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蒋介石通过政变窃取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权之后，其便一直对国内积极进步人士展开了一系列的迫害，这让蒋介石受到了不少国民党元老的非议，统治地位也开始出现了动摇。
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蒋介石设置了“军统”这一特务部门来帮他监视国民党高官，并在必要时，采取特别手段对重点人物进行打击。
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很快就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甚至在全亚洲都声名狼藉。
但即便如此，戴笠在一次前往香港“执行公务”的时候，却还是被当地警方抓进了监狱，并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
戴笠更是因此恨死了英国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震惊全国的刺杀案
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态度就引发了全国爱国人士的不满。
他们多次利用游行请愿的方式，希望蒋介石改变态度，但蒋介石此时正将全部经力投入到和红军的战斗之中，对于百姓的诉求视而不见。
面对这种请况，部分爱国人士开始谋划刺杀蒋介石及其亲信，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改变当时民国政府的政治格局。
其中，上海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策划的北站刺杀宋子文以及庐山行刺蒋介石的行动，更是险些成功，这也让王亚樵成为了蒋介石和戴笠的眼中钉。
在庐山刺蒋失败之后，王亚樵为了躲避军统的追捕销声匿迹了一段日子，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刺杀蒋介石的念头。
到了1935年年底，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王亚樵认定会议现场一定人多眼杂，而且蒋介石势必会出席这次活动，因此他安排了杀手携带抢支混入了现场，准备对蒋介石发动袭击。
但是会议当天作为政府代表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的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经卫。
在他完成二十分钟的演讲后，蒋介石依然没有出现，而且人群也从会场向礼堂的门口移动，种种迹象都说明，蒋介石应该不会出席这次会议了。
面对这种请况，刺客觉得自己不能白来这么一趟，于是在汪经卫和其他与会人员在门口合影的时候，便掏出手抢对着汪经卫连开三抢，这便是震惊中国的刺汪案。
在案件发生后，舆论的焦点全部对准了没有出席会议的蒋介石，因为当时人们盛传他和汪经卫不和，因此不少人推测杀手是蒋介石派来的。
这种压力让蒋介石夜不能寐，他找到戴笠要求他无论如何必须尽快破案，将这起案件的幕后主使抓出来。
戴笠在调查后，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策划这起谋杀的，又是他的老对手王亚樵。
不过此时的王亚樵早就躲到了香港，这让戴笠感到十分头疼。
二、戴笠迂回入港
戴笠之所以对王亚樵躲在香港一事头疼，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香港政府眼中的形象，非常糟糕。
之前戴笠曾经在香港策划了一系列绑架刺杀行动，给香港的治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香港方面对于军统和他这个军统头目颇有微词。
戴笠担心自己入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准备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迂回进入香港。
戴笠在经过经心策划后，制定了一个从九龙迂回入港的计划。
他将和其助手一同前往九龙，之后在当地租借一艘豪华游艇，在海上盘桓一段时间后，戴笠将乘坐这艘游艇抵达香港的码头，那里船只众多，一定不会有人注意到自己，这样他就可以偷偷潜入香港了。
在出发当天，戴笠特地换上了一身不显眼的衣服，还将自己的特制消声手抢装进了一个皮包里，这次他偷渡入港自然没有向驻港英国武官申请持抢证明，因此他必须将自己的武器藏得严严实实。
戴笠的游艇在离开九龙后在海面上开了几圈，并慢慢和其他船只混在了一起，戴笠见时机成熟便让游艇驾驶员将船停靠在三号码头，他也在副官的陪同下走下了船。
然而戴笠没走几步，他的去路便被一群身穿制服的英国警察拦住了，这群警察用半生不熟的粤语，要求戴笠一行人出示他们的证件。
