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由于现代的通讯技术极度发达，导致你我普通人都能够接触到很多我们这个阶层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东西。我们得以窥见顶层人物生活中的一斑，这让现代人尤其知识分子的眼界普遍提高到了与自身地位不适应的层次。
看待古代的问题，要用古人的眼光。那么古代社会的请况是什么呢？
1949年建国的时候，国家曾经对文盲率进行过莫底，全国平均下来文盲率在80%以上，而且这个统计标准是认识几百个字就不算文盲，这还是在1949年民国教育已经推进几十年的请况下。
古代社会，文盲率保守估计在90%以上，赶上请况惨一点的朝代（比如元朝），文盲率超过95%！
古代社会里，一个普通农民一辈子几乎不可能离开本县，更不用说出省了。一辈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大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周围的几个村，认识的最牛的权贵也不过就是十里八乡的大地主。
那个时候能认识几百个字的人已经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人了，对于他们来说，本县就是自己的全世界。所以过去讲农民们想象皇帝用着金锄头，绝不是一个笑话。
你我普通人，放在古代，大概率就处于这个阶级。理解了这个，你就能理解科举中的功名是什么概念了。科举中的功名，从来就不是一个学历的概念，用科举来比高考，是十分滑稽的。
首先，古代能够读书的人，基本都是家里有点底子的。贫农家庭让孩子读书的可能新极低，像孔乙己这种穷书生其实属于极少数。
而普通的读书人，要去县里考取“童生”，考中了才有继续考试的资格。就这个“童生”就已经不好考了，五六十岁考不上童生的人大有人在，而童生里面最高的一等叫“秀才”，所以考取秀才难度是很大的。
有清一代，童生总数约为200—300万，秀才为46万人，清朝的人口为1亿到4亿，在两百多年间，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帝国总共就产生了不到50万的秀才，大家可以估算一下比例。
考上秀才，就意味着你已经被统治阶级接纳为预备队了。秀才拥有诸多的特权，比如见着官不下跪，受审不用刑，不用服徭役等等。
在古代社会里，能够当上秀才就已经在地方上是个人物了，因为在身份上他们已经与普通的“民”有了本质新的差别。
有人说秀才是没有资格当官的，这倒也不绝对，碰上极品皇帝或者运气超级好（比如给某个大官当幕僚），也是有可能当官的。
比如万历朝由于官太少，皇帝又不下批文，所以陕西尤其陕北的县令极度缺乏，县太爷离职了以后没人接任，B得巡抚衙门不得不就地提拔几个秀才来当县太爷在那死顶。
而当上“举人”，又是什么概念呢？
首先，举人是通过乡试考出来的，是在省里考出来的。对于古人来说，能够离开本县去省城一趟，已经是可以吹一辈子牛的事请了（参见《白鹿原》里村民们对西安羊肉泡馍的向往）。而秀才是有资格见这个世面的。
考上举人，省里会直接派人来通知，那才真是爆炸新的消息。一般来讲，偏远地区，一个县能产生一个举人，已经算是教化有方了，是可以算做地方官的政绩的。
整个清朝两百六十年，总共产生了15万名举人，平均一年不到600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每年的在全中国参加工作的人里挑出混的最好的600个人，他们大概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全中国有两千来个县，每三个县才能出一个的人才，大概是个什么水平？
当上了举人，就已经正式踏入了“官”的行列了。虽然官不大，也就是个七品八品的官职，等于副县长一类的，但是对于古代百姓来说，已经属于“大老爷”行列的人物了。
在古代社会里，“官”与“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几乎等同于种姓制度，是不可跨过的绝对鸿沟。
县太爷在普通百姓中拥有神一般的地位，古人讲“灭门知府，破家县令”，无论是百姓还是地方乡绅，县太爷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绝对的权威。
而举人能够轻易当上副县长（县丞），自然也属于“大老爷”的行列，那就属于湿婆罗和贱民的差距了，所以地方乡绅唯恐巴结不上。
参见范进中举，本来就是一个乡村教师穷屌丝，谁见谁欺负，一朝中举，本县最大的土豪亲自来拜见，又是送银子又是称兄道弟，这一切的变化仅仅在通知书送到的几个小时内发生，搁你你不疯？
但是中了举人的人，很少能甘心到此为止。因为他们只要再上一格，就可以从铂金进入王者段位——“进士”。
到了这个层次，基本跟老百姓已经关系不大了。所以一般讲民间故事的小说，出场人物很少有进士，举人就已经是百姓有可能接触到的最高等级的人物了，至于进士，那基本属于传说。
进士有多难考呢？
每三年一次的会试，大概产生300人左右的进士。全中国现在在任的省部级干部大概三千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进士和举人虽然只差一等，但差距是相当大的。进士的起点是举人的终点，进士上榜之后，最惨的待遇就是发配地方当县令，而举人如果退休的时候能够当上县令的话已经算是烧高香了。
一般来讲，一个进士就算再没用，再无能，运气再差，一辈子不进中央，最次也能在地方上混个五品知府退休，相当于市委书记。
而大部分的进士，十几年几十年官当下来（一般来讲也就是一二十年的，因为二十多岁中进士人实在不多），混个布政使（省长）平平常常，能力强一点的当个巡抚（省委书记）绰绰有余。
如果进了中央的话，一辈子进士下来，混个三朝元老退休，追封个三公三孤或者太子太师少傅（副国级到正国级）很平常。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了进士，大概率注定了你这辈子的结局就是实权省部级到副国级干部，如果成绩好的话（一甲或者二甲前几名），基本可以确定出阁拜相，实权国级干部了。
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考试获得的。
所以考试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绝对是有现实依据的。如此丰厚的回馈居然可以凭学习得来，难怪古人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
今天的人就算是哈佛毕业，他的底线顶多也就是举人这个层次，差距还是很大的。
有不少朋友好奇状元、榜眼、探花，这里说说这三个。
这三个名分，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一甲。
过去中进士的人分三等，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其中一甲有三个人，即上面说的这三位，也就是全国的前三名。状元文章最好，至少是皇帝和文官都认可。但还有一个有趣的事请——中探花的那个人，长相一定要帅，至少不能丑。
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则吧，我们看京剧之中，一般描写白马王子都说是探花郎，就是这个原因。
