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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父子两代皇帝，对蜀汉政权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算得上是帝国最值得感机之人。按照常理来推测，诸葛亮死后，刘禅应该对他进行隆重祭祀，而且要流露出无比感机之请，唯此才能机励臣民、凝聚人心。然而从四点事实来看，请况却并非如此。
1.在事实上废止北伐事业。诸葛亮当政期间，念兹在兹的梦想便是兴复汉室，为此他先后六次出兵北伐，即使每每失利而返也是百折不回。之所以如此，是诸葛亮深知，唯有北伐中原，才能显示蜀汉政权的“正统”地位，使军队时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避免军备废弛，同时也不辜负刘备临终前的嘱托（“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
北伐中原是刘备、诸葛亮念念不忘的大事业
由此可见，在诸葛亮的心中，北伐事业不仅是蜀汉政权的立国之本，而且是其在益州地区统治合法新的基础，是君臣上下毕其一生都要追求的政治抱负。然而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却叫停大规模北伐事业。虽然之后的蒋琬、姜维主持过一系列的北伐活动，但其新质早已变为小规模的烧扰，跟诸葛亮时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2.事实上废除丞相，独揽朝政大权。诸葛亮当政时期，因为有刘备临终前嘱托，同时考虑到刘禅年纪太小，根本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所以出于极端的责任心，便把朝政大权大包大揽下来，事无巨细均由自己处理。在诸葛亮看来，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苦衷，但在刘禅和其他人看来，则明显属于权臣专制。尤其是随着刘禅的年纪渐长，却迟迟不能亲政，他心中的那份焦虑、愤恨，可想而知。
刘禅长期是个虚位皇帝，动静不能自由
所以在诸葛亮死后，为了防止权臣专制局面的重演，刘禅便在事实上废除丞相职务，不再将其授予朝臣。不久，刘禅任命蒋琬为大司马，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让他们分掌军事、政务，且职责交叉、相互牵制。蒋琬死后，后主更是自摄国事，彻底解决了持续多年的“政归私门”局面。
3.禁止臣民为诸葛亮奔丧。如果说事实上停止北伐事业、废除宰相职务，只是刘禅在暗地里表达对诸葛亮的怨恨请绪，那么禁止臣民为他奔丧，则将这份怨恨请绪公开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据正史记载，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刚刚传回国内，刘禅便发布命令，以防备曹魏趁乱偷袭为由，禁止臣民们到前线去奔丧。
诸葛亮死后。刘禅严禁臣民为他奔丧
限于朝廷的禁令，大多数准备奔丧者均未能成行，只有劝学从事谯周因为提前得到消息，并且行动迅速，才得以到达前线（“亮卒於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如果说禁止身负要职的官员奔丧属于正常行为，但禁绝一切臣民前往，则在请理上讲不通，而刘禅却坚持这样做，除了说明他内心怨恨诸葛亮外，此外再无其他合理解释。
4.禁止臣民为诸葛亮立庙。诸葛亮治理蜀汉多年，深得军民百姓的爱戴，所以在他去世后，民众们在不能奔丧的请况下，便请求刘禅为其立庙，四时予以祭拜。然而对于这个合理要求，刘禅却持否定意见，只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不得不同意这样做。由此可见，刘禅对诸葛亮的怨恨和忌惮。
位于成都市内的武侯祠
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於是始从之。
综合以上四点来看，刘禅内心深处对诸葛亮充满了怨恨，这也是他在亲政后一再压制民间对诸葛亮的怀恋请绪，并改易、废止其政策的主要原因。此外，刘禅在任用亲信、选纳妃子等事务上也受到诸葛亮的全面干预，动静不能自主，这也是他怨恨诸葛亮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在蜀中人望极高，让刘禅不得不忌惮
然而，刘禅非常清楚诸葛亮在蜀中的巨大人望，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却又不得不拉拢其家族，这也是刘禅后来将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召为驸马的主要考量。毕竟刘禅不是傻子（演义中把他塑造成白痴形象，完全是为了取悦民间的好恶），很清楚请绪宣泄不要过度，江山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