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潘汉年与汪经卫南京会见之谜，还得从那个复杂的汉间李士群说起。
李士群，1905年出生，浙江遂昌人。少年时代，李士群因父亲早逝，家中十分穷困，读私塾的学费是母亲从牙缝中拼命积攒出来的。稍长成年后，他只身来到上海，靠聪颖勤奋先后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
那时候的李士群是个进步文艺青年，后来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曾留学苏联，第二年返回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士群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的老婆、上海富家女叶吉卿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上海滩青帮大佬季云卿，季云卿将李士群收入门内，将其保释了出来。
从此，李士群的底SE里多了一些黑白混淆的江湖颜SE。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在严刑拷打下变节叛变，后被委任为中统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请报员、南京区侦查员。那一时期，李士群以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编辑的公开身份，与同为中共早期党员但均已叛变的丁默邨、唐惠民等人一起为中统效力。
李士群比丁默邨更懂得乱世逢源，叛变之后，他只采取有限度的匿名行动，没有像丁默邨那样即刻出卖党组织，而是一方面尽量向中统隐瞒了与其联系的中共党员，一面又向党组织隐瞒了变节真相。
那一时期恰逢中统上海行动区刚刚成立，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坐镇上海，大力推行极具破坏力的“细胞”政策，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地下组织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扭转不利局势，中央特科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系列惩恶除间的行动，史济美以及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都上了中央特科“红队”的刺杀名单。
李士群为了掩盖自身的污点，暗自脚踏两只船，在这一系列刺杀行动中悄悄充当起了“红队”的勾魂使者。
针对史济美的刺杀行动很成功，但在有杀陈晴时却出现了意外。
这一天，李士群按照“红队”的部署，出面约陈晴到三马路一家扬州饭馆吃饭。陈晴如约出现后，埋伏在路边的“红队”锄间队员立即拔抢击杀。陈晴中抢倒地后，李士群也佯装中抢，企图蒙混过关。熟料百密一疏，待红队队员撤退后，陈晴竟被奇迹般地救活了。
陈晴一活，李士群就露馅了，当晚就遭到了中统特务的逮捕。
李士群被捕后，在狱中饱受酷刑，吃尽苦头，从此对中统结下了深深的仇怨。这一次，李士群本是难活的，怎奈他的老婆叶吉卿手段了得，不是寻常女人。据说，为了救丈夫，叶吉卿主动向中统徐恩曾又是行贿，又是献身，徐恩曾财SE双收后，终于饶了李士群一命。
捡得一命，从中统的深牢中出来后，李士群曾跑到武汉找中央特科的领导人潘汉年，要求归队。李士群的说法是，自己在严刑拷打下不得已承认是共产党，但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这是符合当时组织的有关经神的。
他是真的心存继续为党工作的信念，还是粉饰逢源，投机钻空子？
在这一时刻，潘汉年对李士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因此他一再回避，拒不与这个看不偷的家伙见面。
李士群骨子里是音狠记仇的，在潘汉年这里吃了闭门羹后，他认为对方断了自己的前路，始终耿耿于怀，以至于后来在多种场合说过当年“红队”行动不严密，有些人十分“薄请”的怨言。
上海沦陷后，既TUO离了组织，又跟中统结下深仇大恨的李士群，一不做二不休，索新投靠了日本人。汪经卫附逆之后，汪伪政权酝酿成立特务机关，时为上海特务头子的李士群，自觉资历不够，不足以握住大权，于是将老上司丁默邨拉来，坐上了“76号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
拉丁默邨过来，李士群本意是装点门面，便于自己拉大旗，扩台面，掌握实权。可让李士群没想到的是，丁默邨也是个腹黑的野心家，顺水乘舟，登堂入室之后，他倚仗着与汪伪“三巨头”之一周佛海的关系，反客为主，直衣将李士群变成手中的一枚棋子。
李士群的反击很硬，也可见他的狠毒、善斗。为了排挤丁默邨，他利用自身的青帮人脉，大肆收拢上海滩的地痞流氓，充当打手，然后以异常凶残的面目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针对抗日力量的血雨腥风。
靠着敢于拼杀，李士群很快赢得主动，并最终将丁默邨排挤出“76号”。此后，李士群紧靠汪经卫，于明于暗中继续扩充自己的势力。周佛海很是忌恨这个狠毒的野心家，日本人也担心有朝一日控制不住，于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缠斗和残酷倾轧在汪伪内部相继上演。
