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昔日在伪满洲国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又面临怎样的命运？一位曾在关东军老兵（小正龙三郎）面对HNK采访时这样说：我当时在满洲国“新京”（长春）担任关东军司令部警卫兵的职务，听到苏联红军将要进攻的消息后，司令部已经成为空壳，高级别将领全部提前转移，只剩下一些年轻的下级军官留守。
8月9日，苏联红军正式发动了进攻，不久便攻打到了新京，所有士兵都被要求去充当“肉弹”，用血肉之躯炸掉苏军的战车。每个人分配到两颗手榴弹，一颗炸敌人的战车，一颗自杀用。很多年轻的士兵选择这样做了，其中包括许多十几岁的少年，他们都是开拓团成员，在关东军老兵们的鼓动下，他们冲向苏军战车，结果没有一人生还。
我和几个不想死的家伙躲了起来，到了14日，突然接到停战命令，然后播报了“天皇玉音”，要求日本士兵放下武器，无条件接受投降。不用打仗了，也就不用死了，但军队中流传着苏军虐杀日本战俘的消息，所有人都感到害怕，随即发生了抢劫事件，日本士兵冲进大大小小的商店中，抢走任何可以拿走的东西，准备带着这些“战利品”躲藏一段时间。有人建议去金库，把金子抢出来，结果到了之后，发现苏军抢先一步占领了金库，那些准备去抢金子的家伙全部当了俘虏，其中也包括我。
接着，大家被关进战俘营，整天挨苏联大兵和蒙古兵的欺负，最喜欢打日本人的是哥萨克人，他们在酒后拎着哥萨克弯刀，把缴获的武士刀丢给挑选出来的日本士兵，叫嚣要跟日本武士比刀法。结果可想而知，饿肚子的日本武士打不过酒醉饭饱的哥萨克人，全部做了刀下之鬼。
不久后，全员被押赴西伯利亚。苏军将战俘赶到闷罐一样的铁皮车中，只能人挤人站着，想要坐着都困难，更别提躺着。因为通风不良，许多人晕车呕吐，还有些憋不住的人，直接便溺在裤子里，整个车厢弥漫着臭气，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成了奢侈。
到达一个车站后，便打开车门让战俘下车放风。下车之后，早就等在车站的当地人纷纷抢劫战俘的私人财物，负责看守的苏军根本不管，任由战俘的东西被抢走，事实上他们已经把值钱的东西早已经拿走了，那些当地人拿走的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罢了。哪怕一支钢笔，一个记录本都会被抢走，更别提手表和戒指。
等到达目的地时，战俘的私人物品全部被抢空了，但仍有人把值钱的东西保留下来，至于他们把这些物品藏在什么地方躲过一劫，大家心知肚明，首先要能强忍住刮伤直肠的痛苦，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路之上没少死人，到了挪波比克斯劳改营的第一天，就有一百多人冻死。西伯利亚冰天雪地，战俘身上的衣服抵挡不住严寒，死掉的人身上的衣服立即被人扒走。死尸不需要埋掉，而是整整齐齐的堆放起来，成为烧锅炉用的“柴火”。所有人都很害怕，哪怕手脚上满是冻疮，也要极力让自己活下来，谁也不想成为“柴火”。
起初，劳改营保留着原关东军的指挥系统，军曹以上的军官不必劳动，整日坐在暖和的小屋里指挥大家干活，他们耀武扬威，仍认为自己是日本帝国的军官，面对苏联人，却点头哈腰，一副小人相。转过年来，苏军取消了原关东军的指挥系统，这些耀武扬威的家伙也必须要干活才行，他们要求士兵们替他们干活，开始大伙敢怒不敢言，帮他忙把苏军要求的工作干完，但慢慢的没人再怕他们，再命令干活就揍他们。
战俘营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德国人、波兰人、朝鲜人等等，平日大家在一起当苦力，一起伐木、淘沙、开垦荒地，但不允许交流，谁敢相互交流，苏军看守上前就打。有时候劳改营进行联欢，大家就可以交流了，尽管彼此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是比比划划之后，大致可以明白对方的意思。
不管哪国的战俘，都期盼着在联欢会上登台，因为那样就可以多得到一口食物，许多根本不会表演的人，也纷纷上台，做出滑稽的动作逗得苏军看守和战俘们开心，这就算表演。下台之后，就可以领到一碗“粥”，说是粥，其实就是用浆糊一样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粗糙的杂质还混合着沙粒，就是这么糟糕的东西，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在劳改营，饥饿困扰着每个人，有时候苏军把吃剩下骨头故意丢过来，数不清的战俘为争夺那块啃得没了肉的骨头而打架，就连昔日最要好的朋友，往往也会拳脚相加。哪怕添一添骨头上的香味，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就这样，我在这里熬了几年。最终得到了可以遣送回国的通知单，而当年跟我一起入伍的伙伴们却都没能回去……
以上为原日本关东军警卫兵小正龙三郎口述录，收录在英文著作《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一书中。小正龙三郎于2011年，接受过日本NHK电视台的最后一次采访后去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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