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 鹏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公元655年9月，李治力排众议，立武则天为皇后，后者如愿以偿地正式进入政治舞台。此后的几年里，武则天借着李治的手接连处理掉一大批反对派。但自始至终，反武派的重要人物长孙无忌没有成为武则天打击的对象。而这恰恰是武则天的高明之处，最难解决的人要放到最后，她绝对不是想要和长孙无忌和解，更不会想要放过长孙无忌，她只是缺少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出现了。
武则天像，明·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
扳倒长孙无忌
这一年，有人举报，说担任太子洗*[xiǎn]马的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等人巴结朝中高官，结党营私。武则天得知这件事以后，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让心腹许敬宗去审理。许敬宗这个时候刚刚升任宰相，亟需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而他当然非常明白皇后的意思，不管这件案子里面有没有长孙无忌的事请，都要把火往他身上引。所以许敬宗见到韦季方之后，严刑B供，连打带骗，不断暗示韦季方，他在朝中巴结的那个高官，就是长孙无忌。
而韦季方可能是被殴打B供得太厉害了，于是就萌生了自杀的念头，结果自杀失败，被抢救回来了。这下许敬宗就有话说了，他说韦季方肯定是有罪，不然不会畏罪自杀，所以他就上报李治，说韦季方就是和长孙无忌结党营私，他们结党是想要谋害忠良，把权力全都集中在长孙无忌手里；现在韦季方担心事请暴露，所以畏罪自杀。
许敬宗这个推论没有一点合理之处，即便长孙无忌想要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他也得找一些靠谱的合作伙伴，根本没必要找韦季方这样的小官。但是李治为了把权力拿回到自己手里，自然是想要解决掉权高位重的老臣长孙无忌，所以他就顺着许敬宗的话往下说。他说，我舅舅在朝中担任高官已三十多年，他现在被小人欺骗，和我之间有点小矛盾，那是有可能的，但怎么样也不至于造反吧。
长孙无忌像
这话听起来是个疑问，但实际上更像是一句暗示，暗示许敬宗，你就接着谋反这个话题往下说。所以，许敬宗就回答说：我调查得很深，长孙无忌谋反已经基本坐实，到这个时候，皇帝您还在怀疑，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时候，李治就哭了，他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
乍一听好像又是一个疑问，但实际上也还是一个暗示，甚至像一个设问。他为什么提房遗爱案件，就是给许敬宗提供一个参考标准，长孙无忌这件事的新质，和当年房遗爱事件的新质一样，都是谋反，当年怎么处理的，你就怎么处理。
许敬宗把皇帝的话听得很明白。他说，不一样，当年，房遗爱是一个没什么政治经验的小孩，高阳公主，一介妇人，他们再怎么闹，也不可能闹出多大动静；但长孙无忌不一样，他曾和先帝一起夺取天下，是前朝的旧臣，论智谋，论能力，天下人有目共睹，而且他又在宰相的位置上坐了三十多年，他要是谋反了，朝中无人能解决；好在现在事请已经被调查出来了，我们就应该赶快采取行动，得严办。
李治想了想说，你再好好查查。这又是一个暗示，为什么让许敬宗接着查，因为李治对当前的这个结果还不满意。第二天，许敬宗就告诉李治：我按照您的意思，又查了一番，果然，我查到了更大的音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长孙无忌，还牵扯到褚遂良、韩瑗、柳奭*[shì]等人。
李治听完之后，授意许敬宗把这些人都处理了。一开始，长孙无忌被贬到了黔州，在今天的四川。在那里，长孙无忌虽然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但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可是不久之后，李治就派人到黔州，将长孙无忌B死。
到此为止，李治终于扳倒了功勋集团，将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里，而在这期间，武则天也有了爬向更高处的机会。在此之前，李治和武则天形成了政治同盟，李治借助武则天的智谋和果断，扳倒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而与此同时，武则天也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巩固了自己皇后的地位，为日后更多地参与政治做好了铺垫。
上官仪事件
对于李治和武则天而言，长孙无忌等人的退出是一个双赢局面，但这也意味着，这夫妻二人的共同敌人不存在了，他们之间权力的争夺大戏，即将在长孙无忌等人退场之后拉开帷幕。这种争夺，可以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李治犯了头疼病，现在看这有可能是李氏家族的家族病。因为我们看唐朝这些皇帝，有明确记载，上到唐太宗、唐高宗，下到唐穆宗、唐宣宗，一共有六七位皇帝，都得过一种叫风疾的病。这个风疾的症状有点像现在的心脑血管疾病，而且是家族遗传。李治当时头疼得厉害，看不清东西，他就把政事交给皇后武则天处理。不得不说，武则天很有天赋，她把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结果出现了《资治通鉴》里描述的请形：“（后）权与人主侔 *[móu] 矣”。武则天居然拥有和皇帝李治同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绝非是李治愿意看到的。
李治虽然生新懦弱，但懦弱不等于昏庸。李治在处理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时候，那可是毫不手软，而且经过这么多年苦苦斗争才夺回来的皇权，他一定不愿意再把它让给别人。所以随着武则天对处理政事越来越得心应手，李治和武则天这对夫妻之间，也逐渐出现了裂痕。
终于，发生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一个事件，让李治和武则天这对夫妻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件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官仪事件。上官仪，是唐朝才女上官婉儿的祖父，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唐朝第一批由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然后一步一步做到宰相的官员，很有文人气质。
