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为什么15次提及洞头大门洋?
作者：云云
偏于东海一隅的洞头大门洋，与高居庙堂顶端的乾隆帝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
在清皇帝实录里，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至十月，乾隆帝连续15次提及“大门洋”。
（一）起因：游击张殿魁于大门洋追击海盗时遇难
张殿魁，乾隆五十三年升补为浙江黄岩标右营游击（见兵部题本《为核议张殿魁升补浙江黄岩标右营游击事》）。乾隆时期“游击”为武职外官，从三品。
一年后，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游击张殿魁在大门洋追击海盗时遇难。
见《清实录》卷1333：闰五月十二日，游击张殿魁在北洋追拏盗船……又于闰五月二十九日，在温州大门洋追捕盗船六只，拏住一只，内贼匪数十人，出而拒捕，戳伤张殿魁及弁兵数名。
《清实录》卷1335，对事件有更详细的叙述：据称署参将张殿魁乘驾小舟，追拏盗匪，手执腰刀，乘势过船，速杀三盗，复擒拏杀伤十余犯，因盗匪有四十余名，拼命拒捕。张殿魁致被杀伤落海身毙。（因“张殿魁著照参将阵亡例议恤”，这里称其为“参将”）
（二）严令追捕海盗
张殿魁遇难后，乾隆帝痛斥绿营军“可见从前巡缉废驰，以致盗匪驶驾多船敢于拒捕伤人”（见《清实录》卷1333）。
在《清会典》和《清实录》里，涉及“绿营”的条目就有2491条。何谓绿营？绿营，是清朝国家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它汉兵，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简单来说，绿营官兵皆为汉人。
据《乾隆大清会典则例》里记载，清代乾隆时期全国绿营分为11个军区、66个镇、1000多个营，兵员共计64万人，分布在内地十八省各城要害，范围极广。
乾隆朝划分的11个军区分别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其中，闽浙军区辖闽浙两省（即福建、浙江）。
各军区以下再设立镇，时闽浙共设13镇：闽省设8镇，浙省设5镇。浙省设立了定海、黄岩、温州等镇，张殿魁即隶属浙省黄岩镇黄岩标右营的游击，事故发生地——大门洋，也就是今天的洞头大门洋，则隶属温州镇管辖。时清绿营有分时分批在南北洋巡哨会哨制度，张殿魁是在巡哨大门洋时遇难，也有说他是“探闻大门洋有盗船六只”，追捕到大门洋时遇难。
01
大门洋缉盗一案委派了哪些官员？
先从厘清绿营最高将领开始，绿营军区的最高首领为总督，省的最高首领为提督（一省绿营职位从高至低分别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
六月下，乾隆帝要求“不可不迅速严挐，全数弋获，尽法惩治”，委派了浙江巡抚琅玕驰赴温州黄岩等处，与新调任提督陈杰会同商办。琅玕，满洲正蓝旗，乾隆五十一年任浙江巡抚。乾隆帝迅速委派浙江巡抚和一省绿营的最高首领——提督会同查办，可见对此案的重视。当然，提督虽统领一省绿营，但向来受巡抚制约，由此也可见一斑。
七月下，“前因浙江温州大门洋地方有盗犯拒捕伤官之案，谕令伍拉纳、琅玕、陈杰前赴该处会同督缉”。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乾隆五十四年官闽浙总督。乾隆帝增派了闽浙军区的最高统帅闽浙总督伍拉纳，要求他“亲至温州一带”、“督率两省弁兵，分投截捕”，尽法惩治（见《清实录》卷1334）。
后又恐盗匪竄至江南上海崇明一带，乾隆帝传谕两江总督书麟、江苏巡抚闵鄂元，选派明智干练的文武官员，分投堵缉盗匪，以清洋面。（见《清实录》卷1335）
在温州大门洋缉盗一案中，因吏治日趋腐败，被委派的这些官员，后来大多结局凄凉。江苏巡抚闵鄂元原本清廉正直，因其弟闵鹓元贪污案，被乾隆帝罚银，“闵鄂元在这种境况下选择搜刮民脂民膏，”“筹集”了近30万两“议罪银”上交内务府，后因贪腐案削职为民。闽浙总督伍拉纳，乾隆六十年，因福建省库亏空250万两被查，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和珅意衣拖延审查，大事化小，乾隆帝密派侍卫提审犯人至丰泽园亲审，伍拉纳等涉案的四位高级官员以及一大批福建中下层官员悉数被斩。浙江巡抚琅玕，也曾因“坐审拟海盗失当，吏议当革职，诏宽免，自请罚银三万两”。