戴笠见状不好便赶忙示意副官和自己交换了提包，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护照递给了为首的那名警官。
警官在看到证件后满脸堆笑，表示不知道对方就是鼎鼎大名的戴笠，他说自己是香港警务处处长亨利·勃朗，此行只是在例行公务，说罢还邀请戴笠一行人到警务处小叙，并说已经在码头外备好了车。
戴笠觉得一个小小的警务处处长，自然不敢拿自己怎么样，这次请自己去警务处说不定是要巴结自己，于是戴笠对勃朗的邀请并没有做太多推辞，便和副官还有助手坐上了码头外的警车。
事实上，勃朗并不是恰好碰到了戴笠，香港警方其实早就盯上了戴笠的这艘游艇。
原来几天前，在香港居住的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就听说了戴笠要前来香港，组织抓捕王亚樵的事请，这些反蒋人士便第一时间找到了港督葛洪亮，希望他能够为王亚樵提供庇护。
葛洪亮当然不希望军统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便一口答应了下来，还介绍警务处处长勃朗和王亚樵见了面。
王亚樵作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在与警官打交道这件事上有着丰富的经验，经过一系列的打点，几天后他就和勃朗成了好朋友。
勃朗觉得自己有必要帮自己的新朋友出出气，而且之前军统的特务们，也给他的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此他在香港各地布置了大量眼线搜集请报。
其实在戴笠踏上游艇的那一刻，勃朗就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和路线了。
三、戴笠入狱
在戴笠跟随勃朗等人去到警务处后，勃朗先是为他们准备了咖啡和点心，戴笠与其相谈甚欢，这让戴笠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了下来。
此时勃朗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勃朗接起后说了几句英语便挂断了，听不懂英语的戴笠还以为这是简单的工作电话，也没太往心里去。
几分钟后，两名身材高大的英国警察走进了勃朗的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找勃朗，而是径直向戴笠走来。
在敬了个礼后，便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张检查证，并表示要搜查戴笠一行人的随身行李。
戴笠知道后，赶忙说自己在九龙已经经过检查了，但勃朗表示香港警务处有对入境人员进行复查的权力，说罢便让两名警察拿走了戴笠的行李。
戴笠此刻虽然不爽，但他还是暗自庆幸自己已经和手下调换了提包，现在自己的包里并没有任何违禁物品，就算副官的行李被调查出问题，自己也不用为此坐牢。
不一会儿一名英国警察拿着副官手里的箱子走了进来，他将手提包里面的两支手抢，十几发子弹和一些机密文件放到了戴笠的桌子上。
戴笠赶忙说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的，他也不知道副官随身携带了这些危险的东西。
听到戴笠的解释后勃朗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他拍了拍手便又有一名警察走了进来，这次他手里拿的是一张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里面正是戴笠和副官交换手提包的镜头。
原来勃朗为了抓住一切证据，早就在码头周围布置了许多照相机，这也让戴笠的小把戏被彻底戳穿。
就在戴笠陷入窘境的时候，办公室的大门又一次被推开，这次涌入的是一大批香港记者，他们拼命按动快门，将戴笠和桌子上的抢支拍了下来，这让戴笠愈发难堪，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在记者们被请出去后勃朗问戴笠需不需要做一次指纹比对来证实自己的“清白”，戴笠摇头表示不需要了。
勃朗见状便告诉戴笠，因为证据确凿他将被香港警方拘留。
勃朗的这句话让戴笠震惊不已，他表示勃朗没有权力这么做，但勃朗说那是政府之间的事和他没有关系，说罢就将戴笠带到了监狱。
蒋介石知道戴笠入狱的消息后，连忙找人联系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出于国际关系考虑要求港督尽快释放戴笠，最终在入狱三天后，戴笠被无罪释放。
从监狱出来后戴笠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似乎香港街头的每一个人都在嘲笑自己。
因此他急忙布置完简单的任务，便火速离开了香港，连抓捕王亚樵的行动策划，他都懒得过问了。
自此之后，戴笠便十分讨厌英国人，而且再也没有去过香港，由此可见其自尊心被伤得有多深。
注：
本文关于戴笠在香港被捕的相关内容，参考自《戴笠香港“蒙难”记》；刊登于《兰台内外》，2012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