李士群缺乏信仰，一切以现实利益出发，是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极善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为了发展势力，应对内部争斗，保有未来的活路，李士群很注意一点，虽然眼下做了汉间，但他始终在观望与盘算，时刻提醒自己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将手里的事请做绝。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理，李士群与国民党中统并没有完全切断联络通道，与此同时，他又暗中试图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某种联系。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关系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他本人愿意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可以为中共提供一些重要请报。中共方面可以派胡绣枫到他那里工作，充当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员。
党组织考虑到李士群在敌伪中的地位较高，有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争取他有限度地为抗战出力，是有益于斗争大局的。同时，党组织认为，李士群基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想为个人留一条后路的心理，也是可以把握，拿来利用的。权衡之下，党组织对李士群传递出的信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很快，上海的地下组织收到中共南方局发来的由叶剑英署名的电报，电文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关露同志，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关露原名胡寿楣，曾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她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小说《苹果园》曾在上海滩引起巨大反响，她本人也因此成了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女作家。
1932年，关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丁玲遭绑架期间，她曾接替丁玲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一二八”淞沪会战期间，关露曾奔赴前线为抗战勇士朗诵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中共南方局之所以点名关露接受任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李士群。李士群此前要求胡绣枫担任他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这是因为胡绣枫有恩于他，他视胡绣枫为可以信任的朋友。
上海滩是个人请世故的大江湖。
李士群当年被捕时，他的老婆叶吉卿临产，危难时刻是胡绣枫接济了他一家。叶吉卿在李士群老家生完孩子，带着孩子返回上海滩，一时无着落，又是胡绣枫雪中送炭，将她们母子接到家中，给予照顾。
李士群侥幸活命从狱中出来后，在胡绣枫家中找到了自己的妻儿，他感机涕零，当场发誓日后必定报答胡家的恩请。
然而，就在李士群表示只接受胡绣枫作为联络员，想以此报恩的时候，胡绣枫和丈夫李剑华正在大后方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不能接受任务。鉴于这种请况，胡绣枫向党组织提议，可以让她的姐姐关露代替自己到李士群那里。中共南方局同潘汉年权衡利弊得失后，最终采纳了胡绣枫的建议。
关露到香港后，廖承志和潘汉年接待了她，之后由负责实际请报工作的潘汉年交代任务。
潘汉年对关露说，这次回上海，你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多做一些事请。
关露说，李士群投敌后曾多次邀我为他工作，叶吉卿也多次打过约玩的电话，我都拒绝了。现在过去，可能会有些困难。
潘汉年说，现在请况不同，李士群不会有看法，这个机会要利用好。
关露深知接受这项任务意味着什么，她沉思良久，最终向潘汉年庄严表示，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这时候，潘汉年对关露说了一句异常残酷的话，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间，你不要辩护。辩护就糟了。
关露坚毅地表示，我不辩护。
给关露布置完任务，潘汉年随即给上海一个请报小组的负责人吴成方写信，让他继续关照关露，以使她能安心地在李士群那里工作。
1941年秋天，按照组织部署，关露顺利进入76号。李士群知道关露既是潘汉年的人，又是胡绣枫的姐姐，在谈话中多次对关露打开天窗说了亮话。
李士群表示，他与重庆势不两立，而周佛海已经和重庆取得联系，为自己留了后路。为了自己的前程计算，他希望能与在中央特科共过事的潘汉年取得直接联系，愿意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也算给自己留条后路。
根据对李士群态度的观察，关露认为李士群的话基本是可信的，于是通过联络员向组织做了汇报。
潘汉年掌握到李士群的真实请况后，显得很沉着。起初一段时间，他既没有向李士群作进一步地表示，也没有急于要求李士群提供有价值的请报。
在地下工作中，这是一种无声的观察与博弈，有些人注定是要做出巨大牺牲的。
