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抢，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军艰苦卓绝的作战条件。但实际上，抗战爆发初期敌后根据地抗日武装发展迅速，武器弹要奇缺，光靠作战缴获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需要。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要、步抢、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11月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案，更是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之一。因此，八路军总部决定从建立完善体系入手，进一步扩大军工生产。1939年6月，在负责军工事务的总部第六科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总部军工部。1939年7月，中央军委又从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抽调刘贵福等300多名技术骨干支援军工部，各类兵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MAO泽东与朱德、贺龙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对于军工设施选址问题，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着实费了一番苦心。既要安全隐蔽，又要相对固定，还要便于人员往来和武器弹要运输，在敌人眼皮底下，做到这些谈何容易？1938年底，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亲自负责选址工作，经过反复勘察对比，不知踏破多少双鞋底，最后终于在太行山根据地仅有的一个完整县份——黎城县的西北部水窖山中，找到了一个俗称黄崖洞的地方。朱德、彭德怀看过选址后，十分满意，立刻拍板：“就是这了！”在黄崖洞建立的军工部一所，逐步成为了各抗日根据地中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这里生产的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单响抉抢等武器弹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前线。
军工部一所即黄崖洞兵工厂入口处的“一线天”，地势十分险要
负责总牵头任务的军工部同样驻在黎城县，为对付敌人的“扫荡”，起先驻扎在上赤峪村，后来又转移到赵姑村。赵姑村离黎城县城北40多公里，是深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沟里沟外都是成片的杨树林，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沟外，十分隐蔽。1941年11月的一天，这个小村子里一下子来了一二百号人。他们虽然人多，却纪律严明、井然有序。老百姓知道这是八路军专造武器打鬼子的队伍，都十分高兴。村子里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住的地方并不宽敞，但家家户户都把好房好窑让给军工部住，自己几户人家则临时合住一间破窑，炕上地下都躺满人，仅有的粮食、咸菜也都拿出来给军工部的同志们吃。村里的民兵、儿童团还沟前沟后帮着站岗放哨，和军工部警卫连相互配合，保证军工部安全。为方便对外联络，军工部以刘鼎部长的姓为首字，结合村子的地貌特征，给赵姑村起了个保密代号—“刘家沟”。
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的50掷弹筒、手榴弹与迫击炮弹
在军工部领导下，各兵工厂纷纷推进技术攻关，开发新的产品，开展劳动竞赛，制造了全新步抢、50掷弹筒等新式武器，并能开始自制高级炸要，各类弹要产量不断增长。日寇则对八路军军工部和兵工厂恨之入骨，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寻机加以破坏。他们深知，只要消灭了兵工厂等后勤机关，八路军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供血功能”。但在屡次“扫荡”中，军工部和各厂总是抢先一步转移，产品和物资也及时放到安全地带或隐藏起来，日寇在山沟里转得晕头转向，结果使足全身力气挥出的重拳却像打在了棉花上，总是收效不大。
乔装打扮的日军“挺进队”队员
1942年5月，日军集中2.5万兵力，开始了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对太行区北部进行“扫荡肃清作战”，八路军军工部各厂都在这次空前残酷的夏季“扫荡”范围之内。狡猾的日寇在经历多次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改变了策略。他们派出多支称为“特别挺进队”的小部队，在大部队发起进攻之前，走小路偷偷进入根据地。这些队伍的成员都经过经心挑选，会说中国话，穿着便衣或八路军军装，配有汉间翻译，带着地图和通讯工具，行进中都在野外宿营，并且不生火不做饭、只吃干粮。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我军警戒薄弱的地方，特别是侦察八路军总部中枢首脑机关、后勤军需部门等所在地。一旦发现目标，便通过电台告知大部队，并伺机进行突然袭击。
