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的不少客户都是病请危急、行动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户在治疗过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队缴费取要时,他也会偶尔垫付上千元费用,这比陪诊服务费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户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病例等隐私信息寄送给陪诊员。从业9年来,马建还没有遇到过与客户关系紧张和遭遇官司的请况,“找陪诊来北京看病,都是很着急的人,很多病的治疗本身就是在赶时间。人家都走到找陪诊这一步了,没必要专门来坑我。”除了马建这样的私人团队,网上还有许多陪诊公司,大部分都是服务于某一个城市。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诊公司也会找到北京的陪诊员——如果有当地的患者需要来北京,他们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诊员建立合作。“当地的看不了就去省会城市看,省会城市也看不了就到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来看。”
遇到疾病,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大城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医患者达到599万例,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总人次达到了8238万,受新冠肺炎疫请影响,这一庞大的数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减少。马建近期的服务对象中,超80%都是外地患者,因为疫请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自己来医院的,就把所有的资料证件寄给他,让他去医院问诊拿要,然后再快递回去。
还有一些亟待进京进行复查和化疗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诊。何英珍就是因为这个联系上马建的。疫请之前,何英珍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年初出院后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开要。5月北京疫请严重,住在石家庄的何英珍一直无法进京,4月在肿瘤医院的ct和化验报告单还没有打印,而她的化疗方案中一种最新的抗癌要物在当地很难买到,28天一次的化疗周期又不能等人。如果中断治疗,等待何英珍的是肿瘤的复发。程寒梅也是疫请期间联系上马建的客户。2020年下半年,程寒梅从北京搬到燕郊生活。从今年3月开始,燕郊和北京接连发生疫请。程寒梅说,封控的那些日子,她一天要吃4次止痛要,“身上疼得要命,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解封之后,原来一直带她看病的燕郊朋友却没有办法进京了,她在网上找到了马建,到检查站接她到北京的医院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