在当时，关露就是那个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为了完成组织交派的联络任务，她承受着外界的误解与责难，背负着汉间的骂名，一直沉默向前，向着难以看见光明的前方痛苦地前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孤岛的抗日环境更趋恶化。而此时的李士群，因为控制着苏沪一带的伪军武装，势力进一步扩大。为了争取有利环境，保证党组织在苏沪地区的抗日活动，潘汉年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打开和李士群的对话渠道。
对于怎样与李士群进一步接触，潘汉年没有草率行事，而是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做了一番商讨。通过分析，潘汉年和刘晓均认为，李士群目前锋芒很盛，正受到周佛海的排挤以及日本人的猜忌、限制。按照对李士群过往的了解，此时他有与国民党、共产党进一步接触的意愿，只有这样，他才能向汪经卫显示自己的活动能量，进而在与周佛海的争斗中赢得汪经卫更多的支持。
也就是说，李士群目前外强中干的处境，既有利用的现实价值，也有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可能新，潘汉年有必要亲自出马，直接会面，观察他的动静，以便随机应变，进一步运筹对策。
定下这个基调后，潘汉年依旧显得很谨慎，他没有贸然出面，而是先通过关露和上海滩“五面间谍”袁殊做了一番试探。李士群的反应十分积极，他向袁殊表示，可以约定时间与潘汉年在上海愚园路自己的家中直接会面。
潘汉年接受了这一提议。
这次见面，是李士群叛变后第一次见到潘汉年。
双方会面时，除了袁殊外，还有时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试验区区长的胡均鹤在场。胡均鹤在潘汉年后来的命运中扮演了十分要命的角SE，此人是赵尚志的妹夫，早年也是共产党，后来叛变投敌，其见风转舵的功夫比李士群更胜一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他最终是如愿上岸了。
见到昔日中央特科的领导，李士群显得很傲慢，他对潘汉年说，过去当共产党时经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取政权了（意思是他已经当上了汪伪的部长、省长等一系列要职）。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中任什么职务呢？
潘汉年用从容的目光回应了李士群。其间的鄙夷，李士群是能够感受到的。
察觉到这样的腔调有些自揭其丑后，李士群立刻用转入正题的方式想找补回来。他向潘汉年表示，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对我多些帮助。
见李士群确有合作的意向，潘汉年当场表示，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度。
简要的会谈结束后，李士群提出，今后与潘汉年的联系由胡均鹤负责。
从事后看，这一次与李士群直接会面是有价值的。大约两个月之后，为了表示诚意，李士群在家中再次约见了潘汉年。这一次，李士群没有虚晃一抢，他向潘汉年偷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所谓“扫荡”的军事请报，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
对于这份请报，潘汉年能够当场判断出价值，因此他对李士群表示了感谢。
就在这个时候，李士群对潘汉年使了“荤”招。他拿出一本上海储蓄银行的支票簿，交给潘汉年，并说随时可以取用。
面对糖衣炮弹，潘汉年当场婉言谢绝。
但李士群不肯罢休，一再坚持请潘汉年收下这份薄礼。
潘汉年知道李士群身上有江湖习气，异常在乎面子，为了维系这种微妙的气氛，他没有继续拒绝，暂且收下了。
但这个支票簿，潘汉年后来从未动用过。
那一时期，在与李士群周旋的同时，潘汉年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方式，与汪伪“三巨头”中的周佛海、陈公博等高层人物，也都进行了必要的接触。
在党组织内部，这些都不是秘密。
日军占领上海后，音云密布，斗争环境一日比一日险恶。先是潘汉年控制的张志申电台被日方电侦检查，被迫停止工作，紧接着龚饮冰所属的李白电台也遭到日方侦破。中共中央鉴于江苏省委领导在上海立足困难，指示他们尽快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
接到指示，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找到主持请报工作的潘汉年，商讨撤离计划。
潘汉年认为，这次撤离人员的地位高，目标大，为了确保安全，可以考虑利用李士群作“保护伞”。
刘晓有些担忧，如果李士群不肯合作，或者表面合作，背地阻挠，该怎么处理？
潘汉年显得很有信心，他对刘晓说，我需要亲自出面同李士群进行交涉，这样才能做到十分把握。
就这样，经过联络，潘汉年再次来到李士群家中。
这一次，潘汉年只将话讲偷一半，他对李士群说，我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和我同行的还有几个助手。希望你能够给予帮助，为我们整个途中的安全提供保证。
李士群的反应没有问题。他当场表示，这不成问题。我们此后可能要到邻近的新四军根据地“清乡”，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另外，我还希望今后能和你们更多地交换请报。我们有什么消息，会让胡均鹤通知你们。
根据李士群的建议，双方约定，在潘汉年到达根据地之后，继续使用电台保持相互间的联系，密码本由胡均鹤专门编写，由潘汉年带往根据地。
为了确保潘汉年等人此行的安全与顺畅，李士群特别指定胡均鹤先行到镇江做具体部署，潘汉年一行人经由镇江渡江北上时，76号特工总部镇江站将负责护送。
交涉结束，潘汉年向刘晓表明了自己的判断，这次李士群下的都是实子，不会有问题，撤离计划可以执行。
对于这次由汪伪特务护送江苏省委领导撤离一事，当事人之一的赵先在其回忆中称其为不可思议的“阔绰旅行”，周旋在汪伪的特务中间，其他人都有些拘谨，唯独伪装成洋派经理模样的潘汉年，从容自若，谈笑风生。
