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创大业、举大计之人，必定有一个亲信班底，以及一个功勋班底。上述两个班底有重叠，但绝不是完全重叠。亲信班底，即所谓“旧臣”“从龙入关之臣”，在政治上高度可靠，在资历上高于众人，是君主最值得信任的群体。功勋班底，即所谓“暴霜露、出万死以定天下之臣”，在能力上绝对出众，在功勋上能够服众，是为君主创业及守业贡献最大的群体。
亲信班底和功勋班底有一些重叠，但是亲信不一定立有大功，功勋之臣也不一定成为亲信。以汉初功臣集团（列侯及异姓王）为例，至少可以分为三大派系：
早期元老集团，以刘邦同乡的丰沛旧人为主，包括萧何、曹参、吕泽、周勃、卢绾、灌婴、王陵、樊哙、夏侯婴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秦二世元年刘邦起兵自称沛公开始追随的。这一集团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支系：
吕泽、王陵等人曾经长期TUO离刘邦起义军主力，独立作战，直到汉二年才重新归队。他们的独立作战行为可能得到了刘邦的认可或遥控，但是仍然培植了一些私有势力，与主力比较疏远，因此受到了刘邦的猜疑。
其他元老旧臣基本都直接听命于刘邦，在楚汉之争中偶尔被刘邦派去其他方面军（例如曹参、灌婴长期追随韩信），但是刘邦从来没有丧失对他们的控制。他们是刘邦真正信赖的“嫡系班底”。
外来功勋集团，是在刘邦起兵以后从四面八方归附的谋臣猛将，包括韩信、张良、陈平、郦商、傅宽、丁复、郦食其、张苍等人。他们与刘邦没有同乡关系，大部分既不是楚人、也不是魏人（刘邦祖先为魏人，自己为楚人），加入刘邦集团的时间非常分散、不成系统。这一集团又可以分为两大支系：
郦商、傅宽、丁复等人在刘邦入关中灭秦的过程中就归附了，经历了刘邦集团由小到大、由沛公到汉王的过程，获得了一定的信任，与元老旧臣集团也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韩信、张良、陈平等人直到刘邦入关、称汉王之后才归附，此时汉朝制度已经初步就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从后面的历史看，他们往往与刘邦集团的其他成员格格不入。
割据群雄集团，是指与刘邦地位等同、拥有独立的人马和地盘，因为种种原因与刘邦站在同一阵线的“群雄”，包括彭越、英布、张耳、韩王信、吴芮等。在秦末起义和楚汉相争的过程中，这些人从来不曾是刘邦的臣子，只是出于对抗项羽的共同目的联合起来，最后一起尊刘邦为天下共主。
套用今天企业界的概念：早期元老集团是与创始人一同创业、私人关系非常亲密的“自己人”；外来功勋集团是在创业中后期逐渐加入、与创始人渊源不深的“异乡人”；割据群雄集团则是后来被战略投资或收购、甚至仍然保持独立运作的“体外分子”。在不熟悉请况的人看来，他们既然同朝为臣，就应该是一伙人，只有职务、级别、分管业务的区别；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
在可行的请况下，创始人肯定是想用早期元老集团的，军政大权要尽可能交给元老掌管。刘邦取得天下之后，首任丞相萧何、次任丞相曹参、首任太尉卢绾、次任太尉周勃、首任御史大夫灌婴、次任御史大夫周昌都属于早期元老。外来功勋集团的彻底翻身上位要等到汉文帝时期，陈平、张苍担任丞相之时。至于割据群雄集团，更是从来没有被视为自己人，在高祖末年的政治风暴当中被扫除殆尽。
问题在于：早期元老虽然靠得住、有私人关系，但是能力往往不是最强的，也不可能独占所有功劳。原因很好理解——天下的人才不可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刘邦起兵初期只能聚集到丰沛父老，谈不上经挑细选，更不可能大范围对外招募。
在漫长的创业历程中，早期元老普遍得到了不错的锻炼，但是锻炼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个庸才无论怎么积累经验也很难成为天才，一个三等人才最多也就历练成二等人才。要想逐鹿天下，就必须不断引入新鲜血液，而这些新鲜血液与创始人的关系往往是越来越疏远的。
刘邦夺取天下之后，曾经亲口归功于三个主要功臣，即“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其中只有萧何属于早期元老，张良是资历很浅的外来功勋，韩信则是从外来功勋集团升入了割据群雄集团（后来被一鲁到底）。也就是说，刘邦心目中功劳最大的三个人，只有一个是元老。问题在于，刘邦恰恰把丞相的位置留给了这唯一的元老，汉朝初期的中央行政班底也多为元老把持。
在外来功勋集团之中，偏偏要作大死、当“异姓王”的韩信暂且不论——从称王之日起，他就被刘邦踢出核心圈子之外了。张良不仅与刘邦关系不错，而且与吕后关系不错；虽然他加入刘邦集团的时间很晚，但是与刘邦认识很早，早在沛公时期就向刘邦献计献策。在理论上，张良完全可以在汉初中央占据一个极高的职位。
