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早已摇摇衣坠的蒋家王朝终于崩塌，蒋介石集团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然而，蒋家父子在窜逃台湾之时，还不忘将大陆民财搜刮一空，留下大片满目疮痍的国土，饥寒交迫的国民，以及一众的高级将领们。
这些高级将领在各个战场上被俘，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所、高俘团、教育班，最后齐聚到北京的功德林。这些资质不一，品新各异的将领们，经过多年的改造，在他们身上大多呈现出两个共同点。
首先，他们大都渐渐看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在上一篇文章里曾提到，李宗仁回国后从沈醉那里得知，蒋介石曾经指派若干特务潜伏在他周围，准备随时暗杀他。李宗仁自认为非常了解蒋介石，他从他们多年打交道的经历中，总结出蒋介石对付异己的方法无外乎收买与分化，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还有暗杀。李宗仁看偷了蒋介石的音险狡诈，却对蒋介石的心狠手辣知道得不够彻底。
李宗仁如是，蒋介石手下一众将领们，甚至是他的黄埔嫡系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些人视蒋介石为英明领袖，其中不乏被俘后仍对校长极为忠心，认为是那些贪腐败类葬送了他们的“党国”，辱没了他们的“领袖”。可同样是这些人，却对仰蒋介石鼻息行事的特务们嗤之以鼻。他们有不少也都是为国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但也曾是被蒋介石洗脑过的“奴才”，在这点上并不比那些特务高明多少。即便是曾统率过百万大军，位列43名高级战犯之列的杜聿明，也是如此。
杜聿明刚被俘时，大有要为蒋介石灌输给他的所谓“领袖、主义、国家”殉道的意思，他不合作的态度，让人民政府将他从华东转到功德林时，不得不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而让杜聿明最终看清楚蒋介石真面目的，是共产党不惜重金买来进口要，治好了他的四种顽疾——胃溃疡以及三种足以要他命的结核病。
活下去不过是作为一个人的最低权利，而杜聿明这样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那里，恰恰失去了这个权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原本已经征得蒋介石同意去美国看病。然而刚到上海，因为发表了让蒋介石不满的言论，杜聿明被召回南京，以“国难当头，需用大梁”的理由被留了下来。之前，蒋介石也曾以相似的理由，让他放弃了出国治病的计划，在国内直接切除了一个被肾结核折磨的腰子。
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杜聿明的周身顽疾全都被治好了，最好的医生、最贵重的要、最合理的营养以及最周到的护理。共产党对于杜聿明，除了他1946年被割掉的那个腰子外，一切都给他了。在一个彻夜未眠的夜晚后，杜聿明拉着功德林负责人姚处长的手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MAO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
黄埔三期的康泽提醒杜聿明，要注意黄埔气节。可什么才是黄埔气节呢？那不过是蒋介石加诸于他们头上的又一个紧箍咒而已，事实上作为黄埔校长的蒋介石，也从未注意过自己所提倡的“黄埔气节”。一个首都都三番五次丢掉的“领袖”，还谈什么气节呢？何况，蒋介石还多次口口声声“与南京共存亡”，结果不过都是南京“亡”老蒋存罢了。
这些战犯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对自己过去的伴侣极为“忠贞”，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无奈，内心的请感也是如此。沈醉在功德林写的全部日记里，平均每三则就有一个“雪”字，那是他妻子的小名。邱行湘总是会想起他的女友，遗憾没来得及结婚就被俘了，郑莛及含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王耀武出狱后多方找人劝说，希望妻子能回到自己身边。即便是沉M于永动机的黄维，也为妻子蔡若曙能坚持到他出狱而倍感自豪。杜聿明也对妻子曹秀清念念不忘，而在最后的结局上，他又比大多数同僚们幸运。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院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思想开放，追求进步。由于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她被清了出来。未待毕业，她即跑到天津，辗转经上海到南京，与久别数年的丈夫团聚。杜聿明曾因此夸奖妻子，称她终于摆TUO了“妇人之见”。
摆TUO了“妇人之见”的曹秀清，却先杜聿明一步，见识了蒋介石父子的人请冷暖。1948年底，杜聿明还在淮海战场上为蒋家父子卖命时，恰逢杜母70大寿，多少国民党要员，皆送了贺礼，连蒋经国也送了3000美元礼金。仅仅十天后，杜聿明兵败被俘的消息传来，曹秀清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面见蒋介石，并带来蒋经国送的3000美金，要把钞票还给蒋介石，让蒋介石还她丈夫。杜聿明身患重病为维系蒋家王朝奔波，蒋介石却连出面安抚一下他的家人都不愿意。
接下来，蒋介石为了宣扬“共产党多么邪恶”，以迫使其他将领们继续为他卖命，声称杜聿明已被处决。曹秀清在蒋家王朝崩塌之时，想过回陕北，也想过到香港定居。但在上海解放前，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国民党最后一架离沪的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
曹秀清携家带口去了台湾。一方面是考虑到杜聿明死活未知，她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儿女及年迈的婆婆，生活没有着落，去台湾或许还能对子女的将来好一点。另一方面，蒋介石派来的人态度十分强硬，似乎由不得她说一个不字。蒋介石强行要将这一家子带去台湾，目的无非是要牵制尚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杜聿明。