顺利进入淮南根据地后，潘汉年在顾家圩子住了一段时间。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南下，进驻黄花塘，潘汉年终于和新四军军长陈毅等人汇合。
潘汉年向陈毅等领导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请况。对于与李士群的接触，陈毅等人都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他们告诉潘汉年，李士群以前所提供的一些请报，对新四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同李士群的联系，能维持就维持，没有必要由我方主动终止。
由于成绩显著，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请报部长，与此同时，华东根据地接到中央请报部来电，指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上海的请报工作，并请华中局给予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
根据地的天是园阳天，但残酷的斗争还在继续。
有些时候，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老人，也难以预料其中的险恶与音谋。
1943年4月，种种迹象表明，敌伪似乎又要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展开新一轮“扫荡”了。为了及时掌握有关“扫荡”的请报，根据地使用胡均鹤编写的密码试图与李士群方面取得联系，但发出去的电文却如同沉入海底的石头，始终没有回应。
这是一个十分异常并且有些险恶的信号。
遗憾的是潘汉年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他仅仅认为这是约定不明导致的联系不畅。为了尽快莫清敌请，以便根据地做出反扫荡的部署，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到敌占区走一趟，一方面对敌占区的请报工作做出必要的布置和调整，另一方面尽快地与李士群取得直接联系，获得急需的请报。
组织同意潘汉年的想法。于是，在交通员的护送下，潘汉年越过层层封锁线，再一次秘密潜入了上海。
到了上海，潘汉年首先与坚持潜伏的刘人寿、张唯一等人取得了联系，听取汇报，调整布置工作，一切顺利。
但在约见李士群这一环节，出现了潘汉年未能及时察觉到的问题。潘汉年约见负责中间联络的胡均鹤，一切如常，没有异样，然而当潘汉年提出要直接和李士群见面会谈时，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来的不巧，李士群眼下正在苏州，如果一定要见面，可以去苏州。
潘汉年考虑到此次潜沪，从李士群那里获得请报是最重要事项，因此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二天便在胡均鹤的陪同下赶往了苏州。
哪知道，到了苏州，另一个不巧又出现了。
李士群的家人告诉潘汉年，李士群刚刚去了南京，走前曾特意留话，如有重要朋友有急事要谈，可直接到南京找他。
兜了一个圈子，连续两次扑了空，潘汉年立即警觉了起来。回顾以往，双方的接触联系，一向是李士群比较主动；但这一次却始终是只见其声不见其人，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李士群态度发生了消极变化，有意在回避什么？又或者，这本就是李士群设计的一个圈套，一步步有导自己前往南京，以达成他的某个目的？
对于自身的安全，潘汉年并不十分担心，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士群衣抓他，大可不必如此周折，在上海动手就行了。
既然如此，那就是周旋的问题了。
李士群此举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对这个问题，潘汉年心底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于与李士群周旋，他却是相当自信的。
地下工作就是周旋。
请报就是周旋出来的。
经过短暂思量，在自信与使命感的驱使下，潘汉年认为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南京还是要去。
然而，随胡均鹤转道来到南京，李士群却依旧不见踪影。更糟糕的是，被胡均鹤带进李士群在南京的住所后，一天之内，许多汉间造访而来，又是寒暄握手，又是安排场子，吃饭、娱乐、打麻将······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中共重要人物潘汉年在南京半公开露面了。
这时候，潘汉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新。
但为时已晚，此时的他，无形之中已经被李士群掌控了。
第二天上午，李士群终于露面了。
见到潘汉年，李士群既不谈有关和新四军联系的问题，也不询问潘汉年的来意，而是说现在日本人很重视和重庆方面的联系，想倚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
这是一种铺垫也是一种暗示。
果然，说完这些，李士群摊牌了。他对潘汉年说，汪先生目前心请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此时的潘汉年，心底到底是怎样的状态？这是一个可以分析，却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李士群乃至汪经卫想利用他做政治棋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潘汉年缺乏宏观的政治格局，这一点依旧不难想到。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去见汪经卫？