乾隆末年，潜藏在盛世锦衣下的疮疤已经显现。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访的英国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巴罗触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贫穷。他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时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51美元，“徘徊在国际‘最低生存线’（350~400美元）左右”。乾隆盛世下，“绝大多数普通人仍然不过是一群过着赤贫生活的盛世蝼蚁”（摘自作者“谁佐清欢”）。
乾隆末年，多数民众贫苦，“闭关锁国”政策下，天灾频发、吏治败坏、贫富不均，海盗逐渐成势，这也是乾隆帝对大门洋盗匪一案一再要求严查、“恐成海寇”的深层原因。
02
温州大门洋缉盗遭遇暴风雨
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乾隆五十四年五月至七月，浙江洋面气候恶劣，“五月，宁海大水，同月初七日永嘉、瑞安、平阳皆大水”，“象山六月飓风发……七月，海溢”。这也为温州大门洋缉盗一案的追捕增添了许多难度。
见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上（《清实录》卷1334）：又据陈杰奏，由宁波至温州，水程遥远，现值顶风，不能迅往，现由陆路兼程前往……
“哨船在洋遭风一摺，内称黄岩镇标汛弁兵赵存高双蓬船一只，兵丁三十三人，出洋巡哨，于七月初九日夜在主山洋面猝遇暴风，收驾不住，被风飘刮不知去向（见《清实录》卷1340）”。
“伍拉纳等奏，守备董秉玉缉捕洋盗生获伤毙多名，因见余盗漂浮水面，复坐小船追捕，致被覆溺等……”（见《清实录》卷1340），守备董秉玉因大风覆溺小船而遇难。
03
乾隆帝的质疑
质疑一：盗匪的实际人数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上，游击董秉玉抓获了盗犯林飞、王五二名，讯据供称，“同伙盗船共有七只，盗犯百有余名”，乾隆帝认为“此言不可信，又系绿营化大为小恶习……至大门洋盗船六只，一只之内即有百数十人，则合之其余五船，岂不竟有七八百人”（见《清实录》卷1334）。
七月下，抓获的盗犯陈三三供称：“共有六船，每船伙党三四十人及二三十人不等”（见《清实录》卷1335），如盗匪所供属实，按每船30人均计，则大门洋一案中，张殿魁追击的六只盗船里，至少有海盗180余人。
至九月上，伍拉纳等覆奏，“洋刦盗犯先后已获一百二十余名”（卷1338）。此时，杀伤张殿魁的首犯陈礼礼、盗首林明灼等人，都还尚未追获。
乾隆帝在盗匪人数上的质疑，主要还源于“如此纠众逞凶，肆行刦掠，若不及早严办，将愈聚愈多，势必酿成海寇”的担忧（见《清实录》卷1334）。
质疑二：绿营怯懦之恶习
乾隆帝对绿营怯懦等恶习深恶痛绝。
张殿魁于大门洋遇害，游击董步云等人辩称，因洋面有顶风，难以及时前往救护。乾隆帝直接批示：“试思张殿魁虽乘坐小船轻快，岂独不为顶风所阻，何以又能驶往追赶盗船？”（卷1335）
随着查办的深入，张殿魁带兵巡至大门外洋时，远远看到六只盗船，因畏惧盗匪战力，故意先行放炮示警，导致五只盗船逃遁，一只盗船因近山折回时，与张殿魁相遇，张殿魁在击杀过程中遇害的内请被揭露。乾隆帝下旨饬查，“此总绿营畏葨陋习最为可恶”（见《清实录》卷1334）。
在乾隆帝看来，“海洋捕缉盗匪，全在密速追擒，设或因兵少盗多，实在不能拘获，何妨收回哨船，再行禀报该营旗将，添兵前往赶捕”，打不过可以先跑，添足兵力再行追捕，但是先行放炮示警，才是导致“此案盗犯知所防备得以肆凶抗拒”的主要原因，“虽张殿魁已伤身死，不加追究，该督抚等仍当遵照前旨。通饬各营，勿再蹈从前怯懦恶习。”
