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一位红军军长带领部队转移。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发的夫人陈慧清，在1934年时就怀有身孕。陈慧清虽然身体不适，但仍在长征队伍中，没有掉队。
1935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部队对我军穷追不舍，红军在急忙赶路躲避追击的时候，陈慧清的肚子有了反应，即将临盆。部队的医疗条件较差，没有任何接生工具。部队中的女同志自发前来帮忙，搭起了一个简陋的产房。
图|陈慧清（右一）
眼看着后面的敌人越来越近，陈慧清却遭遇难产，孩子迟迟没有出来。大批敌人包围了过来，我军多停留一秒，就意味着会有更大的牺牲。军长咬牙对战士们说道：“我们必须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战士们没有后退一步，坚守了整整两个小时。红军战士们前仆后继在前方抵抗，终于婴儿的啼哭声传来，母子平安。
全军奋力冲出包围后，有人问军长：“我们为了一个孩子，损失了不少兄弟，这一战值得吗？”军长说道：“我们现在打的仗，不就是为了他们吗？”
那名军长的名字叫董振堂，MAO主席称他为“坚决革命的同志”。1937年1月，董振堂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高台，最终牺牲，年仅42岁。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墙上示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所踪。
董振堂家人知道后痛不衣生，长子董光楹深受其影响，毅然加入游击队抗日，继承父亲的遗志。最后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次子董用威寻找父亲头颅十几年，只要是关于长征烈士的消息传来，他都会格外关注。
2015年，董用威终于知道了父亲头颅的下落，经过多方考证，父亲的头颅在青海省西宁市。此时的董用威已经91岁了，总算是可以安心了。
在后人的记忆里，董振堂就像是一棵不凋谢的青松，永远那么年轻。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我们美好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青松”的经历。
南征北战，乱世出英雄
1895年，董振堂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家中贫寒，家人以务农为生。1907年，董振堂12岁，旧社会的黑暗让这位少年十分厌恶，决心想要改变国家的命运。董振堂立志读书，长大后从政。
图|董振堂
董振堂进入了当地曹庄小学读书，与十几名8岁左右的小少爷们一起接受启蒙教育。董振堂的粗布棉衣，在一群身着锦缎的小少爷们中格格不入。小少爷也都非常喜欢捉弄憨厚老实的董振堂，董振堂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和恶作剧。
董振堂一直没有反抗，把经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他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校长曾经在他的试卷上写下“鹤立机群”的评语，以此鼓励他。1921年，董振堂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董振堂寒窗苦读多年，国内兵荒马乱，军阀内部的官僚主义极重。董振堂对腐朽的军阀十分厌恶，但是军阀当道，毕业后的董振堂并没有过多的选择。
董振堂不想惶惶度日，两害取其轻，他选择来到了纪律严明的11师。11师是冯玉祥的部队，他是出了名的严肃公正。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校毕业生不能直接升为正式军官，而是实习6个月，成绩合格，等到部队有“缺额”的时候，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在“实习”期间，董振堂兢兢业业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由于部队严苛的军纪，不少同学想要退出实习。董振堂反而觉得，部队严明是一件好事，多次劝阻同学不要退出。董振堂之所以能坚持下去，而且乐此不疲的原因是他心底救国救民的愿望。
董振堂优秀的表现让上级十分满意，决定把他升为师部参谋官。这个职位虽然比较高，但是董振堂觉得是一个文职，很少上战场打仗。
于是，他主动提出放弃这个轻松又体面的职位，表明想要去一线。人人都争着的职位，董振堂竟然嗤之以鼻。这样的人上级也是头一次遇到，于是将他下放到一线学兵团炮兵连的一个排，担任排长。
图|冯玉祥的部队
董振堂虽然只是一个排长，但是金子总会发光。他为民救国的抱负注定了他这一生，必定是不平凡的。在众多军阀长官中，他能力出众，得到了许多晋升机会。有一次，董振堂在一次实弹演练中，表现出众，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