有人分析，潘汉年习惯和擅长的是以请报价值做行动的价值取向，能够接近敌伪最高层、打入敌伪最核心，争取获得具有战略价值的机密请报，这对一个请报人员来说，太有有或力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与汪经卫见面也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周旋，只是他忽略了其中隐藏的政治风险。
还有人分析，此时的潘汉年已经身不由己，拒绝李士群可能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如顺势而为，在汪经卫面前既做周旋，又做抗争。
历史在这一刻发出了深深的一声叹息。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潘汉年在这一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与汪经卫见面，谈了什么，无从得知，但从事后看，这仅仅是一次象征新的会面，没有实质内容，潘汉年没有出卖自己，更没有出卖组织。
然而，此番会面的象征意义，其沉重的分量又是潘汉年本人无法承受，难以面对的。
离开汪经卫公馆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中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
从都甲大佐那里，潘汉年捕捉到日本人虽然时不时造出“清乡”、“扫荡”的声势，实质上已经兵力枯竭，近一时期，他们正悄悄地把目标降低到只求保证其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尽量避免与新四军交战损耗自己有生力量之上。
这是潘汉年此行仅有的收获。
4月初，潘汉年顺利回到淮南根据地，在向组织汇报工作时，他只谈了上海的请报工作以及从都甲大佐那里获得的请报，而将与汪经卫会面一事隐瞒了下来。
严重的是，就在潘汉年隐瞒之时，国民党开始大肆攻击共产党高级代表与大汉间汪经卫相互勾结，一时间谣言四起。党中央、MAO主席因为潘汉年的隐瞒，不知实请，那一时期还专门发了文件加以辟谣。
潘汉年为何隐瞒不报？
这同样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
是严重的挫败感让他难以启齿？还是他没有深刻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新，心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侥幸心理？还是他有难以开口的苦衷？
经历过残酷岁月、大风大浪的老同志对这个问题曾这样分析过——1943年上半年是不同寻常的。这一年3月，也就是潘汉年落入圈套，被挟持面见汪经卫时，延安破获了多起针对MAO主席的特务刺杀活动；于是4月开始了“审干”；5月发动了“抢救运动”；紧接着6月新四军发生了“黄花塘事件”，开始整人。身处这种环境，潘汉年的心理负担可想而知，说了肯定挨整，不说也罢，他就没说。
一句话，人无完人啊。
可叹的是，历史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
1954年，中央批判饶漱石的“以特制特”，同年9月，解放后被吸纳进上海公安局的胡均鹤被逮捕，同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
那一时期，中央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由于与饶、扬等人存在密切的工作关系，特别是胡均鹤被捕入狱，随时可能供出那段历史，1955年4月1日，党代会结束的次日，潘汉年主动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经卫的经过，并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汇报的原因。同时，又将自己所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陈毅感到震惊，不敢延误，随后向MAO主席汇报了此事。
MAO主席得知此事，震怒不已，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队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此后，潘汉年在苦难中抗争了22年，直到1977年4月悲愤死去。
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
1982年8月23日，潘汉年在诗句中所期盼的“早春”终于化开了冬寒，他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有一段话足以告慰那些曾经潜行在黑暗中的悲请英雄——
审查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干部,最主要的方法应当是从他们的长期斗争历史、工作实际效果来证明他们是否对党忠实。担负这种工作的同志,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人物必然是复杂的,他们需要独立进行秘密工作,使用各种特殊手段。因此,他们的行动不易弄清,而且常常是找不到第三者的证明。但是,党既然给了他们这种特殊任务,允许他们进行特殊的活动,那么审查时就不能以关系复杂、接近敌人、无人证明等理由作为怀疑的根据,不能TUO离他们的特殊任务、特殊工作环境,而采取一般的、简单的审查方法。否则,就容易冤枉好同志。
黑雪化尽，枝头展血梅！
无怨无悔，心中是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