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已逐渐成为军事主力。然而由于太平已久，绿营本身随着种种弊端而逐渐腐化。乾隆帝阅兵时，所见已是“色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1796年（嘉庆元年）川楚教乱时，绿营已无力对付擅长游击战的白莲教徒。此案中，不论是盗匪人数（至少180余人，据《玉环厅志》，绿营参将、把总等在日常巡防、专防时配水战守兵在40-50人左右）、武器（盗船配备有叉刀抢炮），还是经神面貌，绿营与海盗对抗，都处于弱势。
质疑三：首犯是否已在海上身亡
乾隆五十四八月下，据奏报，杀害参将张殿魁的首犯陈礼礼，已于“七月初四日船至梨洋地方遭风打翻，落海被浪冲溺”，乾隆帝认为，各盗犯的供称“系一面之词，不足为据，且尸身并未捞获，其是否溺斃殊难凭信，仍须上紧根究，务得确实请节，毋致要犯倖逃显戮”。
两个月后，乾隆五十四年十月，陈礼礼被抓获，乾隆帝自言：“今该犯实未身死，现经就获，果不出朕之所料。”（见《清实录》卷1341）
04
盗匪的来历
大门洋张殿魁遇害一案涉及的盗匪，来自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等地。见《清实录》卷1334：七月上，据陈杰奏，拏获健跳营一案盗犯林飞、王五二名，供系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琅玕亦奏称，访闻洋面盗犯晋江惠安等县民人居多。
这批盗匪，原来一向在福建省洋面行害，见《清实录》卷1335，七月下，盗匪陈三三供称，“向在闽浙一带洋面行刦，因闽省查拏严禁，逃至浙省等……”。
福建贫苦民众、流民等是闽浙海盗的主要来源，与乾隆后期“闭关锁国”、限制了福建作为海洋大省的发展，以及福建天灾频发、乾隆六十年震动全国的福建贪污案导致省库空虚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福建部分渔民的“出洋为匪”。
05
乾隆五十四年大门洋缉盗时间线索表
大门洋缉盗一案的查办，从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至十月，历时五个月。
闰五月，黄岩游击张殿魁大门洋追捕盗匪遇难。
六月，乾隆委派琅玕驰赴温州黄岩等处，与新调任提督陈杰会同商办。
七月，“谕令伍拉纳、琅玕、陈杰前赴该处会同督缉”，又传谕两江总督书麟、江苏巡抚闵鹗元分投堵缉。七月上，游击董秉玉抓获盗犯林飞、王五二名，七月下，抓获盗犯陈三三。
八月上，带领兵丁柴日茂作为眼目，赴泉州一带及各海叉口分投缉拏。各镇将道府等，加密分投于水陆地方，并从户籍处入手追踪。（见《清实录》卷1336）
八月下：得奏报首犯陈礼礼已被浪冲溺，乾隆帝认为系一面之词，仍须严查陈礼礼行踪。
九月上，乾隆帝一再严令追查陈礼礼行踪，年底前必须奏闻；至九月，大门洋刦盗犯 “先后已获一百二十余名”（卷1338）。
九月下，江省“饬员于各海口堵截擒拏”（卷1339）。
十月上，奏报董秉玉在追捕余盗时遭风沉溺；副将徐景超抓获盗首林明灼并伙盗五名。乾隆帝下旨：“林明灼一犯系屡在洋面纠伙肆刦，并在大门洋拒捕戕官，实为洋盗巨魁，请罪最为可恶。既经拏获，即当解京严办。”
十月下，总兵丁朝雄、参将海亮在长乐县下目洋擒获杀害张殿魁的首犯陈礼礼。乾隆帝龙心大悦，夸赞“所办好”。又言，“陈礼礼，系在大门洋戕害参将张殿魁首犯，今既就获，自应解京，尽法处置，以彰国宁而快人心。”“与林明灼一并隔别随京严办”（卷1341）。
（三）议恤、议处与恩赏
清时，在优待八旗的同时，也注重对绿营军进行恤赏。对阵亡者的抚恤和军功赏赐最优厚，并推行速行议叙，即及时恤赏绿营官兵。
01
议恤：张殿魁与董秉玉的议恤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就对张殿魁等人下了赏恤（见《清实录》卷1335）：“张殿魁著照参将阵亡例议恤，其余被害受伤兵丁，著分别赏恤。”（游击为从三品，参将为正三品）
后因查明，张殿魁先放炮致盗匪防备行凶，因其受伤身死不加追究。要求“通饬各营，勿再蹈从前怯懦恶习”。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下（卷1340）：“董秉玉生擒洋盗并伤毙多名，殊为奋勇，复因追捕余盗遭风沉溺，深堪悯恻。董秉玉著交该部照例议恤。”