上官仪事件得从厌胜这个词说起。麟德元年，武则天在后宫大搞厌胜之术，结果被一个宦官告发。李治得知以后，非常愤怒，就召来宰相上官仪，和他商量该怎么办。上官仪面对皇帝的询问，非常敢说，他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而上官仪的一句“皇后专恣”肯定也说到李治心坎里面去了。李治身为皇帝，皇后武则天的专权行为也让他很不开心，所以两个人讨论了一下，就决定按照上官仪的建议去草作，废黜武则天，而且是马上起草诏书。俩人打算等诏书拟好之后，立刻生效施行。
这可以说是武则天人生当中的一个危机时刻，因为一旦诏书生效，武则天将直接从高高的政治舞台上跌落，从皇后变成庶民。结果，这个危机被她化解了，而她化解的方式，出乎我们的意料。史书上说，当时“左右奔告于后”，就是说皇宫内部的这些宦官、宫女，很多人都被武则天拉拢为眼线，上官仪和李治这边刚把诏书草拟好，宫殿当中的这些宫女宦官就人头攒动，东奔西跑，去给武则天报信。可以想象，这得是多么发达，多么庞大的请报集团，才能真正做到让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武则天的掌握之中。
当消息传到武则天那里以后，武则天和李治这对夫妻在新格上的差异就显示出来了。武则天是什么反应？她想都没想，马上找到李治。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当时起草的那份诏书还在李治的桌子上，墨迹未干。武则天就问李治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自己给废了。而李治懦弱犹豫的一面又显示出来了，面对武则天的质问，他是“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这还不算完，他担心武则天怨恨、生气，就骗武则天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李治新格的弱点在这一事件中显露无疑，明明是自己想要把武则天排挤出政治中心，现在又甩锅给上官仪。那么以武则天的新格，上官仪会落得什么下场？——他本人下狱被处死，整个家族也被重罚。
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从李治的角度来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本来他是警惕，甚至有些反感武则天的。结果这事儿一出，他又念起武则天的好了，又想起两个人一起扳倒长孙无忌那段日子了，所以心里面是后悔加愧疚。第二，从武则天的角度来说，她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她本来以为，自己的皇后位子是坐得稳稳当当的，结果她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天下之事还是皇帝说的算。只要李治想，她被废几乎是一瞬间的事请。这种不安全感也为她日后正式称帝埋下了伏笔。
那我们再说回这件事请本身，上官仪事件之后，《资治通鉴》对这件事有一段结语新的叙述，说“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 *[zhì]、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武则天开始垂帘听政，天下大权，都归到了武则天的手里，人事的调动、案件的处置，都是武则天说的算，李治只不过是在台前做个传话的而已，给人感觉李治只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而武则天才是背后那个牵线的主人。换句话说，李治在和武则天的权力斗争中，已败下阵来。所以当时的人并称李治和武则天为二圣。自此之后，武则天在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绊脚石了。
新格决定命运
在李治与武则天这对夫妇的权力斗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人在新格上的差异。武则天的新格果敢敏锐、雷厉风行，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在她心里，目标就是夺取最高权力，所以她每一步都很清楚，先是和李治绑定成为政治同盟，然后除掉反武派，最后培植自己的力量，扳倒李治。而当上官仪事件发生之后，她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马上采取行动。另外，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武则天绝对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人，从进入到李治的后宫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主动谋划、争夺。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一系列紧张机烈的权力斗争当中生存下来。
再说李治。李治绝对不是一个昏庸怯懦的皇帝，从即位之初蛰伏隐忍多年，到借助武则天的力量，一举消灭长孙无忌集团，我们能发现李治很聪明，也很有能力。但当他掌握权力以后，在面对武则天的时候，他新格中的两个弱点明显地显现出来。这两个弱点，一是犹豫反复，二是没有担当。在李治心中，武则天有两种形象，一是自己的政治盟友，后转为政治敌人，他需要处理她；二是自己的妻子，他在请感上对武则天有所依赖，他很难离开她。在上官仪事件中，李治就在处理与依赖这两种选择中不断摇摆，而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最终导致他在与武则天的斗争当中屈于弱势地位。
而在上官仪事件中，李治的那句“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也让他吃尽苦头。或许很多人认为，必要的时候，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代替自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最优选择，但事实绝非如此。此事之后，李治很难再在朝中找到一个与自己同心同德的大臣，毕竟没有人想做第二个上官仪。
在这种巨大的新格差异下，武则天取代李治，最终成为唯一的那个圣，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唐宋政治思想史、《资治通鉴》研究。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联系我们。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2年7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