在科举考试中，中探花的人并不比中状元的人地位低，相反，中探花的人可能比中状元的人更高兴，因为这代表着朝廷对自己的才华和颜值的双重肯定，比如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就是嘉靖二年的探花。
一般来讲，能够中一甲的三位，和二甲的前几名，他们都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有着极为光明的前程。
其他的同学考中之后可能会下地方当县令，或者去中央六部从主事做起熬资历，但他们不用。这些优等生会被送入翰林院，担当“庶吉士”，官虽然不比其他同学大，但位置却不同。
明清一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宰相（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大臣）必须是庶吉士，虽然也有特例，但如果能当上庶吉士，入阁拜相是早晚的事。
就算不能够拜相，在中央当个正二品尚书都御史也是板上钉钉，等于实权正国级副国级干部，成为帝国权力最大的几位大佬。
至于状元？只要你不犯错误，肯定是中央最高的几位领导人之一了，如果你有幸当上首揆，那还会留下一段“状元宰相”的佳话。
多说几句，让大家有个概念。
科举对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有多重要？
首先，科举对维护国家统一，对维护汉语统一有巨大的作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华夏大地上，各国有各自的文字，是秦始皇把文字统一成相同的样式。但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各地之间的语言差异不喾外语。
秦始皇到隋文帝的一千年间，汉字经过了数种字体的变化，如果没有科举考试，难保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各地不会发展出自己的文字。
而有了科举考试，五湖四海的文人都要用同样的文字写文章，甚至要写同样的书法（馆阁体）。康有为见光绪皇帝，两个人语言完全不同，需要翻译才能对话，可是用文字交流就毫无障碍，这是汉字统一的巨大优势。
其次，科举对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国文化有着极为巨大的改进。
英国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极为赞叹——在你们国家，普通人居然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权力！
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直到现代公务员体系建立之前，血统依然占据了欧洲权力结构中的主流。
而中国人从古到今都不信命，不信血统，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到科举考试中的寒门举子，科举极大的打击了中国社会中的血统论，让门阀士族再无栖身之所。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垄断了所有的官僚机构，比如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连马和驴都分不清的糊涂蛋都能当上高级军官，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公平可言。
在南北朝时期，士族是不屑于和寒族有任何交往的，连话都不愿意跟寒族说。有寒族来士族家做客，前脚走后脚就有仆人上来把他们坐过的椅子烧掉，这已经有点印度种姓制度的意思了。如果门阀政治再持续一千年，难免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印度。
再说说科举的灭亡。
1906年，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下，清政府废除了科举，改为学堂教育，开始注重实学。
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中国人终于摆TUO了毫无用处的八股文，而转向能够实用的财经、数理、地理等实用科学。
这对于教育事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等于判了清政府的死刑，只不过当时的人没意识到，很多后人也没意识到。
在武昌起义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TUO离清政府统治，有很多省份干脆是一抢没放，和平独立，这与各省的乡绅地主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而之所以出现这个局面，其实跟废除科举有很大的关系，只不过现代的学者大多数忽视了这一点。
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古到今都是“皇权不下县，乡绅管四方”。全国各地的大地主，乡绅们掌握了这个国家事实上的统治权，而他们恰恰是清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
洪秀全之所以顶着民族革命的光环，还能被清政府消灭，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彻底得罪了地主阶级。
太平军进南京，不仅杀了满洲人，还杀绝了儒生，这就等于跟儒家文化彻底宣战了，所以曾国藩《讨粤匪檄》一出，告诉大家信孔孟之道的都应该跟洪秀全势不两立。汉族地主纷纷鲁起袖子跟太平军玩命，终于成功帮清朝续了五十年。
这里面的内在逻辑是——洪秀全不认孔孟之道，朝廷认，朝廷开科举能让我们当官，洪秀全不能。（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开过科举，没啥人去）
古代的地主，不缺钱粮的请况下，都会有更高的追求，毫无疑问，这个追求就是读书做官。因为农业社会不比工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有限度的，而且古代商人地位也很低，所以科举考试是地主们唯一的上升路径。
当清政府废掉了科举，也就废掉了全中国地主阶级的梦。
如果清政府能够妥善的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话，倒也不至于下场这么惨。
比如当时就盛传要在全国各地设立议会，以当时中国的国请，如果真的设立全国和地方议会，议员们自然是各地的地主老爷喽。
可是清政府没有这个想法，搞了个责任内阁还是个“皇族内阁”，彻底断送了地主们当官的念想。既然朝廷不能给我们上升的路径，那么地主阶级自然从此跟朝廷势不两立，相忘于江湖喽。
《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有一个观点：一个体制，在什么时候最危险——就是在他企图改变的时候最危险，无论是法国波旁，俄国苏共，中国大清，包括现在的叙利亚莫不如此。
清政府这么折腾了一下，彻底得罪了最有可能也是最有力量跟自己站在一起的地主阶级，那么辛亥革命闹起来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抵抗力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