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被誉为史家典范，不畏强权秉笔直书，被后世誉为“史圣”，近代鲁迅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烧”。
但不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说司马迁接受的教育、个人的偏好，也决定了他在写作时也会有所倾向，不可能保持100%的客观中立，不信请看其他先秦正史上存在过，却被司马迁在史记中抹去的两位帝王。
太康失国时被抹去的帝王
夏启晚年，沉M于声SE犬马之中，导致朝廷混乱，于是在他去世后，随即爆发了诸子争位的内乱，史书上称之为“武观之乱”。最终，在这场内乱中，太康夺取了王位。
但太康继位后，不但没有改善朝政，反而变本加厉，终日田猎无度，贪图享乐，于是东夷有穷氏部族首领后羿，在太康田猎时趁机袭击，并俘虏了太康。随后，后羿废黜太康，并将他流放到了戈地，此后一说扶持了太康弟弟中康继位，一说后羿临朝八年，因为诸侯不服才扶立中康。总之，后羿有没有成为帝王说不清。
后羿有一个叫寒浞的手下，他野心勃勃诡计多端，设计杀死了后羿，自己做起了国君。中康之子“相”，逃到了豫东平原，投靠了夏族分支斟灌氏和斟鄩氏，建都于帝丘（后来卫都，河南濮阳），但寒浞派兵杀死了“相”，而“相”的媳妇有孕在身，从墙洞逃出，逃回娘家有仍氏，生下了少康。后来，少康率领夏族民众，击败了寒浞，恢复了夏朝统治。
不管少康如何中兴夏朝，但在少康恢复夏朝之前，寒浞的确是一个帝王，在位大约二三十年。
以上就是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的历史，前后持续大约40年，《国语》、《楚辞》、《左传》中都有所记载，但在司马迁的《夏本纪》中，除了提到“太康失国”四个字之外，其他的却只字不提。其实，不仅这段历史不提，“太康失国”的背景局势也没有提及。
大禹时期，至少有两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即夏族与东夷。大禹去世之前，原本准备禅让给代表东夷势力的伯益，后来伯益在与夏启争夺盟主位置中失败。夏族发生内乱之后，实力大幅度减弱，于是以后羿为代表的东夷势力，趁机夺取了盟主位置，后来寒浞杀死后羿，属于东夷内部矛盾。因此，后羿、寒浞“祸乱”夏朝，实际上是伯益与夏启争权的延续。
《左传》、《国语》的记载还算清晰，这两本书也是《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因此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那么为何他没有将之载入史册呢？原因很简单，司马迁认为太康、中康、相、少康是正统，夏族是正统统治者，东夷的后羿、寒浞属于叛乱者，因此不予记载。在此之前，记载伯益与夏启争权时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也掩盖了伯益的身份与争权失败的原因。
西周灭亡后被抹去的帝王
关于西周灭亡的原因，《史记》说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但战国竹简清华简显示，当时周幽王想要废嫡立庶，废掉太子姬宜臼，另立褒姒之子姬伯服，于是姬宜臼投奔外公申侯，《竹书纪年》中说姬宜臼在此自称“天王”，周幽王就派兵攻打申国。最终，申国勾结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周幽王与姬伯服。
周幽王去世后，《史记》说是姬宜臼立即继位，第二年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出兵护送迁都洛阳，史称“平王东迁”，由此开启了东周历史。但《左传》、《国语》却还记载了一个叫“周携王”的周天子，当时属于周朝“二王并立”的时代。
当时，少数几个诸侯支持姬宜臼继承王位，但还有不少诸侯与大臣支持周幽王弟弟余臣为王，将他视为正统天子，史称“周携王”。周平王与周携王并存了21年，后来晋文侯将周携王杀死，大约九年后将还在申国的姬宜臼带到镐京，又过了周平王三年东迁洛阳。其中，清华简系年中说，晋文侯杀死周携王后“周亡王九年”，周朝9年没有天子，说明清华简的主人认为周携王是正统。
《左传》《国语》尽管对周携王的记载不太好，将他视为“间命”，内容也不太多，但从先秦史料来看，周携王是客观存在的，司马迁没有道理完全忽略周携王。
尤为重要的是，姬宜臼存在勾结外敌、弑父弑君的嫌疑，按理说不太可能得到普遍认可，那么他为何能够继位？后来二王并立中，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又为何突然支持姬宜臼？显然用“道义”两个字难以解释，结合当时这三国领土大幅度扩张，且很多属于周王室的领地，就不难理解姬宜臼是出卖国家利益才得到了这三大诸侯的支持。因此，“二王并立”才是符合当时的逻辑，作为当时顶尖史学家，司马迁对这段重大历史应该有所明辨。但事实上，司马迁无视“二王并立”的历史，完全忽略了周携王。
司马迁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他的“嫡长子继承制”的正统观，不承认周携王的正统地位，所以直接不予记载。在此之前，西周周懿王去世后，继任者是他弟弟周孝王，一个违背继承祖制却差点中兴了西周的明主，但司马迁好似刻意回避，对他描述只有“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一句话，对于周孝王的文治武功丝毫没有提及，如果不是《竹书纪年》等记载，后人也不知道周孝王的雄才大略。
由于司马迁根据自己喜好抹去了周携王，导致当时的历史逻辑出现问题，幸好先秦史料与清华简互相印证，让这一段历史得以真相大白，就让人更能理解为何东周开始郑庄公（郑武公之子）就敢于叫板周平王、周桓王了，原因就在于周平王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节草又出卖宗室利益，没有威信可言，所以诸侯愈发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
可见，司马迁在著史时，是根据思想倾向有所选择的，并非班固评价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只是后人将之捧上了神坛，让史记成为不可质疑的权威。
但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得非常清楚：“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自然内容上会有所选择，要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了，忽略寒浞、周携王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