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一所日本的学校，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所熟知的蒋介石，他就最喜欢说自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他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毕业学校填的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过蒋介石学历造假，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秘密了，我们这里就不提了。
从清末的1900开始，多有留学生赴日学习近代陆军，而学校则选定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直到抗战爆发为止，陆续回国的军事人才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的建立。
清末的洋务运动，使得国内兴办了一系列的军工企业，清廷的统治阶层也希望通过更新武器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并开始选派海军军事留学生出国学习。其主要目的地是欧洲的英、德、法等国家。不久之后海军建设也开始起步并取得了较大发展，组建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但当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清王朝惨败。被近邻日本这么个“蕞尔小班”击败后终于开始了痛定思痛，开始派遣留学生赴日。
而之所以选择日本是因为早在1897年，日本陆军大佐神尾光臣求见张之洞，起初被张委婉拒绝，然而，当张得知神尾的目的是邀请清政府官员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和选派学生前往日本军校学习军事时，张之洞颇感兴趣。1898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历访张之洞、刘坤一等，对此二人进行派留学生赴日和学习日本陆军的游说。他们都提出甚愿教育清国青年，为清国造就人才，为此日本方面经常邀请清朝官员考察、观摩日本军事演习，不仅北洋、湖北新军在被邀请之列，甚至一些边远省份也接到邀请。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无力再打造一支“北洋水师”，最终同意了派遣留学生赴日，而其学校也选择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那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座什么学校呢？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初名为“兵学寮”，1868年创于京都，1871年迁往东京，1874年更名为陆军士官学校。该校的任务是实施初级军官教育，以培养初级指挥人才为主要目的。由于是在山县有朋等军阀头子控制之下，故留学生除学习军事课程外，还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经神。清末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的中国学生，先后有9期，共590人。他们分别攻读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骑兵科和轴重科，其中以学习步兵科的人数最多，有350人左右。民初则更多。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现代化起步较晚，特别是甲午战争中暴露了中国传统军事体系的落后与腐朽。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使统治阶级痛下决心，对传统军事进行革新，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为适应军事现代化的需要而创办的一批军事学堂外，清廷还接连选派大批留学生赴日入陆军士官学校，专习武备。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把全体学生分为幼年生徒、第三部生徒、第二部生徒、第一部生徒四个等级，按其等级高低分别教习。学校的课程大体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如第一部生徒的学科就有化学、理学、画学、代数学、军人卫生学、地学、马学、色击学、给养学等。其中炮兵 科的还要加学炮兵学、几何学。步、骑兵科加学筑城学、数学。第一部生徒的术科以各兵科的草典、演习为主。
学校每月有小试，由各兵科教主持。半年一中试，校长出临每科的考试。 一年则大试，由日本陆军卿或参谋部长主持。中国留学生初入校时，与日本学生一起上课，但有些课程禁止中国人学习。1908年，据当时正在该校就读的阎锡山回忆，中国学生“上课与住宿都不和日本学生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不能让中国学生知道。”校方对人数较多的中国学生，曾设“中华队”专门管理。
中国留学生在完成专业学习之后，得入日军各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然后正式取得士官资格。因中国留学生属官派新质，故其生活费用基本上由官方供给。学生每月的生活费，除学校各队每月给日币3元之外，清政府驻日陆军留学生监督处又发给日币5元。此外，每个学生全年还可领得补助费日币20元。学生毕业回国时，发给每人制装费日币120元。中国留学生在校生病时，被送往指定的医院治疗，费用由清政府负责付给。学生平日所穿的服装，则由驻日陆军留学生监督处统一发给。清政府给留学生提供优厚待遇，就是希望他们日后能为清王朝卖命。
但是为防止留学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而走上反清的道路，清政府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一是在选派留学生时，就特别注意从满族、八旗子弟、或者“忠臣良吏”的子孙中物SE。二是清政府责成驻日机构或官员对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严加管理。从1904年起，专派一监督员管理在日陆军留学生事务。学生在校受校长及各队长之指挥，校外诸事均归监督管辖。驻日 陆军留学生监督处设有躬行簿、经神簿、学程薄，每天派一学生记录各生行为、经神、成绩，监督员每星期批阅一次。留学生平时不能随意聚会，若有违反者，分别轻重究治。学生如若参与政治、妄发议论，请节严重的，将被强制遣送回国。尽管政府对留学生待遇优厚，控制甚严，但一些进步学生目睹日本维新成就，深感清王朝之腐败，非革命已不能挽救中国， 有的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随着日本逐渐成为反清革命的宣传基地，机进的革命思潮对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考虑到这些学生回国后在军队中任职，因此就特别注意在他们中间发展革命分子。