冯玉祥也有爱才之心，知道董振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破例提拔他为炮兵连连长。之后，董振堂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立下了诸多战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董振堂随冯玉祥出征。
董振堂的炮兵连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振堂被提拔为炮兵营营长。在之后的作战中，董振堂表现出SE，被提拔为工兵团团长。
西北军遭受重挫
冯玉祥受到孙中山革命的感召，决定反戈。他秘密班师回朝来到了北京，推翻了曹锟政府，并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做好一切准备后，冯玉祥给孙中山发电报，请他来主持大局。
冯玉祥为了表明革命的决心，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的深明大义，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推举，在队伍中的董振堂同样振奋。
皇帝制度被推翻了，曹锟政府也被推翻了，这意味着封建主义被铲除了，军阀也没有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等败军并不甘心，他们相聚在一起想要对抗国民军。
1926年，旧军阀重整旗鼓，向石家庄和天津等地区展开了进攻，想要将国民军推下政治舞台。国民军腹背受敌，非常被动。冯玉祥站了出来，与他们谈判。旧军阀狼子野心，坚决不肯退兵。
图|冯玉祥
国民军被迫迎战，同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和张宗昌兵分三路，与国民军在北京决战。由于旧军阀的人数众多，国民军寡不敌众，以失败收场。
在这次大战中，董振堂在冯玉祥部队担任工兵团团长，与苏联顾问和军工人员在战地上提前修建了近百公里的防御工事。与旧军阀对战时，面对强大的敌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伤亡。使得国民党军，在与敌人实力悬殊的请况下，仍能鏖战月余。
国民党军队的惨败让董振堂心请十分沉重，他开始思考国民党为什么会惨败？之后又该怎么办呢？董振堂的疑问很快就得到了解答，随着时局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成了国民革命军，东山再起。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目标是远在武汉的吴佩孚。国民革命军准备充分，北伐的大好形势让远在苏联的冯玉祥受到了鼓舞。
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拾起了信心，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深得民心。孙中山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让冯玉祥敬佩不已，表示了赞同。
董振堂结识刘伯坚
冯玉祥在苏联结识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刘伯坚的劝说下，冯玉祥决定重回中国，带领西北军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8月，冯玉祥与刘伯坚一同回到了中国，来到了西北军中。冯玉祥坚持让刘伯坚留在军中，负责西北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刘伯坚也想让西北军改头换面，戒掉之前的陋习。刘伯坚来到西北军，废除了西北军中的酷刑和军官随意打骂下属和俘虏等旧习新，主张团结一致。西北军在刘伯坚的整治下，上下空前团结，官兵们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贼”等口号。
图|刘伯坚
刘伯坚为西北军的总政治部部长，董振堂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兵，而是西北军第4师12旅旅长。董振堂对刘伯坚改编的军制十分钦佩。
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多次接触到了刘伯坚，二人相见恨晚，一见如故，慢慢地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刘伯坚的共产主义理论洗涤董振堂的灵魂，对董振堂的思想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改编后的国民联军在北伐战争中，势如破竹。国民联军从五原南下，走过炎炎沙漠，翻山越岭从宁夏陕西向甘肃进军。西北军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西北军从惨败到出奇制胜，这种转变，董振堂忍不住思考部队“转败为胜”的原因。
西路军在刘伯坚做好了部队思想工作后，凝聚力增强了不少。董振堂在刘伯坚的介绍下，开始阅读《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等理论著作。
1929年1月，董振堂所在的36师整编为13师，董振堂担任师长一职，中将军衔。这一年他34岁。
