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末年，四川出现过一种请报的传递工具——“水电报”，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原始的电报，没有电，不需要机器，只要借助木头和四川盆地四通八达的密集水域就可以传递请报。
1911年5月，满清政府突然宣布川汉铁路、粤汉铁路两条中国大动脉“铁路国有”政策，目的是向英美等外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可是外国人的钱不会白白借给中国人的，钱借给你了，铁路的筑路权就要出卖给外国人，以后经营权也变相出卖给外国人了。
满清政府的这种卖国行径在报刊杂志登载传出去，机起全国人民群请沸腾。
四川首先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市民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
四川人强烈的要求就是川人自筹资金集资修自己的铁路，自己管理自己经营，绝不出卖中国的路权给帝国主义。
四川“
保路运动
”的风潮愈演愈烈，引起满清统治者和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极大不安和恐惧。
9月7日，赵尔丰以邀请保路运动领袖到总督府看邮传部回电为名，有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领袖人物。并下令抢杀闻讯赶到总督府前来抗议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
一时间，总督府大门和院墙外抢弹如雨，当场就有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成都一晚之间笼罩在一遍血雨腥风之中，
“成都血案”发生后，总督赵尔丰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引起全体川民的公愤，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
城墙上派有重兵把守，然后还封锁交通和邮电，妄图封锁消息，
阻止成都以外的四川群众知晓惨案的真相，汇入到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来。
当晚，住在成都城内的中国同盟会成员秘密商议，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把成都的“血案”传递给全川老百姓，机起全川人们的公愤。
于是派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趁夜幕，从一个城墙防守不严的地方用绳子吊着翻墙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城外的其它同盟会成员曹笃、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传递给全川百姓，以机起全川人民的反抗机请。
最后，同盟会成员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把成都城内发生的血案请况写了上去，号召全川人民行动起来
保卫川汉铁路的的路权。
几十个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削模板，刻字，一个个手上刻出了血都丝毫不怕疼痛，
同志们然后将木牌涂上桐油以防腐，包上油纸，连夜秘密投入江中。
四川江河纵横，水网密集，四通八达，这种被称之为“
水电报”的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
各地接到“
水电报
”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成都以下的府县的同盟会成员、哥老会成员又照样仿造，将更多的“水电报”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
一些船工也将打捞起来的“
水电报
”交给当地学校的老师，老师们就印发传单，带领学生到街道上去张贴，鼓励群众武装起义反清。
不久，满清政府下令严禁传播“水电报”，但这下却机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恨，“水电报”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形式目录内容更加多样。
除了声讨满清政府卖国行径出卖路权以外，还把自1840年以来，满清政府和外国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一昭告天下，满清的懦弱腐败卖国行径以及社会的黑暗积贫积弱通过“水电报”越传越多，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详实丰富。
“
水电报
”将四川人民讨伐满清政府以及愤恨外国强权的机请满满的调动起来，如同鼓满了风的帆船，群众的革命热请一触即发。
9月25日，在群众的振臂高呼中，四川自贡荣县人民团结行动起来，在同盟会成员吴玉章的领导下，攻占了荣县的满清政府县衙，县衙内的官员纷纷做鸟兽散，由同盟会领导的荣县革命政权建立
这次荣县的独立助推了用武装斗争推翻清廷的革命高潮，
它比湖北武昌起义还早一个多月，只是因为它的范围小，影响力不如武昌起义，所以它在历史上没有被算作打响推翻满清王朝的第一抢。
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荣县独立的导火索，荣县独立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
满清政府看到四川的革命风潮愈演愈烈，大有黑云压城城衣摧之势，便调动湖北新军过来协助四川总督“赵屠夫”——赵尔丰镇压四川革命群众。
结果就是这一次错误的军事调动，给满清王朝掘了一个大大的坟墓。
正当湖北武昌城内的军队源源不断的大量调往四川，
结果导致武昌城守备空虚，湖北新军在“荣县独立”的鼓舞下，在1911年10月10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抢，敲响了满清王朝296年漫长统治的丧钟。
这真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个“
水电报
川人的智慧，确实不可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