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每个军的规模比四野小很多，一共也只有两个兵团，基本不存在低授的请况。当然了，特例还是有的，一野还是有两位将领的军衔低授了，他们说阎揆要、廖汉生。
阎揆要作为一野的参谋长，又是1926年即入党的老革命，按理说起码得是个上将军衔。但他为何仅仅授予中将呢？因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弄错了！在评定军衔时，组织上将阎揆要的入党时间算成了1936年，阎揆要是1936年参加红军不假，但他早在十年前就秘密入党了，主要搞兵运工作，属于地下工作者，所以身份一直未公开。
当时信息也不发达，这就造成了这个错误。后来虽然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被纠正，但军衔已经改不了了。
另一位是廖汉生，廖汉生本来是要授上将军衔的，但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这个人就是贺老总。贺老总与廖汉生发妻的舅父，廖汉生的父亲也给贺老总做过幕僚，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但越是关系近，贺老总越要避嫌，于是他主动申请廖汉生只授中将军衔。
廖汉生是湘西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授上将的话，就需要另选一位上将人选，这个人选最终定了贺炳炎。确实，按照资历也就只能说贺炳炎了。贺炳炎当时的级别只是准兵团级，授上将，属于高授了。
二野低授的将领主要有两位：王近山、尹先炳。王近山实际上也不算授得太低，他的级别是副兵团级，战功也非常厉害，但副兵团级将领大部分都是授中将的。当然，战功特别突出的会授上将，比如说韩先楚、刘震、李天佑等人，都是副兵团级授上将。
王近山战功当然也十分突出，但是与韩先楚等人比起来还是差了点，而战功比王近山还要强，资历差不多的陶勇也只是中将，所以，王近山授中将请理上是低了，却符合授衔的原则。
尹先炳是16军首任军长，做过八路军旅长，解放战争时期又是16军军长，从级别上来说，应该授中将。但他在抗美援朝时犯了个人作风方面的错误，最终被低授为大校军衔，确实太低了。但是没办法，毕竟犯了错误嘛。
三野低授的主要是张震、陶勇、王必成三位。张震是副兵团级将领，又是三野的参谋长，确实够得上上将军衔。但是，授上将有一个硬新指标：红军时期做到正师级。张震在红军时期只是团级，差距有点大。
当然了，三野的上将韦国清红军时期也是团级，韦国清这个请况有点特殊，他是上将中，在红军时期级别最低的。
王必成也是这么请况，王必成红军时期骁勇善战，战功不凡，但级别却稍显低了点，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资历，只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副师长，如果做到正师的话，他授上将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功实在太过突出了。但因为红军时期资历偏低，最终只授了中将。
陶勇将军52年被评定为副兵团级，他的战功是我军纵队司令中最强的，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四纵（23军）歼敌20万人，令世界侧目。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最高职务只是23军军长，直到1950年才升到副兵团级，这个级别与上将还是有点差距的，最终授中将，也算合理。
四野低授的请况不多，但还是有几位的，他们是：贺晋年、段苏权、钟伟。贺晋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西北红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四野的兵团副司令员，这是中将打底，上将也够格的资历，但是授衔时只是少将，显然是低授了。当然他的弟弟贺吉祥也授了少将，按照贺吉祥的资历来说，是不够少将级别的，这也算对贺晋年的一个补偿。
段苏权曾经在红军时期离队两年，这是他低授的原因，按他的资历，够得上中将了。钟伟确实授低了，因为他部下的师长温玉成都是中将，他却只是少将，至于他低授的原因嘛，主要是四野南下时在青树坪的败仗，这个对他的授衔是最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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