日军侵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董振堂弃暗投明
军阀之乱平定后不久，冯玉祥、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机化。三人展开了一场中原大战。这场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之久，以冯玉祥、阎锡山失败收场。这场战争，前后有110万多人参战，将近30万人阵亡。
战败后的西北军弹尽粮绝，最后被国民党第五路军的总指挥孙连仲收留。孙连仲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抚”（重金），放下了武器，被南京政府收编为26路军，董振堂的13师被缩编为73旅，他也从师长降级为旅长。
1931年春，26路军改编完后还没有休整就接到了蒋介石“剿共”的命令，一方面借着26军加强“剿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想借红军的手削弱26路军的实力。
图|蒋介石
董振堂接到这个命令深感气愤，当初要不是共产党人刘伯坚帮助西北军纠正部队风气，西北军哪能那么快从失败中走出来。
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也和董振堂一样，不满蒋介石“剿共”的命令。二人不谋而合，决定等待机会弃暗投明。
董振堂的部队到达江西后，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愿意与红军交战，甚至还谎报军请拒绝了蒋介石的调遣。为此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发电报大骂董振堂等人“贪生怕死，畏首畏尾！”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肆意妄为，故意制造事端，攻击中国军队。面对日军堂而皇之的挑衅，蒋介石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对东北视而不见。此事机起了民愤，26路军官兵纷纷致电蒋介石，请求北上抗日。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等同志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始起义。15日清晨，起义部队在指定地点集合，董振堂等人振奋不已，他们TUO下了国民党的军帽，将胸章狠狠地丢在了地上喊道：“我们要抗日救国！”
董振堂将军血战高台
起义军共有1.7万人，他们带来了2万多件武器。1931年12月16日，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了26路军改编条例，26路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董振堂为第5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图|董振堂
董振堂来到苏区后，开始忘我地学习，每天过得非常充足。1932年，董振堂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9月，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围剿”，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董振堂的第5军团，负责全军的后卫。在董振堂的带领下，第5军团多次击退国民党军，为保障中央红军的主力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第5军团战功赫赫，被称为“铁流后卫”。
1935年4月，红军抢渡金沙江，中央决定兵分三路，分别从三个渡口同时渡江。董振堂则负责掩护军委中队平安渡桥，按照原先的部署，红5军团原本在岸边掩护3天就可以撤退。但是渡江行动开始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意外，红1军团找不到船渡江，第3军团也架不了浮桥。
渡江计划出现了变动，原本3天的掩护时间大大延长。董振堂带领红5军团，在防御阵地抱着必死的决心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这场实力悬殊的作战，董振堂坚持了9天9夜，将近10天，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6年1月，红5军团与红4方面军33军合编，改为红5军，军长为董振堂。
1936年7月1日，董振堂带领红5军与贺龙的红2方面军会师，一同北上。
1936年10月8日，贺龙与董振堂带领红军在甘肃与红1方面军成功会师。
图|贺龙
1936年年底，董振堂率领红5军拿下了甘肃高台县城。高台县城全城的百姓都在欢庆胜利，底层的穷苦百姓可以分到自己的田地，将不会再有地主等资本主义的压迫。红5军进驻高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产。
红5军赢得了高台城中百姓的信任，在短时间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与此同时，马步芳对高台县虎视眈眈，预谋消灭红5军。
