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0月，年仅19岁的理查德·佐尔格参加了德军炮兵野战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回到德国住院疗养，在那期间，他阅读马克思著作，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1919年8月，佐尔格在汉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加入德国共产党。由于他的政治观点与德国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他先后丢掉了教师工作和煤矿工作。1924年，他逃到莫斯科，在别尔津的推荐下被征募为苏联谍报人员，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1930年1月10日到中国上海从事请报收集的工作。在长期的谍报生涯中，佐尔格积累了丰富的课报经验。他的工作信条是：“不撬保险柜，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抢闯入密室，但门知自动为我打开。”
1933年5月，苏联派遣佐尔格在日本建立间谍网。在二战初期，佐尔格和他的“拉姆扎”间谍小组向苏联发送了大量极有价值的请报。其中如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时间，以及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是“南下”而不是“北上”。正是根据这一请报，苏联的武装力量得以重新部署，从西伯利亚将大批部队调往西线保卫莫斯科。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被日本秘密警察以“通敌判国”罪逮捕。
佐尔格被判刑后关押在巢鸭监狱，他仍旧否认与苏联的所有关系，正是由于苏联政府和佐尔格本人都否认苏联间课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进行交换，1943年9月29日，佐尔格被处以绞刑，一年后日本人按照他的要求，在11月7日也即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这天行刑。战后，人们提出一个疑问，即1944年11月是苏军对德军已经稳草胜券之时，而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日本唯恐苏联对日作战，也不敢拒绝苏联的要求，为什么苏联就不能在大好形势下挽救这样一位对苏联卫国战争做出重要功绩的谍报人员呢？
事实上不是苏联政府不救，而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有其自己的理由。在谍报史上，当地下谍报人员被捕后，通常为了避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政府一般都不会予以承认，苏联秘密警察首脑拉季连夫·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苏联宇宙火箭总设计师）在他所著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谈到佐尔格时说：“谁能举出谍报工作史上哪怕一个例子，说明地下谍报员被捕后，有国家的政府会承认他是自己的间谍？佐尔格可没有承认自己是苏联的间谍····．·”再者，佐尔格被捕时，也就是1943年9月，虽说苏联与德军的攻防进行了转换，但也不敢大意，如果此时承认苏联在日本建立间谍网，极有可能机化苏日关系，万一日本人借机在苏联东线发起进攻，苏联将会腹背受敌，战争的结果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稳住日本，不使其加人对苏作战，是斯大林在二战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有几次他都拒绝了罗斯福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请求。历史表明，苏联红军是在打败德国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的。1944年9月，德国连续研发出一系列新型武器，如V1火箭和V2导弹、虎王式坦克，令英美大伤脑筋，在那时，就连日本战时大本营仍然认为德国有取胜之可能。因此，苏联政府在当时没有采取营救佐尔格的行动，是服从战争大局的需要。
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在德军战俘中发现了理查德.佐尔格的亲兄弟。在苏联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的指示下，对他特殊关照，在相对轻松的专门实验室工作，这表明苏联政府并没有忘记佐尔格。1964年，苏联政府在沉默了20年后，公开追授理查德，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颁发列宁勋章，将佐尔格的诞生地巴库市一条街命名为“佐尔格街”，一艘油轮也被命名为“佐尔格”号。1965年苏联政府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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