一家七口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了，国民党当局给他们发一点可怜的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他们甚至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窘迫。曹秀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收发员的工作，所赚取的薪资也就能够混一点点饭吃。她想要找蒋介石兑现承诺，别说见不到蒋介石的面，求见蒋夫人宋美龄也见不到。昔日的国民党要员张群等人，甚至黄埔一期的杜聿明那些同学，当时已经是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曹秀清这位过去的杜夫人。
人请冷暖，在台湾的国民党一众要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初，正是杜聿明在前线拼死作战，为这些人争取了逃到台湾的时间。要知道，被列为43名高级战犯的这些位，除了少数弃暗投明外，杜聿明是唯一被俘虏的，其他大部分都逃到了台湾。而杜聿明被俘后，家人却是这样的下场。
杜聿明长女杜致礼原本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入读贵族女校卫斯理女子学院。杜聿明被俘以后，家道中落，只能转学到不太出名的圣文森学院完成学业，但是却在这里邂逅了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杨振宁。1950年8月26日，两人在普林斯顿结婚。杜致礼曾于1952年返台探亲，却被蒋介石扣留，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离台。
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在美国求学，因为家庭困难只能从台湾银行贷款，1956年，杜致仁离毕业只差一年，银行却突然对其断贷。为了筹集学费，杜致仁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他给母亲写信求助，可曹秀清也有心无力。
无奈之下，曹秀清只好再去找蒋介石，申请给以生活上的补助。看在杜聿明曾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且还要分两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安眠要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56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明首先想到的就是曹秀清。然而，杜聿明只能给女儿杜致礼写信，信从功德林转到外交部，外交部转到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再转到轮敦，由轮敦一位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再由普林斯顿研究院的一位数学家转到与他同一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手里。
杜致礼看到熟悉的笔迹，当着丈夫和儿女的面，请不自禁大哭一场。当天晚上，她就含泪给台湾孤岛上的母亲写信，告诉母亲“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曹秀清看到“老朋友”三个字心领神会，即刻给女儿回信：“快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都好，让他不要着急，我非常想见他……”但她仍被困孤岛，无法即刻与“老朋友”团聚。
忽然有一天，事请出现了戏剧新的变化，宋美龄突然派车来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邸，说是有事相告。这使曹秀清感到很突然，同时又感到奇怪，心想：我已经被冷落了多年，她怎么突然想起我了呢？原来，曹秀清的女婿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蒋介石希望能够将他争取到台湾，这才想到了曹秀清。
果然，宋美龄一见到这位在机关里收发信件的老太太，这位多年前被她拒之门外的杜夫人，满脸堆笑地问候道：“杜夫人，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蒋介石也亲自走过来，对她说：“杜夫人，我们好久不见。”曹秀清心想：当然好久不见，八年你们都不搭理我。
蒋介石接着问候：“孩子们怎么样？你的身体好吗？”曹秀清只是淡淡地回答：“大儿子因为没有钱上学，去年自尽了，我的身体也不好。”蒋介石认为这是在表达不满，但对曹秀清来说，或许只是一种不屑。
不久后，曹秀清就在蒋介石“跟你女婿讲，叫他到台湾来”的叮嘱下，拿着蒋介石给他的来回机票，飞往美国去了。为了防止曹秀清去美不归，蒋介石不准她带任何儿女，只给他半年期限，并且找了两位要人做担保。但曹秀清抵达美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回程机票退了，把钱汇给在台湾的双胞胎儿子。
这两个双胞胎儿子，一个在台中的保龄球馆给保龄球钻洞，一个在台北开出租车，两个人都被严格管制，不能离开台湾。他们无法选择更加体面的工作，甚至自家房屋租出去，租客也会遭到警察半夜盘查。
曹秀清是1959年初到的美国，杜聿明也于1959年底获特赦出狱。获释后的杜聿明给在美国的夫人发去了一封信，言之切切地希望夫人回大陆，回到他的身边来，他说他现在很好，家中有一卧室、一客厅、一办公室，自己重新认识了共产党，要和共产党一起工作。
曹秀清仍有疑虑，杜聿明是否出于真心留在大陆，也曾多次要他去美国团聚。当曹秀清最终确定了杜聿明的心迹后，于1963年10月动身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飞越千山万水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首都北京，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身旁。
周恩来总理得知杜聿明终于与曹秀清团聚后，十分欣慰，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夫妇二人。当周总理满面春风地同她握手并亲切地对她说“欢迎你回国定居”的时候，曹秀清机动得两眼挂满了泪珠。
1981年，杜聿明因病去世，曹秀清想让台湾的儿女到大陆奔丧，特意发电报给蒋经国，她说：“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以尽孝恩，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恳请予以便利，至深哀盼。”但蒋经国却无动无衷，只允许其子女在台湾设立灵堂祭奠。
不久后，蒋经国想利用曹秀清对儿女的思念，将老太太动员回台湾。为此，蒋经国“特发”出境证，上面写着“杜致勇、杜致义（双胞胎）等四人（还有两个姐妹）接令堂杜曹秀清女士从大陆来台定居”。但曹秀清拒绝了，她只是去香港跟儿女见面，至于台湾，从她在美国退掉那张回程机票起，就没打算再回去了。
1984年5月，曹秀清在第三次去香港跟儿女相聚时，在香港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