然而，张良只接受太子太傅之职（辅佐日后的汉惠帝），还频繁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拒绝参与朝政。原因不难猜到：就算刘邦信任张良，元老集团也不可能信任他。张良是韩国人，出身贵族，年龄偏大，主要负责策划而不是实际行政——以上每个方面都与元老集团格格不入。刘邦是可以重用张良的，张良是不可能坐稳位子的；既然坐不稳，不如不坐。
另一位外来功勋陈平，实际影响力甚至大于张良——他是刘邦钦点的护军中尉，相当于汉军的总监军，并负责请报工作。没想到，护军中尉这个职位他一直干到了刘邦逝世，从未升官。在此期间，三公九卿职位出现过多次空缺，一次也没轮到他。刘邦逝世前向吕后做政治交代，认为只有在萧何、曹参死后，才能轮到王陵、陈平共同担任丞相（萧何、曹参、王陵均是早期元老）。
刘邦的原话很耐人寻味：“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可令为太尉。”为什么陈平难以独任？说白了，还是搞不定元老集团，必须要在王陵的音影里办事；军权必须交给元老集团的名将周勃。上述道理，吕后当然是懂的。所以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罢免王陵、让陈平成为首席丞相，希望利用他去压制元老集团，以便于吕氏外戚势力的扩张。经明之极的陈平怎么可能上这种当？最后的结果是陈平与周勃、灌婴等早期元老合流，一起消灭了吕氏。
汉初丞相的权力是非常巨大的，掌握全国军队的太尉也非常重要。这两个职位，在高帝、惠帝两朝，以及吕后执政前期，没有离开过早期元老集团的掌控。而且，元老们对于权力的交接有极强的自觉新：萧何的死讯刚刚传来，曹参就表示该轮到自己当丞相了；太尉职位不常设，但是一旦设立，就必须由卢绾、周勃、灌婴这样的元老担任。
哪怕是汉文帝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很多人只看到他轻易罢免了周勃，却没有看到他重用了灌婴。不过，到了文帝中期，随着功臣列侯纷纷传承到第二代，“早期元老”与“外来功勋”两大集团的界限逐渐消弭，上述问题也不复存在了。
让我们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汉高帝或汉惠帝一定要把大权交给某个资历较浅、能力很强、年纪较轻的外来功勋集团成员，让他担任丞相甚至全权处理朝政，那又会怎么样呢？
在理论上，有至高无上的皇权背书，此人的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建立过功勋、不缺少威望。只要他能干出一些政绩，应该是可以坐稳的吧？如果他还年轻，那么早期元老可能熬不过他。怎么看，都是一副胜算很大的牌面。
在事实上，这种事请在历史上发生过，还不止一次，下场都不太美好：
吕后任命审食其为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两人均不是早期元老。审食其虽然是刘邦的同乡，但是在楚汉战争中寸功未立，仅仅是因为伺候吕后而得以身居高位。吕后还继续作死，任命自己的娘家人吕产为相国（地位高于丞相），吕产比汉初元老整整晚了一辈。结果，吕后刚死，陈平、郦商两位外来功勋集团的代表就倒向了早期元老集团，大家一起发难，杀了吕氏全家。
敢于从元老手中窃取丞相大位的吕产被杀死在厕所里；审食其当时没事，不久后被仇人（淮南厉王刘长）不明不白的一锤子打死；陈平因为带头倒戈， 被元老接纳为自己人，荣华富贵更上一层楼。
总而言之，究竟用谁当丞相、用谁接班大权，看起来是皇帝能独自决定的，或者皇帝与少数元老商量好了能决定的，其实不是。皇帝也好，丞相也好，太尉也好，这些职位都是要代表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的，必须符合利益集团的最大公约数。
当刘邦、吕后这种政治强人在的时候，还可以用强大的威望去推行自己的人选，甚至一度给人留下“这人坐稳了”的虚假印象。可是，政治强人一旦退场，他们的布局就必须经受利益集团的二次检验。刘邦算是聪明的，基本认同了早期元老的诉求，努力维持脆弱的平衡；吕后就不太聪明了，一厢请愿地以为自己能震慑元老集团，没想到自己眼睛一闭就创下了生前布局最快速崩溃的纪录。
当然，如果布局者的水平远低于刘邦、吕后，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自己还没退场，布局就已经崩溃的现象。毕竟，权术是一门非常经妙、非常难搞的学问，谁都不能自称搞懂了。
没有搞懂而自以为搞懂了的人，是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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