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薛舒
我陪母亲回浦东老宅走亲戚，路过一寺庙，看到门口坐着三五个做义工的老人。正要擦身而过，忽听有人呼唤母亲的名字，回头看，是其中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妇。母亲呆愣片刻，忽然惊悟：秀宝？老妇喊道：是啊，红领巾班的吗？母亲立即回应：班主任是薛红均吗？仿佛对上了暗号，两个老太太随即扑到一起，接下去，在路边开始了长时间的叙旧。依稀听见她们说，“最后一个女生加入少先队是五年级”“薛红均老师带我们去海边野炊”“排了一个小话剧，全县会演第一名”……
看着两位古稀老人皱纹丛生的脸上不时闪现的兴奋与机动，以及近乎雀跃的笨拙身姿，我竟有些感动了。劳动的岁月把曾经的少年磨砺成沧桑粗鄙的老人，可她们也有过校园生活，有过童真年代。那时候我就想，也许，我也该写写我的小学生活，写写那些早已退下讲台的老师，他们很普通，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总是青春着。
女校长的“肚皮”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幼儿园毕业，进入镇上唯一的小学。上学第一天我就发现，西街李家宅里的“黑脸嬢嬢”竟是我们的校长。妈妈说，以后不能叫“黑脸嬢嬢”了，要叫“校长”。
很多次，我带着上幼儿园的弟弟穿过李家宅，去妈妈单位，向妈妈讨八分钱买两根棒冰。那时候一根棒冰卖四分钱，一块雪糕卖八分钱。妈妈爱面子，在同事众目睽睽下掏出一角六分钱：买雪糕吧，和弟弟一人一根。我窃喜，接过钱，牵着弟弟走了。
我们吃着棒冰或雪糕穿过李家宅时，常常会遇上“黑脸嬢嬢”校长。她穿一件蓝布两用衫，剪着短发，黑得发亮的脸上堆着笑容。她长得像个农民，一点儿也不凶，我并不怕她。每次看见我和弟弟手拉手经过，她总会走过来，抚莫着弟弟的脑袋，用带着浓重浦东口音的普通话念叨：杜（大）头杜头，落雨不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