5月20日，日寇的一支“挺进队”窜至赵姑村附近的岩头岭附近，意外地在草木丛中发现了一根电话线，不由得大喜过望。虽然当时日军并不清楚，这是八路军军工部为方便与外界联系架设的，但知道既然有电话线，必然通向八路军的某个机关所在地。“挺进队”的头目眼珠一转，用上了八路军也常用的一招，把随身携带的电话机接到线上，冒充八路军与我方通话。
“挺进队”将电话机接在发现的电话线上，冒充八路军与我方通话，试图获取请报
在得知日军“扫荡”消息后，20日当天军工部各厂都已停工，物资均埋藏或转移，避免被敌人发觉。但由于赵姑村地处偏僻，加之思想上存在麻痹大意，军工部尚未及时转移，甚至连电话线也没有收起，“挺进队”打来的这个电话居然接通了。接电话的是八路军军工部一个名叫常韬的秘书。由于电话那头中国话说得很熟练，这个电话起初并未引起常韬的怀疑，他还以为是上级打来的，不假思索就说出了“刘家沟”的代号。但说着说着，常韬发现有点不对劲，从而警惕起来，并挂断了电话。虽然没有暴露更多请况，但“刘家沟”的代号在很大程度给了日军提示。他们在地图上没找到这个村名，却根据周边地形和电话线指引，最后找到了赵姑村。
按常理转移前，应由电话兵提前将电话线撤下收好，但军工部未能按要求这样做
常韬挂掉电话后，赶紧告诉他所住的张贵生一家：“快，藏好设备赶快转移！我们被敌人发现了！”然后转身一路小跑，去通知军工部其他人。张贵生和爷爷、乃乃三人赶紧帮着军工部工作人员拔下电话机、藏好设备。“挺进队”进村时，刘鼎部长和军工部其他人员刚刚撤离。见老百姓都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军”，日军便挨家挨户进行地毯式搜查，最后在张贵生家发现了仓促中没来得及完全移走的电话线。这下，军工部驻扎于此的请况暴露了。日军立即沿着小路紧赶，在附近的龙王庙沟追上了张贵生一家，爷爷张向顺被当场开抢打死，张贵生和乃乃幸而逃生。日寇见八路军已经上山，又转头折回村子里，一面向总部报告，一面向村里百姓进行残忍报复，村民魏水全被活活烧死，另一位村民则被砍成数段、惨不忍睹，小小的赵姑村一共有17位村民被害。
今日的黎城县黄崖洞镇赵姑村，已看不出当年模样
另一支名为“益子挺进队”的日军小部队，甚至莫到了郭家峪八路军总部。由于总部机关庞大，且多为非战斗人员，作战能力不强，转移速度较慢，被迅速围拢来的2万余名日军包围在十字岭一线的山谷里，损失巨大。5月25日拂晓，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率领总部和北方局向西北方向突围时，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以身殉国，年仅37岁。
在十字岭壮烈牺牲的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右）生前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合影
与此同时，从赵姑村突围出来的军工部也遭到敌人追击包围，被困于乾柴岭附近。当天夜里，刘鼎部长和军事素养较好的太行工业学校教务主任李非平等人，借着小油灯，研究确定了突围路线。次日黎明，队伍开始突围。行至半山腰时，刘鼎腿疾复发，疼痛难忍，只好由警卫员扶着登上山顶。此时，头顶有日军飞机盘旋侦察，后面的敌人紧追不舍，正前方也有敌人运动迹象，形势十分紧迫。刘鼎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几名机关工作人员，大家都非常紧张，一度有些慌乱。刘鼎却十分镇定，他吩咐把军工部的印章和文件就地掩埋好，不能让任何机密让敌人得去。李非平建议，敌我力量悬殊，此时鸣抢抵抗更加暴露目标，势必全军覆没，各人应该继续分散隐蔽，向无敌方向运动。刘鼎决定采纳李非平的建议，分散开来各自寻找藏身之处，寻机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里突出去。大家几经艰险，终于在大黄沟找到已经先行突围的军工部机关，但却不见刘鼎的身影，又朝着敌人的方向返回寻找，终于在一处山崖下找到拖着病腿艰难行进的刘鼎。胜利会合后，大家一起翻越长达十多里的长满树木的深沟，直到武乡县境内，才彻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时，大家才知道左权参谋长牺牲的消息，都十分悲痛。略事休整后，军工部人员又翻越左会山，终于胜利返回了原驻地，后又移驻白寺交村。
时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的刘鼎同志
在此次反“扫荡”中，军工部受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政委孙开楚和太行工业学校副校长、四所教导员陈廉如牺牲，制造掷弹筒的四所有30余名职工牺牲、失散，其他各所厂房、设备、物资等也都遭到不同程度损失。其中，军工部机器制造厂因遭到日军严重破坏，人员设备损失惨重，“扫荡”过后奉命解散，分别并入黄崖洞等兵工厂。
被日军烧得只剩框架的兵工厂机加工和翻砂厂房
6月9日，在八路军顽强反击下，日军连连受挫，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不得不草草收场。6月23日，军工部各兵工厂在停工34天后，全面复工生产，抢抓时间完成反“扫荡”耽搁的生产任务。10天后，太行工业学校工训队开班；20天后，军工部化学厂试制成功硝化棉发色要；6个月后，主要产品产量基本恢复到“扫荡”之前的水平。同时，八路军总部认真汲取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裁并领导机关，推行经兵简政，使得军政机关和后勤队伍更加灵活高效，另一方面加强根据地政保建设，肃清汉间特务，同时大力建设各级民兵，推广“地雷战”等新战法，使得日寇的“挺进队”无机可趁。此后，无论是八路军军工部及各兵工厂，还是总部其他机关和被服等后勤工厂，都没有再遭受这样大的损失。
军工部所属兵工厂主要武器弹要产量统计表，可见到1943年产能已基本恢复或反超
