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解放军大举进军西南各省，四川此时是国军残余部队聚集地。看到蒋政权前途暗淡，为了能够获得好的前程及待遇，不少国军将领选择不战而降，直接率领手下部队向二野、一野大军起义投诚。这其中就包括国民党中将，第7兵团（并非黄百韬兵团，重建）司令官裴昌会。
在西南战役时的一众起义大佬中，裴昌会的请况相对特殊。此人是山东潍坊人，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集团的重要将领，1947年胡宗南24万大军入侵军委所在地延安，麾下主要战将里面就有裴昌会。当时国军气焰嚣张，延安被占后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全国上下都对战争形势产生了误解，认为我军已经处在绝对劣势。尽管事先得到胡宗南进犯线报的我军中央机关及时转移，但这件事请的影响十分恶劣，也令裴昌会在后期起义前后背上了不小的心理包袱，担心会被秋后算账。
但由于胡宗南集团撤入四川的过程中，我方地下人员就与裴昌会取得了联系，时局变化加上我方的诚意，令裴昌会中将深深动摇。但是我军表示此时尚不是起义良机，要在大军攻入西南后，裴昌会再率部里应外合，达成理想的起义结果。因此裴昌会暂时没有采取行动，而是在西南战役打响后的1949年12月23日，率领手下的7万大军（起义时兵团辖17军、38军、76军、98军、119军等部队）在四川德阳毅然发动起义。
裴昌会第7兵团的起义，受到了军委的肯定和表扬。但此时裴昌会仍然放心不下，觉得2年前入侵军委所在地，是很重的罪过，一直希望有机会向主席道歉。终于在半年后的1950年6月，裴昌会将军得到了主席在北京的单独接见。裴昌会先是对主席关心的原国军起义部队请况做了说明，并详细介绍了官兵的改编进程。然后裴昌会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向主席主动认错：“1947年我在反动阵营，曾经追随胡宗南等人进攻延安，犯下了大错，为此还殃及了陕北十多个县的百姓，我一直追悔莫及，不知道主席今后能否让我将功折罪！”
主席听后，坦然一笑：“你没有罪哟，在陕北时还修了桥、铺了公路，这些事我都知道，你还是对陕北百姓做了好事的嘛！”听主席这样讲，裴昌会心中顿时烟消云散，完全放下了思想负担。主席对其所言，是指裴昌会带兵修整延安城门外道路、架设滚水桥的事。临别前，主席还赠书勉励裴昌会，让其不要再有不必要的顾虑，放开手投入新中国建设。后来裴昌会把全部经力用在了西南地区建设上，担任过四川、重庆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直到1992年去世前，还在为两岸统一奔走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