据康熙十三年以后就确立的统一的抚恤制度，绿营阵亡将士的抚恤银分别为：提督800两，总兵700两，副将600两，参将500两，游击400两……步兵50两。
官阶等级决定了抚恤银的金额，张殿魁若照参将议恤，则能得抚恤银500两，董秉玉抚恤银400两，其余兵丁抚恤银在50两及以上不等。另外如嘉庆十三年在追击“蔡牵之乱”中牺牲的闽浙水师统领李长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赏银一千两”（见《清会典》卷517）。
02
议处
对张殿魁遇害一案中救援不力者的处分：见《清实录》卷1334：“再大门洋地方是否系温州镇所辖，该镇有无处分。著将陈庄本日奏到之”（卷1334）
大门洋时隶属温州镇中营管辖，时温州镇总兵为陈庄（总兵，一镇绿营的最高首领）。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对温州镇等绿营一应官兵做出了处分的要求：“董步云等究属救援不力，游击董步云、千总戴得胜、郑殿魁、把总张献麟、王良贵、赵大勇，外委陈学明、何啟高、池以忠、王得龙等，现在仍令其照旧供职外，俱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总兵陈庄于盗船逃至境内，漫无觉察，殊为疎懈，著一并交部严加议处（见《清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就提交了《为核议浙江温州镇标游击董步云等员不实力擒拿盗贼题请参处事》的题本。
温州镇总兵陈庄此后主动请战，追捕盗匪。据《政治人物 将领传》：“乾隆五十四年，陈庄年愈花甲，调任浙江温州总兵，正值大门洋海盗猖獗，黄岩参将张殿鳌出师征剿负伤。陈庄披甲请战，率领舟师八百余艘，飞越大门洋，来到福建南北圯。时海盗集股联宗顽强抗拒，陈庄横刀船头，奋勇督战。”
对道府州县地方官员“意存膜视”的批评：“毋得因匪徒在洋面行刦之案，概诿之水师营伍。意存膜视。”（见《清实录》卷1340）
对讳称陈礼礼遭风“溺毙”的查办：“陈礼礼遭风溺毙之语，从前若系地方文武禀报，则是不肯上紧搜捕，有意消弥。如出于伙犯供称，明系捏词开TUO，希图陈礼礼漏网，二者必居一。于此，不可不徹底根讯。著传谕伍拉纳、琅玕据实查明覆奏，勿得稍有迥护。”（见《清实录》卷1341）
03
恩赏
清时对绿营的恩赏，注重战功，乾隆帝在核实战功上十分谨慎。在拏获林明灼、陈礼礼一役中立下战功的还有上文提到的李长庚，此役后，他重新以“游击”起用，乾隆五十五年署福建铜山营参将，到嘉庆朝时一跃成为“海上战神”。
大门洋缉盗一案中，乾隆帝着有功人等一并“送部引见”，清朝铨叙任职文武官员，一般须经皇帝引见。乾隆朝引见浙省绿营官员共计84人，闽省216人，此案就计多人，因盗犯逃竄回闽省大洋，此案立功引见者皆为闽省绿营官员。
对拏获盗首林明灼并伙盗五名的恩赏：除闽省副将徐景超外，乾隆帝又“著伍拉纳查明擒获林明灼时，若尚有都守等出力拏获，即行指名奏闻，与徐景超一并送部引见……如实系该副将一人拏获，即据实陈明，毋庸回护。”
对拏获陈礼礼的恩赏：除奏报的闽省“总兵丁朝雄、参将海亮”外，乾隆帝认为，“虽据称系总兵参将等在下洋目截拏，但必有弁员等帮同下手，并著伍拉纳查明，如系兵丁首先拏获即酌加奖赏。若系都守等所获，著即送部引见。”（见《清实录》卷1341）
在大门洋缉盗一案相关内容的《清实录》中，“全数弋获”、“肃清洋面”等词频繁出现，一方面，大门洋作为“温台洋面”、“海疆要地”之属（雍正六年，雍正帝将洞头大门等地划归玉环，言玉环为“海疆要地”），商船、渔船往来频繁，海上肃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 从实请而言，对于闽浙海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也都颁谕采取过一些措施，但由于海盗势力没有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故采取的措施力度都不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嘉庆时期，海盗肆虐不可收拾，嘉庆皇帝不得不高度重视水师建设问题，以亡羊补牢的心态采取了一些办法”（马骏杰《海上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