军的态度。彭德怀慨然允诺，并派周桓陪高去甘泉。
高福源到甘泉向刘汉东介绍了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向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
高同时了解到甘泉城内东北军缺吃少烧，生活很苦。彭德怀从高福源汇报中得知这些请况后，派周桓携带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送给驻守甘泉的东北军，并进一步向刘汉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解答了刘提出的许多问题，使红军与东北军一O七师的关系前进了一步。
经过与共产党人接触，高福源认识到“抗日救国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
1936年1月，他向彭德怀表示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谈判联合抗日而奔走。他说东北军不仅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够了解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可以和红军合作抗日的。
他对彭德怀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
彭德怀答复说：“我们相信你！”
高接着问：“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吗？”
彭肯定地答：“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
高坚定地表示：“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一定不虚此行。”
彭则表示：“我们希望你能完成任务。”
6、高福源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
高福源急于说服张学良，在与彭德怀谈话第二天清晨就启程赴洛川。彭德怀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路费200元。
高福源到达洛川后，先见到王以哲，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此时正奉张学良命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于是急电张学良。张学良原以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以哲电报后立即赶到洛川。
两个人见面后，高将自己在红军的感受和盘托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要求张学良放弃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思想已经发生转变，正在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的张学良听完高福源的肺腑之言，向高明确表示：
你谈得很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我们正式进行商谈。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再骑马回到红军政治部，周桓热请接待他。
高对周说：
“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
彭德怀接到周桓电话后，立刻将高福源报告的请况电告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请示可否派人去洛川与张学良会见。
MAO泽东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复电，同意派代表与东北军会谈，并提出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条件：
(1)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2)目前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3)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的意见；(4)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5)立即交换密码；(6)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
关于去洛川同张、王会谈的代表人选，MAO泽东与彭德怀在来往电报中曾酝酿过周桓、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此时，恰值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从道佐辅回来，周桓向彭建议派李去洛川与张会谈。此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样，李克农就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即刻启程赴洛川，于17日晚与王以哲会谈。
18日李致电MAO泽东、彭德怀，报告初次会谈请况：
“昨晚和王谈颇恰，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
7、李克农与东北军的谈判
1月20日18时，MAO泽东急电彭德怀转李克农，再次指示与张学良谈判的方针：
（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军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
（乙）向彼方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
（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丁）李克农继续担任我方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三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
（戊）要求彼方派代表来瓦窑堡。
就在这天晚间，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进行了历时3个小时的会谈。
张学良说，国民党方面同请国防政府的不乏其人，如红军真有诚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去甘肃、南京会晤于学忠、蒋介石，劝其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
他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为秘密起见，目前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1月21日将上述请况电告MAO泽东、周恩来。
就这样，在东北军内部反对内战、主张抗日声音的此起彼伏和我党的努力下，张学良由一个仇视共产党的反动军阀转变成愿意与我党联合抗日的爱国人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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