在黄兴的联络和影响下，加入“同盟会”的留日陆军士官生 不下百人。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努力下，反清革命思想在士官学校得到愈来愈广泛的传播，为大多数留学生回国后参与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到了1903年，陆续有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毕业回国。他们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合格后， 依 《陆军游学毕业生考试授官章程》，按成绩优劣，分别授予各种军衔，并分别回各本省以营队官或陆军学堂教习。从实际请况看，无论是在军事学堂任教，还是在新军中供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之前清廷曾大兴军事教育，创办了许多军事学校，因缺少教员，曾一度聘请德、法、日等国的军官来任教，其中尤以日本军官为多。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减轻了清政府对外国教习的依赖。他们散布于全国，很快就成了各地军事学校的教学骨干。
比如第一期学生吴禄贞，1903年回国后，马上被任命为湖北防营的总教习。而清末各省在编练新军的热潮中，急需一批素质较高的新型军事人才。留日士官生回国后，即被各省督抚争相延揽。如云贵总督李经义选收蔡锷，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选收蒋百里（再说一次此人还带回了天皇的佩刀）、张孝准等。由于他们出国学有所成，所以升迁的机会较多，往往破格晋级。许多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标统或协统，个别的甚至任统制。从1904年到1908年，在湖南省编练的两标新军中，先后有过7个标统，其中5人是士官学校毕业生。到1911年，在陆军中服役的留日士官生有800多人。在新军中供职的蔡锷、阎锡山、兰天蔚等人，已逐渐把握了各该省的兵权。
特别是1909年开办的云南讲武堂，从监督、班主任到各科教员，均由士官学校留学生充任。在教学上，他们基本搬抄士官学校模式，教科书系由士官学校教材翻译而来，军事训练亦仿效士官学校。因此， 日式军事教育得以广泛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的发展。
虽然清政府是为维护其统治而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但留学生回国后，除少数人（如铁良、良弼）死心塌地效命清廷之外，多数人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他们在新军中担任军职，或在军事学堂任教，握有一定的军权，从而对旧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到辛亥革命前夕，不少人成为各地握有兵权的首脑人物。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蔡锷、江西李烈钧、安徽王天培、东北兰天蔚、山西阎锡山、许崇智、陕西张凤撅、四川尹昌衡、直隶张绍贞，纷纷拥兵响应，并分别光复各省。以云南起义为例，参加起义的中高级将领40多人，其中毕业于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有22人。中华民国建立后，派往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还在不断增多，至1936年总人数已达1535人。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军界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比如蔡锷、蒋尊簋等6人分别出任6省都督。北洋军阀时期，孙传芳、周荫人等人则各据一方，成为军阀头子。甚至后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不少军政要员也是士官学校毕学生。除在军事上依靠他们之外，蒋介石还利用他们在日本留过学的条件，派其中的一些人专与日本打交道。
比如蒋作宾就出任过驻日公使，蒋百里也常受命出使日本。抗战爆发后，日军曾经想拉拢一些士官学校留学生投降，虽然一些人经不起有或，暗中与日军有来往。但是，日本企图借培养中国军事人才之机造就亲日势力，进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始终未能实现。
当然大部分毕业生后来大多为蒋所用。比如张群、何应钦、朱绍良、钱大钧、张转、汤恩伯等等。这些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表演，世人皆知，这里不必再做什么评论。
但也有幡然悔悟、弃暗投明者，比如程潜（第六期），此人抗战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后于解放战争中“起义”，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做出了有益的工作。再比如蒋介石的同窗杨杰（第十期），此人参加过护国战争，后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总司令部参谋长，号称蒋百里以后的“军事泰斗”。
解放战争中，他毅然参加反内战的爱国运动，1949年被邀为新政协代表。（后被被暗杀于香港）。还有李明灏（第十三期）原任国民党警备司令、军长等职 , 后于1948年毅然奔赴我华北解放区，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后又作为我方代表同湖南国民党起义部队谈判，为和平解放湖南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他担任湖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直到逝世前还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湖北省四届政协副主席。另外还有些例子，本文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例举。
纵观清末民初开始的政府选派学生入陆士就学，始于1900年，学时多则三年，少则半载。历届政府（清朝、北洋、国民政府等）必派留学生进入陆士，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在前后近40年间，中国政局多变，战乱不息。日本也处于多事之秋，但派往陆士的留学生却曾断流，这也可以说是坚持始终了。而赴日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传播先进的军事知识，建立和发展新式军队，推进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乃至新中国的发展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