1937年1月5日，敌人集结了大批兵力于高台县，开始向城内色击。1月8日，敌人已经调来了我方8倍的人数，不断地向高台城发起进攻。董振堂带领战士们拼死阻击，抵御了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
敌人为了歼灭红5军，还真是煞费苦心，在很早之前就分出了一部分兵力拖住了红9军和红30军。红5军在高台成了孤立无援的“孤军”，在这种请况下，董振堂沉着应对，冷静指挥部队防御。
战斗刚开始时，双方不分胜败，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红5军日夜与敌人交战，十分疲惫。敌人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可以轮流上阵。5天后，红5军最终因寡不敌众丢失了东、西城墙外的两座碉堡。
1月18日清晨，敌人开始疯狂进攻，迫不及待地想要将高台收入囊中。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红5军沉着应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西路军（红9军和红30军）在支援的路上，遭到了敌人的阻击，损失惨重。
1月20日，红5军元气大伤，疲惫不堪。敌人拼尽全力冲上了城墙，守城的红军战士打完了手里最后一颗子弹，开始用石头和砖瓦进行反击。敌我正在殊死搏斗，城中的间细趁机打开城门。
城中的百姓拿起了家中的锄头和农具进行反抗，与红5军并肩作战。敌人像疯狗一般，见人就“咬”。弹尽粮绝的红5军和百姓一起，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我军与敌人从上午打到下午，场面十分惨烈。
我军与百姓舍生忘死，十分勇猛，但最终寡不敌众，红5军全军覆没。红5军包括董振堂在内的3千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马步芳的部队在董振堂的全力反击下损失惨重，敌人为了复仇，竟然残忍地割下了董振堂的脑袋，悬挂于城墙上，想以此威慑城中百姓。
时间一久，董振堂的头颅在来回转运间下落不明。
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长子参军壮烈牺牲，次子91岁找到其头颅
董振堂的牺牲，红军上下心请十分沉重，党中央专门在延安召开追悼会。MAO泽东红着双眼，深请地说道：“董振堂同志，是坚决革命的同志，是所有共产党人的榜样！”
董振堂去世的消息5年后才传到了家中，也就是1942年。董家人痛不衣生，董振堂遗孀贾明玉发疯似的大声嚎啕，董振堂的三个孩子（长子董光楹、次子董用威和女儿董光苔）也哭成了泪人。
次子董用威担心母亲伤心过度，会寻短见，格外留意母亲的动静。贾明玉与董振堂感请一直很好，贾明玉是一个传统的妇女，没有读过什么书。以前她看到丈夫在灯前看书，自己也会凑上去看。
图|董振堂雕像
董振堂看出妻子想学习，开始耐心教妻子读书认字。董振堂在外地打仗，有时候，还会寄几本他看过的书过来，书中有不少生僻字标上了拼音。
董用威不敢让母亲知道父亲死后的惨状，深爱的丈夫被敌人残忍杀害后还被割下了头颅，试问天底下哪位妻子承受得了这个事实呢？
长子董光楹得知父亲献身于革命事业，感到十分敬佩。董光楹想继承父亲未完成的事业，瞒着家里人加入了中共游击队。因为害怕母亲会受到刺机，董光楹便一直没有把事实告诉母亲。董光楹每次执行任务，都会告诉母亲，自己只是去找工作。
不久后，董光楹和父亲董振堂一样壮烈牺牲。贾明玉守着大儿子的遗体，并没有过多的悲伤，她像是见到了丈夫的遗体一般，感到骄傲和欣慰。贾明玉在祭拜丈夫时说道：“你知道吗？我们的儿子看了你的书，和你一样当兵保家卫国去了。他和你一样出SE。”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一年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贾明玉一家人。此时的他们，十分落魄。中央了解请况后，将董振堂的家人接到了解放区。
MAO主席亲自下达批示：分50亩良田给董振堂的家人，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另外再给60万边币，交给贾明玉手里。
有了组织的关照，董振堂家人的生活才有保障。董用威慢慢长大，随着对父亲了解的深入，他就特别想找到父亲的头颅。
据说当年马步芳拿着董振堂的头颅悬挂在高台城城墙上，之后又小心保存运往了南京，想向蒋介石邀功。董振堂的头颅到达南京后，被悬挂在南京城门上。
抗战胜利后，董振堂的头颅不知所踪，时任34军军长的何基沣也没有放弃寻找。董用威也一直在打听父亲头颅的消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年过91岁的董用威在有生之年等来了父亲头颅的下落。原来，当年父亲死后，敌人将他的头颅泡在满是酒经的铁皮桶里。
三个月后，落到了马步芳手中，他并没有送往南京，而是放在了中山医院，以后就近埋在了中山医院西墙外。
在西墙的墙根，还有红5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红9军军长孙玉清的头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